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普通者各有各的普通 | 附赠《枪炮、病菌与钢铁》
在社科经典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人类驯化野生动物的历史上，也找到了这句话的验证。他将这个规律称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为什么人类历经千万年，只驯化了寥寥无几的动物为我们所用？许多看来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如斑马、羚羊，却从未成为过家畜。
贾雷德发现，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婚姻，也可延伸到人生的其他方面。对于成功，我们总想找一个只涉及单一因素的简单法则。然而，对大部分事物来说，要获得成功，实际上必须避免失败，只是可能造成失败的因素有许多，而且彼此互不相关。
许多物种无法被驯化不是因为古人才智不足，而是物种本身的问题。在14种始祖哺乳动物被驯化完成之后，人类已无计可施。4500年来，不管是土著牧人还是现代的遗传学家，都没有办法把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变成家畜。那么为什么是这14种动物被驯化，高尔顿所谓“注定永远是野生动物”的条件为何？
这个问题可以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寻求解答。驯化的候选动物必须具备许多特质才能脱颖而出，少了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功败垂成。探讨驯化失败的问题，戴蒙德总结了以下六点。
一是饮食习性。动物摄取植物或其他动物的肉，食物链之间的生物量转化效率很低。也就是说，要喂养一头1000磅的牛，需要1万磅的玉米；而如果你想养一头1000磅的食肉动物，就得喂它1万磅的食草动物的肉，而这1万磅的食草动物又需要10万磅的玉米来喂养。效率如此之低，以至几乎没有食肉哺乳动物被驯化当作食物。
二是生长速度。牲畜得长得快，才值得养。因此，大猩猩和大象就出局了，虽然它们都吃素，也不挑嘴，身上的肉又多。原因是：等它们长成要15年的光阴，有哪个牧场主人有这个耐心？
三是人工环境中繁殖的困难。和人类一样，有些颇有潜力的候选动物也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性行为。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类动物，几千年来人类驯化猎豹的努力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的性心情。
在野地里，一群猎豹兄弟追逐一头雌性，飞奔数日，雌猎豹似乎必须在这样粗野的追求过程中才会排卵、发情。在兽栏中，猎豹拒绝表演这样复杂的追求戏码。因此他们生育幼崽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四是性情凶残。哺乳动物的体型只要足够大，几乎都能致人死亡。猪、马、骆驼和牛都杀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特别乖戾，凶残成性。许多看起来条件良好的野兽，就是因为其性情凶残，人类才放弃了驯化。
五是容易恐慌的性情。大型食草哺乳动物对危险的反应不同。有些紧张、迅捷，而且风吹草动就能令它们拔足飞奔；有些则反应慢、神经粗，以群集避险，面临威胁时原地不动，若非必要，不会拔足飞奔。因此容易恐慌的物，一旦关进兽栏不是被吓死，就是在匆忙奔逃时撞上兽栏重伤而死。，新月沃地的居民曾捕猎瞪羚这种动物，奔逃的瞪羚则会盲目撞向兽栏，一跳可达30英尺高，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英里。
六是社群结构。几乎所有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其野生始祖都有三种社群特色：群居；群体中有明确的层级统制结构；群体的生活范围有重合，并不占地盘、分彼此。
有这种社群结构的动物是理想的驯化对象，因为人类只要掌控了统制结构，就控制了整个社群。例如被驯化的马群服从人类的领导，正是跟随群体中层级最高的牝马。幼崽在这样的群体中成长，对伙伴与大家相处的模式都会铭印在心。
相形之下，大多数喜欢独居、有领地意识的动物无法放牧。它们既不容忍同类，也不会将人类当作领袖，而且没有服从高层的本能。有谁见过一群猫（独居、有领地意识的野猫）跟在人类后面，或是被人“放牧”？每一个爱猫人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有服从的本能。
但也不是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可被驯化，甚至大部分都不能。
第一，许多群居动物的兽群是互相排斥的，地盘并不重叠。把两群这样的动物关在同一个兽栏里，其困难的程度就和把独居动物的两头雄性关在一起一样。
第二，许多群居动物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到了交配期间就开始分彼此、占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谁都不能容忍谁。大多数的鹿和羚羊是这样的，公羚羊到了交配期间就割地称雄、相互排挤，激烈地竞争生殖权利。
第三，许多群居动物，大多数的鹿和羚羊又包括在内，没有分明的层级统制结构，因此没有服从权威的本能（所以它们也无法将人类当成社群中的领袖，铭印在心）。有些鹿和羚羊虽然被驯服了，但还是无法像绵羊一样成群放牧。正因如此，北美洲的大角羊无法被驯化，事实上它和现代绵羊的祖先（亚洲摩弗伦羊）是同一属的物种。大角羊适合我们的需要，在很多方面都与摩弗伦羊相似，但是它有一个毛病，抵消了其他好处：不像摩弗伦羊那样温顺地服从层级统制结构。
由此可见，群居的动物虽然具有一些服从社群结构的习性，但一点遇到资源的争夺和利益的分配，就会即可分裂，产生竞争，这样的特征，在人类身上更是明显。
被召的多，选上的少
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人类驯化动物的成绩，有一个最令人困惑的特征：有些物种被驯化了，可是它们的近亲却没有，似乎没什么道理。结果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个物种有被驯化的潜力，其他的物种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排除了。
与大多数不被驯化的动物一样，人类的不幸，我们的不得志，存在各种诱因，只要碰上一个，就幸福不起来：饮食习性、成长速度、交配习性、性情、恐慌的倾向，以及社群组织的特征。少数野生哺乳动物能和人类结成伙伴，是因为它们在上述几方面都满足条件。
欧亚大陆的族群得天独厚，拥有最多可供驯化的大型食草哺乳动物。三方面的基本条件造就了这个结果：
其一是地理成因，欧亚大陆面积最大，生态最为多样，可供驯化的候选物种多。
其二是历史成因，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在更新世末期遭遇了大灭绝，几乎所有候选动物都灭绝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人类较晚进入澳大利亚和美洲，那里的动物不幸突然与狩猎技术高明的现代智人相遇，才遭到灭绝。
其三是生物成因，更新世结束后各大洲幸存的大型哺乳动物中，欧亚大陆的动物适合驯化的比例较高。研究那些从未被驯化的候选动物，比如非洲的大型群居哺乳动物，我们会发现每种都有特别的理由而无法被驯化。
人类驯化动物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大陆的发展差异，最终导致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平等。而这，也正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全书试图阐释的观点，人类不平等成因是复杂而多样的，没有一个成功的万全法则，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的兴盛，依靠无数环节的优势储备，厚积而薄发。
人类社会的命运亦然，如同一句古老的箴言所说：总是“被召的多，选上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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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枪炮、病菌与钢铁》，由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月最新出版，全面增补、校订译文，增加新版前言及作者亲笔撰写的“致我的中国读者”中文出版序。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全书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曾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被誉为人类大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奠定了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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