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横刀向天笑，未料世人把我笑！

清末国力衰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治贩子康有为，瞅准维新变法是门好生意，摇身一变成了甲午战争后，一颗璀璨的改革派巨星，他四处演讲，俨然圣人下凡，及百姓之所及，想黎民之所想，唾沫横飞地靠一张嘴吧嗒吧嗒就把钱给赚了。

变法失败后，康圣人卷起铺盖，携家眷细软明哲保身而退，流亡海外，继续兜售他的“信念”课程，并在全球多地方成立“保皇会”，会员达上百万之巨。“保皇会”保救的是大清王朝和大清皇室，至于能不能保得住，康圣人并不介意，这是他的生意，是生意就得有个好产品，清廷越发风雨飘摇，他的生意才能越做越好。

十六年的环球旅行，康有为食顶级佳肴、饮昂贵美酒、住豪华酒店、搂各国妹纸，逍遥自在徜徉人世。在北欧瑞典，康圣人花巨资买了一个岛，悠闲富裕名利皆收。而在国内，康有为出逃后，他的同盟伙伴们却是以死殉变法事业。

犹记得，康老板对谭嗣同慷慨激昂：保中国不保大清，兄dei，这是我的信念，believe me！谭嗣同一把鼻涕一把泪，激动地以为找到了三观一致的战友：兄dei，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要是在天有灵，作为曾经的好基友买岛，谭嗣同肯定会买了个表赠与康圣人，可惜没有机会了。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慷慨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虽然现在六君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民众的眼里却是“清奸”、“卖国贼”、“精西”、“西分”，在押付刑场的路上，他们饱受凌辱，愤怒正义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硬石块……

临刑前，谭嗣同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他放弃了康有为逍遥的生，选择了不为理解悲壮的死。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仁人志士一往无前，扔臭鸡蛋的群众前赴后继。

在鲁迅的《药》里，蘸着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华老栓庆幸小栓有救了，舒展开紧邹的眉头，将人血馒头放在火上烤得滋滋响，店屋里散满奇怪的香味，吃下去，病便好了，吃下去，我儿能活了。

结果的犯人是夏家的孩子，茶馆里的人议论纷纷，“这小东西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阿义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发了疯了。”店里的坐客，现出活气，谈笑起来。

崇祯三年，一个为大明王朝拼杀一生，令清军闻风丧胆的英雄将领袁崇焕，被磔刑处死，其尸身为百姓所食。处刑那天，剐下来的肉被围观者争抢，鲜血从齿颊间流下，边食边唾骂。功过黑白只在帝王间，群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公平、正义和真理，他们只需要被告知即可。

晚清名臣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背负“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中堂”的千古骂名。可知若没有他，赔付金额很可能是三亿两白银而不是两亿两，签完条约后，他口吐鲜血，悲痛欲绝。弱国无外交、可弱国是李鸿章一个人的责任，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只是为腐烂帝制擦屁股背黑锅而已。

二战时，张自忠将军奉命与日本人商谈华北事宜，遭举国痛骂，指责其为汉奸。台儿庄战役，身负骂名的张将军以劣势强攻板垣师团，激战五昼夜将其击溃。战后面对记者，一言不发，放声大哭。1940年5月，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一个被老百姓误解为汉奸的人，以死来证明清白，每一场战役他都抱着必死之心。活着难道不好吗？“汉奸”的诬名比死或许更让他难以接受。

后来很多年，有一段时间，群众们与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撕咬无辜者和驱鞑虏于历史有功之人，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和炽热忠诚之心。又过一些年……他们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的信念从未改变。

他们是一群自以为是的挨锅者，实际却是一群疯狂无知的暴徒。他们自诩为射灰正能量，讥讽谩骂异己人士。他们是正确的，永远是正确的，因为上面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而正确与不正确通常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上面人觉得。

臧克家有一首诗叫《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的很高，很高。

这首诗听起来非常振奋，但顺序似乎有些颠倒。有的人活着，他还活着；有的人死了，他已经死了。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的很高，很高；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现在猪肉很贵，我们却从不缺猪，但真缺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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