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探索】用手机数据发现上海居民公园可达公平哪些差异？

类别：城市治理　

导言

人们越来越关注到城市绿色资源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的益处，最近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表明，有关城市绿色空间的可达性的研究是相当复杂的。尽管已有许多文献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但学者们对于如何准确衡量绿地的可达性依旧没有达成共识。最近同济大学的肖扬等三位学者就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研究方式，即通过强调公园使用者在时空上的实际活动中产生的海量移动数据来呈现他们的行为模式。

（文献来源：Xiao, Y., Wang, D. & Fang, J. (2019). Exploring the disparities in park access through mobile phone data: Evidence from Shanghai,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online first, Dec. 181(C):80-91.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8.09.013）. 

引言

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环境正义有着丰富的研究。一些作者在评估城市公园的社会公平时强调了无障碍的重要性，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采用GIS技术来衡量聚合空间单元内的潜在可达性。然而已有学者指出，无障碍测量的选择可能会影响空间不匹配和不公平的结论(Wolch et al., 2014)。尽管已有许多文献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但学者们对于如何准确衡量绿地的可达性依旧没有达成共识(Wolch et al., 2014; Lucas,2012)。

本研究将利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上海城市公园的环境正义。研究者们专注于人们真实发生的出入公园活动，并以可访问性为基础，利用从手机上收集的数十亿个匿名数据为样本来对居民进入绿色空间的行为活动进行描述。研究者们采用了社会地位法（SPM）的概念来进行三种类型的研究：平均绿色空间的进入率，每天的平均OD（起点——终点）距离以及分区（街道）每日平均花费的时间。

文献综述

1. 城市绿地可达性中的环境非正义

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总人口的70%，这使得可持续生态城市的建设成为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这就需要城市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关注城市中的生态机会提供是否被平等分配。

罗尔斯（2009）认为正义不应该集中在提供的社会商品上。现有的关于环境正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的社区中的环境设施的空间供应，特别是城市公园。现有的文献表明，关于绿地供应的公平研究似乎是很复杂的，且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结果。如今，环境正义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的从城市问题，之前的研究也表明上海确实存在公共绿地可达性的差异。

2. 衡量城市公园的可达性

环境正义与可达性之间的研究密切相关(Dai, 2011; Lucas et al., 2016)。最近，许多信息和通信技术已成为了超越传统地理访问的新机会。这些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方法包含了丰富非地理编码轨迹，可以用来表明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本研究利用真实的居民进入公园绿地的时空数据来实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模式。研究者们以实验的方式研究了数百万条匿名手机移动用户的轨迹，并假设城市公园的分布是否与上海的弱势群体相当，其中弱势群体被定义为年轻人、老年人、低收入者和国内移民。

研究场域和数据来源

上海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是连接中国和全球经济的“龙头”城市。2016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2.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3100元。就人口而言，上海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全球内排名第五。最近的上海总体规划(2035)非常重视在城市内提供绿色娱乐设施来推动城市的生态发展。因此，上海市是一个可以用来探究中国环境正义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城市。

本研究涉及多个数据来源。首先，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对上海市进行街道分区。其次，居民的移动位置和基站位置数据来自于上海中国移动公司，包括了2014年3月15日至2014年3月28日（10个工作日和3个周末日）。每天的数据记录平均数量约在6亿到8亿之间（包括用户ID，时间戳，基站位置号，事件类型，以及信号的经纬度坐标）。最后，本研究采用了上海的32个公园进行实地研究（图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于上述数据的处理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数据限制与识别。在统计之前，研究者们将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所有信息进行数字化。在14天的数据收集时间内，研究者们记录了大约2430万手机用户的大约100亿条信息。最后，研究者们排除了一些临时进入上海的人口，并确定了1370万居民用户的数据进行最终的计算。其中，识别公园使用的过程可以简化为：

1)确定用户的住所。研究者们在夜间（00:00-05:00）以60分钟的频率记录用户位置，如果重合时间超过五天则定义为居住地。

2)确定公园用户。研究者们在白天（06:00-18:00）以60分钟的频率检查用户的位置，以检查他们的位置是否对应于他们所在公园内的基站。

3)排除公园的工作人员。如果公园工作人员的位置重合超过五个，则将之排除。

第二，公园可达性的测量。通过移动定位来捕获出行数据。

第三，基尼指数和洛伦兹曲线。基尼指数是用于衡量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中洛伦兹曲线表示绿色空间访问级别的排序积累分布。

此外，研究者们将人口特征、社会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为自变量，居民的公园绿地进入时间和频率作为因变量。

实证研究结果

首先，研究者们检查了用户确定的居住地的分布并将此与上海市最新的人口普查（2010年）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它们的分布非常相似（图3）。图4显示了周末和工作日的居民绿色空间访问率、出行距离和休闲时间的分布。

其次，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工作日和周末的基尼系数最低（0.11）。这表明城市人口在上海公园花费的时间相当。此外，平均绿色空间进入率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所有基尼系数指数均大于0.5，工作日的不平等程度最大为0.72，这也意味着大约80%的绿色进入时间仅发生在20%的人群中。这是由于上海的32个公园分布不均，且在工作日时居民的空闲时间很少。第二，在出行时间方面，居民的绿色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大约有60%的居民进入绿地的机会有限。

最后，综合来看，研究者们对整个研究区域的结果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以确定绿色空间进入的空间分布是否与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总的来说，周末的手机数据所确定的绿色进入级别显示出城市人口之间的没有明显的差异。但该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首先，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特征与居民真实进入公园的频率有关，如年轻人和夫妇有更高的频率会进入公园。此外，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与较少的公园通行距离相关。最后，住房类型也与进入公园有联系，如商品住宅区和福利住房有着更好的公园可达性。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的方法重新审视了上海城市绿地空间提供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发现，即使在高人口密度背景下出现低于不公平问题，通过城市规划者的空间干预也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此外，研究者们通过应用ICI技术数据拓展了目前研究环境正义的框架。

但本研究依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该方法不能识别那些生活模式为日夜颠倒的居民，也不能识别那些短期进入公园的人。

尽管存在上述的局限性，但本研究证明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如那些高收入人群可能会拥有更多进入绿色空间的权利，即他们无需支付更高的费用就能获得绿色空间的服务，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在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中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地政府应该意识到住房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边缘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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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Bertram, C., Meyerhoff, J., Rehdanz, K., & Wüstemann, H. (2017). Differences in the recreational value of urban parks between weekdays and weekends: A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59, 5–14.

Dai, D. (2011). Racial/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Where to interven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2, 234–244.

Lucas, K., van Wee, B., & Maat, K. (2016). A method to evaluate equitable accessibility: Combining ethical theories and accessibility-based approaches. Transportation, 43, 473–490.

Rawls, J. (200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ch, J. R., Byrne, J., & Newell, J. P. (2014). Urban green space,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challenge of making cities ‘just green enough’.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25, 234–244.

Wu, F. (2017). Planning centrality, market instruments: Governing Chinese urban transformation under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 Urban Studies 00420980177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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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5624781881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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