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从参与式设计到倾听式机制：城市规划和公众参与

类别：公众参与 城市治理

城市规划早已不再是城市管理者或者规划师孤芳自赏的游戏，早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因而必须有实质性的公众参与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基础。在国内，虽然《城市规划法》早已规定城市规划中必须有公众参与，但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公示期间首次对此进行较大力度改革尝试之后，步伐仍趋缩小，比如最近《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就明显谨慎得多。那么作为实施此项制度已经百年的美帝是如今是怎样的情况呢？最近，两位美国学者Kristen R. Moore和Timothy J. Elliott就发表了题为《从参与式设计到倾听式机制：城市规划和公众参与》的学术论文，对美国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性研究，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他山之石。（From Participatory Design to a Listening Infrastructure- A Case of Urban Planning and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Vol. 30(1) 59-84, 2016, DOI: 10.1177/1050651915602294）

作者指出，当前在公共规划项目中要实现参与式设计就需要大量复杂的数据，但是在一个以参与式设计形式进行城市规划的案例中,规划者难以有效地采用参与式方法来设计,因为他们忽视了收集在参与过程中公众的隐性需求（tacitknowledge）。结合常规大样本的、均质化的公众参与设计，与发现并满足少数人群容易被隐蔽掉的需求的倾听式机制，可能会增加以收集大数据和均质民主的城市规划的有效性。

2012年，PPWP(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s for the West Prairie Project, 2012)规划者使用相当标准的参与式设计策略（包括设计专家研讨会、宣讲和开放参观日），但是这些参与式活动中产生的公民知识似乎并不完整。虽然该项目包括标准的公众参与活动，但是，如果参与式进程中只收集某些特定的信息，就会忽视掉一些特定公民关注的问题和特殊需求。这种忽略的政治风险具有实际意义，可以产生支持只有少数强大决策者认同的观点的研究结果。

文章指出，PPWP项目采用的倾听机制就是需要一种积极的和有制度保障的方法来建立数据收集过程。收集大量的数据有时是必要的，使机构一级的项目合法化，不认为应该把这个放弃。我们认为，在公众参与规划设计时通过更加平衡的方式来收集数据，这样既可以通过采集有代表性的数据让项目合法化，并运用公众参与方法，以促进公正和民主的目的是参与设计的基础。

在PPWP案例中，收集的数据的方式除了通过网络进行民意的收集之外，采取了三种主要的倾听式参与方法：想法收集、愿景峰会和设计嘉年华。这样，收集的数据过程关注隐性需求的倾听方式与受限制的刚性数据收集过程有效结合起来。在愿景峰会上，这些限制尤其明显。向公民表达的愿景峰会的目的是让公民有机会优先考虑在思想收集会上收集的大量意见。有超过250名参加了愿景峰会，会议议程如下：

1．公民听取指导委员会成员概述该项目。2、公民学习使用键盘进行无记名投票。3、公民从第一组会议中获得了一系列连贯的想法。4、公民讨论小团体的想法。5、公民投票决定了哪些想法是最为重要的。6、公民实时查看社区回应。

 这个过程旨在实时揭示社区中的优先事项，并允许公民决定在最终计划中将会突出哪些想法。为了描述思想收集会议和愿景峰会之间发生的数据减少。例如很难将少数人关注的种族关系问题与思想征集会上提出的其他问题分开，如改善东部的住房，改善就业安置，努力发展社区教育，等等。然而，当乔（提出了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者）和其他公民来到愿景峰会时，优先考虑种族关系（或任何其他特别关注）的选择证明比最初似乎更难。公民的关注和想法已经被划分为五大类：people, play, prosperity, place andpartnership。公民在五个类别中的每一个中排名最重要的主题或目标。公民首先讨论了某个类别。例如，在摩尔的表中，有些公民认为，促进健康是支持公民的关键，其他人认为，地籍教育可能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还有一些人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是五年来最有希望的类别。公民只能选择一个选择，官方的投票结果和最终文件反映的就是这一个最多的人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纠正措施使项目更加注重研究设计，特别是数据收集。第一个也许最明显的研究设计纠正是收集公民提供的故事、叙述和其他知识，并将这些项目视为数据点。第二个更复杂的研究设计纠正涉及到数据的连续性。在PPWP中，最终报告强调了参加和贡献的公民人数众多，将数据收集过程反映出来。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数据收集，而且也是关于如何，特别是来自少数群体的公民如何或没有授权完全参与决策过程。首先，调整机制，包括所有级别的公民。第二，将公民的位置，隐性知识与传统规划实践的要素相结合。这种纠正措施可以促进公民与规划者之间可能更有效的合作气氛。

确实，文章的结论是：与所反映的美国对于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的研究与实践对于我们国家目前来说确实太过超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保障最大化的公共利益，当然文章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瞻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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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Bryson, J. M., Quick, K. S., & Crosby, B. C. (2012). Desig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3, 23–34. doi:10.111/j.1540-6210. 2012.02678.x

Dalsgaard, P. (2012).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large-scale public projec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esign Issues, 28, 34–47. doi:10.1162/DESI_a_00160

Jones, N. (2014). The importance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ctivist networks. In M. Williams & O. Pimental (Eds.), Communicating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46–62 Amityville, NY: Ba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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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835868_From_Participatory_Design_to_a_Listening_Infrastructure_A_Case_of_Urban_Planning_and_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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