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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符号 | 铎形符号:与“王”同行的贵族符号?

巴蜀符号课题组 青铜艺术 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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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铎形符号


玺印在中国古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玺印不仅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关系的凭证,还是一个时代经济活动的信物。


巴蜀玺印更是古巴蜀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文物,一方面其出土量较大,为古巴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其上满载的“巴蜀符号”(少数载汉字或混有两种)更是将其与寻常中原文化古印相区别,独具神秘魅力。


▲战国铜印,圆形,桥形钮;直径41毫米,高27毫米

来源:《巴蜀青铜印》/高文 高成刚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42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铎形符号,目前而言,就仅只发现于巴蜀玺印之上。这与从前我们介绍的几类巴蜀符号集中出现在兵器上的情况截然不同,或许意味着铎形符号在巴蜀符号体系中具有极其特殊的意涵。


常见的铎形符号是这样的:

▲铎形符号示意图,摘自:严志斌,洪梅.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四川文物,2015(05):53-58. 文中,二位作者认为上文印章文字方向应该是颠倒过来的,即上下调转180度。


此类符号一般上半部为铲形,顶部下凹形成两尖角,下端方正,两边各凸起三齿(有的铎形符号三齿在内部),最下则为一柄状线条。


应当说明的是,称其为“铎形符号”并非意味着这一符号的含义为“铎”。


这类符号的确切含义目前仍无法确定,学界对此也有“牙彰形”、“钟形”和“铎形”等多种看法。在此,为行文方便,沿用李学勤先生的命名,将此类符号统称为“铎形符号”。


巴蜀铜器文物,尤其是印玺,大量散落在民间而不见于发表,更多的铎形符号还亟待我们去发现、整理和研究,其特殊的意义亟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目前发现的铎形符号均出现于巴蜀印章,据严志斌、洪梅统计共有10件。


在这里,我们摘录了一些保存较为完整,内容较清晰的印章精品与您分享,也欢迎您能和我们分享您的独特看法和意见:


01

111                   


▲图片源自发掘报告《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

▲图片来源:《巴蜀青铜印》/高文 高成刚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43


战国铜印。


宽3.5、高1.4厘米。1980年成都新都县(区)马家乡战国木椁墓出土。


印文为一组巴蜀符号。下部两侧各立一人,伸手相握,手下置一罍。图形上部两侧又各有一口向上的铎形符号。


这枚铜印也是我们曾介绍过的,首次发现罍形巴蜀符号的文物。

输入      标题

02


战国中期铜印。


1981年出土于四川蒲江县东北乡。


此印由印和印套两部份组成,出土时印和印套结合在一起,印文朝外。印为正方形,长,宽均为2.8厘米,背有桥纽,高0.5厘米。


印文由五个巴蜀符号组成:居中为矢,左上是铎,左下为罍,右上似璧形饰,右下为四蒂纹(心形纹)。


▲参见:陈显双.蒲江县战国土坑墓[J].文物,1985(05):17-22.


03

输入   标题

▲来源:《巴蜀青铜印》/高文 高成刚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41


战国铜印。


于1994年征集于成都,圆形铜印,桥钮已残。


直径46mm,高27mm。


这枚铜印的铎形符号与其他印章中的都不相同,其外侧缺少齿状凸起,而是在内测刻画了三条凸起。


严志斌、洪梅认为这种符号也属于铎形符号(钟形符号),和先前介绍的几个铎形符号属一文之异。同时他们还认为这个印章中符号的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即为:

▲参见:严志斌,洪梅.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四川文物,2015(05):53-58.


铎形符号初探


如上文所提及,目前对这一符号的判读尚不确定。目前对这一类符号的称呼大致分为三类:“钟”、“铎”、“牙璋”。


实际三种解读都更多依靠对此类符号的外形的类比,缺乏绝对的证据,只能称之为一种猜想。


持“牙璋”一说的人主要依据两点,首先是牙璋前部形状与此符号形状一致,其次是在古巴蜀遗址中多有此类器物出土,证明牙彰在古巴蜀文化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牙璋,图片源自网络


且牙璋两侧也与此符号类似,有齿状装饰。▲参见:[1]吴怡.浅析铜罍在巴蜀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特点[J].四川文物,2002(05):37-41.)


但牙璋本身形态粗细较为一致,虽然有局部差异,整体任然呈现为长方形,与符号下部形态差异较大。


而持“钟形”说的人,则认为此物与青铜钟外形最为接近。这种观点认为,此符号应当为“钟”的象形符号,其两侧的凸起则表现的是钟枚。(▲参见:严志斌,洪梅.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四川文物,2015(05):53-58.)


▲巴蜀战国蝉纹钟,图片来源:《中国青铜器》卷13,编号193


这种说法似乎解释的有理有据,例如上图这件巴蜀文物,简直就和和这个符号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蝉纹钟,战国,高53cm,1992年茂县牟托村出土。


但是“钟形说”依旧不能自圆其说,问题在于目前发现此类符号的出现大多是歧尖朝上,似乎与钟在使用时铣部朝下的形态不符。

例如上图,以印文中人物为参展,很清晰的看出此符号与钟的常见方向并不符合。


而此类符号所表现出的这种方向性,却恰与铎、钲的使用方向一致。虽然目前尚未在巴蜀遗址中发现铎,却已有发现精美的铜钲。


▲巴蜀王纹钲、虎纹钲,图片来源:《中国青铜器》卷13,编号187、189


钲、铎使用方向均与钟相反,开口向上撞击出声;且身形较钟更显细长,与符号形态贴近。


但是若将此符号视为钲、铎,却又不能解释其上两边的齿状凸起,目前尚未有符合此符号形态的钲、铎被发现。


目前学界对此符号的推测大多倾向于一种礼器,因为玺印的器物特点更符合于承载此类文化上“崇高”之物,但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解释方向。实际上,对此类符号的解释应当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等待我们去探索。


同时,经过对这些符号出土情况的分析,学者发现此类符号更多见于川西蜀人聚居区,而峡江巴人聚居区目前则还未有发现。因此有学者认为此类符号或具有族群性特征,属于蜀人特有。


铎形符号常与“王”符号一同出现,而二者目前均集中发现于社会上层墓葬,而印玺本身也是常作为上层社会身份的表征,因此有学者也推测此类符号可能具有标识社会等级的功能。▲参见:严志斌,洪梅.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四川文物,2015(05):53-58.)


但是目前被整理出来携带此类符号的文物数量稀少,上文提及被确认载有铎形符号的10件巴蜀印章中,更仅有8件能确定发掘出处等信息。这些推论目前而言都难以被证实。


主要参考文献:

1、严志斌,洪梅.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四川文物,2015(05):53-58.

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 13 巴蜀.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3、高文、高成刚. 巴蜀铜印[M].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4、吴怡.浅析铜罍在巴蜀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特点[J].四川文物,2002(05):37-41.



           内容·编辑  杨登翔                     指导老师  胡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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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专栏由巴蜀符号课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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