岳永逸 ｜ 遭忽悠的老鬼和新鬼
昨天，万圣狂欢夜，好多小伙伴对出去嗨啦。这样一个与“鬼”有关的节日，竟然充满了孩童的俏皮，也是颇值得玩味。其实，西方的万圣节和我们中国人的中元节一样，都充满了对鬼魂的敬畏和好奇。今天推送两篇与“鬼”有关的文章。
本文摘选自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
岳永逸 ｜文
中国当下的鬼节，可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研究，也可以采取相对传统的路径，如从亲属制度与地域社会的关系进行观察，还可以从其在中国节日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来审视。原则上而言，这些视角都还是比较偏重传统的鬼与人的关系，即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的定义和鬼与人的区隔来厘清其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
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屈原对楚地巫风的经典写作，《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艺作品，至今在东岳庙等很多城乡寺庙以及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重现的七十二司、十八地狱等，显然从不同角度定义着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鬼”。
鬼在人、神、祖先之间，亦正亦邪，会与其他三者，尤其是与人形成“礼尚往来”的功能性互惠关系，并存在升迁转换、起降浮沉的多种可能。受柳田国男《远野物语》、《石神问答》、《日本之祭事》等著作的影响，周作人发现民间宗教是日本的人格特质和文化中心。
在《我的杂学》中，周作人有这样的断语：“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这些乡土社会的常识，被20世纪以来大量的海内外民族志描述、归纳、总结，成为认知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效的入口与范式。
遵循这一基本认知，来观察探知鬼节以及鬼文化中的鬼，均可以简括为关于传统的“鬼”，即“老鬼”、“旧鬼”的研究。
事实上，与伴随改革开放而生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又主要生活在大小都市或者憧憬、实践着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群的鬼与80年代前出生的人群的鬼大相径庭。当然，80年代前后的划分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是相对的，有着地域、族群以及个体的差异。对于后者而言，年龄越大的人所了解、知道、实践的鬼就越老旧，与前者知晓的鬼相距更远。如果全面关注中国当下的鬼节，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对相对传统的老旧鬼文化、鬼符号的再生与利用，尤其是年轻一代心目中的鬼的能指、所指及其实践与运用。
在现代化程度越高或者说都市生活观念越盛行、生活方式越浓烈的地方，老鬼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越遥远。
远观之，伴随鸦片战争以来近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化历程，鬼都是被不同年代的社会精英要祛除的观念及事实。出于兴西学而国库又空空如也的实情，肇始于清末的“庙产兴学”就开始了驱神的步伐，连带的当然是驱鬼。民国的立法更是直接在滋生于基督教文化的科学、文明、理性的标准下，将传统的鬼“非法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在强大的本土文化革新欲求之下，长期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鬼也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合法性、道义的合法性和文化制度的合法性，与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紧密地混搭一体。鲁迅的《祝福》、《坟》等不少篇章都是在反复理性地正视鬼（虽然不乏挣扎与窘迫），警醒国人鬼的荒诞性。包括启蒙者在内的历代精英阶层驱鬼的执着，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层面直接对鬼驱逐的呼声似乎减弱减少，但在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让生活更美好等为名义的系列实践操作层面则延续了对鬼的驱逐历程，而且釜底抽薪式地断绝了鬼生存的空间、物质基础与载体。
首先，火葬的强力推行，使将死人由人变为鬼的烦琐冗长的仪式行为渐渐淡出年轻人的生活。其次，因应建设发展、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准的需要，大小城市包括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多原本萦绕房前屋后的坟地不停地往外搬迁，抑或是因为大型工程项目的修建、生态发展与发展旅游等原因，大批量的人口群体性地迁离祖居地，人们不同程度地斩断了与祖坟之间的联系。原本互为关联也近在咫尺的阳宅—阴宅的空间位移、隔离与决绝，使得鬼的生活场所——坟地/阴宅——退出了年轻人的视野。原本繁复立体并不乏神圣与神秘色彩的空间感、地方感在年轻人这里变得阳光灿烂且均质、简单。
再次，教育中鬼的消逝。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方位实施，无论城乡，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三四岁前后就进幼儿园接受学校教育。父母出于对子女的爱护，也因认为丧礼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无关紧要，遂少带孩子参加左邻右舍的丧礼。火葬的推行，“倒头饭”等与鬼直接关联的仪式行为也远离了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不但如此，以“考”字为中心，虽以健全公民培养为旨趣，以科学知识为准绳，但功利性极强且远离乡土知识的学校教育同样没有了鬼的内容。直到90年代初期，中小学课本还选有的鲁迅《祝福》、《坟》等篇章的本意就是教育青少年一代不要“迷信”鬼。
鲁迅为《坟》设计的封面
仪式、景观与教育的全方位退却和对人身体不同的规训、管理策略，使得“80后”与“80前”等代际群体对于鬼的感觉迥然有别。2004年元旦节前后，北京西单中友百货广场前形似“竖筷插碗”的雕塑，直接引发了老少两代之间不了了之的争吵。
至少对于1970年前后出生在边远山区的人而言，鬼是“实在”的。自家的坟地就在阳宅的左近。因为城乡有别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家里、族里的长辈过世以及横死者的葬礼，老中青三代都很少远离现场，怎么样将一个死者装进棺材、埋进坟墓，在头七、七七、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怎么祭祀，年少者都是历历在目甚至亲身参与的。一个人死了，但是其在两三年之内是不会远离家庭以及社区生活的。到鬼节，虽然要到坟地烧纸、烧香、放炮、上供，但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则主要是在路边、水边、十字路口等处。这时，长辈会讲家鬼与野鬼、厉鬼的不同。溺水、上吊、喝农药、车祸、跳楼等横死或夭亡，并被埋在阴宅之外的荒郊野地的事实，会被再次强化。寿终正寝之外，肉身终结的另一种普遍事实，会在追忆、讲述与路边的祭仪中回到米尔恰·伊利亚德反复强调的“原初”的时间与空间。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空感觉会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原初时空的重现而再次强化。
其实，因为例行性地经常在自家坟地走动，小孩对自己变成鬼的祖先很少有恐惧感。但是，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走到别处别家的坟地，尤其是面对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磷火——鬼火，能绕开就会绕开。这时，同是坟地，同是鬼，却有着不同的属性和亲疏远近之别。观念中的鬼也就按照一定的顺序渐次排列开来，相应的社会空间层次感、亲疏远近感油然而生，并内化为个体身体无法替代、难以传递的“完美直觉”，如影随形，相伴终生。正是在对鬼密布的生活时空的反复体认和仪式与非仪式化的身体刻写中，经历从被动的规训到内化为自觉、直觉的主动实践，80年代前出生的个体实现了其社会化成长的生命历程。
整体而言，“80后”的鬼观念的形成过程“与80前”迥然有别，“80后”更多的是主动追寻与娱乐性植入。虽然自小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了（老）鬼，但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们自己连同存身的社会又有目的、有意识地不同程度地植入鬼——与个体时空体认、身体刻写、生命经验无关的外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新”鬼。除了幼时可能偶尔听到长辈讲述鬼故事，由于学校教育程度普遍偏高，“80后”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以不同方式呈现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了解鬼，在大学宿舍卧谈、网聊时讲述鬼，从港台、欧美的鬼片，尤其是新近盛行的西方“吸血鬼”系列片中一惊一乍却又乐此不疲地观赏鬼。从这些渠道形成的鬼观念，显然主要是对在相当长的时期与人们以不同方式朝夕相处并成为人们感观世界与认知世界一部分的老鬼的利用与再创造，是远离身体、生命经验和直觉的“鬼”。
《倩女幽魂》中王祖贤扮演的“小倩”
因此，鉴于当下发展的地区差异，如果没有意识到都市生活、“80后”对老鬼的演绎与消费，没有认识到“鬼”这一关键符号（key symbols）的适应性及其发展变化，那么对当下鬼节的观察和思考就会有着相当的局限，甚至会被静态的视角左右。
作为当下都市和发达地区的重要娱乐方式，影视表现出了对鬼符号更多的兴趣。通常意义上的鬼片有三个源头：内地的《搜神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港台的凶杀、情杀以及凶杀兼情杀而产生的怨鬼、厉鬼、情鬼；西方的“吸血鬼”系列等。不仅是重在收视率和票房的休闲娱乐片如此，近些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也不同程度地嵌入“鬼”的因素，或是具体的鬼形象，或是心魔之鬼，或是二者的混搭。
电影《暮光之城》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吸血鬼
如果说拥有大量年轻观者的鬼片消费主要属于娱乐和精神层面，那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人们也在日常生活中将消费的鬼符号实体化，有意识地也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地重新植入鬼，培育关于鬼的观念。事实上，当下鬼片多少有些仪式化地上映，尤其是大造声势、风雨欲来的首映，就很有些类似于当年一个戏班开台唱戏时常有的敬神驱鬼的仪礼（如唱“鲁班踏七星”、“关老爷镇守戏台”等），后者正是在50年代起就明确被视为封建迷信严厉禁绝的。
21世纪以来，在老胡同越来越少、老北京味儿越来越淡、硬件设施日新月异的北京，除了“八大凶宅”再次成为话题，被不同的专家义正词严地著文考证外，公交车、出租车上的鬼故事——消失的搭车客——也被传得沸沸扬扬，并引起记者的调查求证和学界的关注。因为诸如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都是曾经大片坟地的所在地，当下校园的鬼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大致与不少城乡庙宇兴致勃勃地重整十八地狱，景观化地再现鬼的世界——“地狱”同步，北京一度异常兴旺的“鬼街”更是将鬼这一关键符号实体化、景观化、仪式化的典型例子。好端端的饭馆一进门却黑灯瞎火，在里面黑漆漆地吃完。虽然从头到尾都是漆黑，却门庭若市。这样的场景一度被网络等传媒高调宣传，年轻人趋之若鹜。
与不知或有意遗忘中国古老的傩戏传统以及近在咫尺的京剧脸谱不同，在北京众多高校的校园娱乐生活中，源自西方明显有着“装神弄鬼”色彩的假面舞会被作为一种文明、健康、新潮的娱乐，得以名正言顺、有声有色地举办。
与老鬼明显不同的是，在这些重新植入与消费中，鬼实际上已经基本转化为可亲近、把玩以及寻求刺激的诸多符号，少了与老鬼连带一体的敬畏感以及陌生感和恐惧感。换言之，与老鬼主导人、规训人不同，在新鬼与人之间，完全是人主导鬼、规训鬼。这样，重新植入了鬼符号的日常生活，骨子里仍然是个无鬼的世界。
在现代乡村，可能观看的人并不多，也与村落生活的关联性减少，鬼戏长期处于衰歇状态。但因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无论是可视的古戏台还是地方戏剧，出于申报以及保护的需要，那些一度被明令禁止的目连戏、驱鬼（也是安抚鬼）辟邪的醮仪、傩仪在近些年又纷纷被请了回来，搬演上了舞台。
事实上，无论是老鬼还是新鬼，这些与鬼相关的文化生产和实践正在日益成为以都市生活为主导或主体的现代生活，尤其是成为年轻人生活的节点和亮点。因此，对直指鬼文化的“鬼节”的研究，在顾及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代际的多重关系中的鬼时，还既应兼顾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即中、日、韩、越南等东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现象，也应兼顾基督文明中“鬼”文化月白风清式地“东征”与渗透。这样，对与时俱进也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鬼节的描述、讨论将会更加全面深入。
附记
本文写于2012年7月，后以《被消费的鬼：鬼节中并呈的老鬼和新鬼》为题刊发于同年出版的《节日研究》第六辑“鬼节专辑”。刊发前校对文稿时，河南周口地区“平坟运动”之“社会戏剧”尚在平静而有条不紊地编导、排练、演出中，尚未成为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也“揪心”的“新闻事件”。
与文中提及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平坟实况相较，由周口地方政府强力推进的平坟运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活人”与“死人”，即人与鬼抢地征战的最大闹剧、讽刺剧。“人”不是周口地区千百万“不孝”的子孙后代，而是利欲熏心、头脑发热，要政绩、要升迁，以“发展”、“建设”、“革新”为名的地方官员。“鬼”不是别的，既包括有名有姓的千家万户的先祖，也包括无数埋葬在这块大地上早已不知名姓的“孤魂野鬼”。作为地方政府的重大行政举措，入土已安的“鬼”再次被高声地“忽悠”，被剧烈地戏耍、蹂躏、糟蹋、揉搓。但是，地方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武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历时数月平、毁的数百万个田间地头的坟头，仅仅在2013年春节、清明节前的两个夜晚就被千千万万百姓悄无声息地拢、圆了起来。
真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或者仅仅是顺应自然更替的冬死春生，枯而后荣的循环往复，并无多少玄机、奥妙。周口大地的乡野、风土、景观、礼俗俨然并未经过2012年暴风骤雨般的洗礼、摧残。“鬼”依旧安居于故土，依旧被生者追思，膜拜，嘘寒问暖，卿卿我我。
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拿“鬼”来说事，做文章，而且是大做文章？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社会戏剧”黯然落幕后，已经有了很多的文字写作。其中，声情并茂、理性而率真的写作，也能让人一气读完的，是刊发在《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年第3期上，作家陈廷一的长文《魂殇——河南周口市“平坟风暴”调查与冷思考》。
无论是传说、传奇，犄角旮旯的地方戏，还是洋气的小提琴协奏曲，化蝶的“梁祝”都动人地诉说着，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世代生活的人们对永远都不会了的“人鬼情缘”的痴迷、沉醉。人鬼是否能相安无事，情深意长地相依相偎、和谐与共？这依旧是摆在正在大踏步城镇化、都市化的中国面前的一道不小的难题。以此意义而言，无论是内蒙古的巴彦淖尔，还是声势浩大的周口，以“移风易俗”、“发展”、“保土地红线”等名义进行的平坟运动的出现都有着其必然性。只不过是阴差阳错的时势不知趣、不识颜色、不合时宜、死皮赖脸、生拉活扯地选择了这两个“鬼”地方！
显而易见，外在的“碍眼”、“碍事”的大小坟头无关紧要，“鬼”的有无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众生，尤其是正当道、得势的官媒精英，自己心中是否有“鬼”，有的是什么样的“鬼”！
201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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