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实施路径：参与环境治理如何影响环境结果？

参与环境治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

类别：公共治理

导言

面对当代环境问题，公共管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热衷于采用参与式和合作性的治理模式，以作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一种手段。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参与式治理，以制定和实施政策解决方案。但这种治理方法改善环境条件的实际能力仍存在争议。最近，四位德国学者Nicolas W. Jager, JensNewig, Edward Challies, & Elisa Kochskämper深入探讨了这一环境治理研究问题。本研究利用有307个已编码的公共环境决策案例的数据库，以确定参与能促进有效环境治理的关键途径。本研究指出解决复杂多面的现象如以细微方式参与的需要，并注意特定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以促进一系列社会成果并确保更有效的环境产出及其执行。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JPART上面。

（文献来源：Jager, N. W. , Jens, N. , Edward, C. , & Kochskämper, E. (2019). Pathways to implementation: evidence on how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mpacts on environmental outcom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online first 9 Nov.: 1-18. DOI:10.1093/jopart/muz034）.

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面对当代环境问题，学者和公共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加入参与式治理，以制定和实施政策解决方案（Koontz,2016；Wesselink等,2011）。但这种治理方法改善环境条件的实际能力仍存在争议（Gerlak, Heikkila和Lubell,2013； Young等,2013）。很少有研究提供关于参与过程与环境结果之间联系的经验证据（例如，Biddle和Koontz,2014； Biddle,2017； Newig和Fritsch 2009a； Scott ,2015），驱动这些关系的具体机制也仍然存在重要问题（Bodin,2017 ；Emerson, Nabatchi和Balogh,2012； Scott,2015）。多项研究提供了对中间的社会和协作成果扩散的见解，例如解决冲突（Emerson等人,2009; Fisher和Sablan, 2018），接受度（Birnbaum ,2016）或学习和信念改变（Gerlak等人,2018; Koebele，2015； Leach等人,2013），表明这种结果可能反过来导致更环保的政策解决方案和更好的实施。但对于这种情况是否真正发生或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或这些中间结果如何相互作用，人们知之甚少。实际上，关于参与式治理与环境结果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单案例或小样本案例的研究。

本研究的分析重点是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公共环境决策（将其与环境治理同义使用），以及这些行为者如何与政府行为者进行交流和合作，以便就环境问题达成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此类决策过程包括计划、许可、规则制定，调解和其他形式的公共决策。但决策过程通常是参与或协作性的。实际上，这些范围可能从古典的政治行政决策过程到高度包容的共同管理实例。研究者们对参与和协作的不同程度和形式对环境结果的不同影响感兴趣。“参与式治理”指“公共决策的过程和结构，这些过程和结构使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或整个公众行为者参与其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沟通与合作，并将决策权下放给参与者”（Newig等人,2018）。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案例研究元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自对307个公共环境决策案例的案例调查元分析。这种类型的案例研究元分析（案例调查方法）（Larsson,1993 ; Newig和Fritsch,2009b）要求对叙事案例研究进行解释，并将其中丰富的定性信息转换为定量数据。该方法特别适合本研究目标，因为它可以综合一个领域的新兴发现，在该领域中现有的经验证据主要限于于单案例或小样本案例研究。

为能够检验关于参与和环境结果之间联系的特定假设，针对每种情况量化（1）参与的“程度”和（2）产出的环境标准，每一个都是多维的，因此通过许多不同的变量。此外，获得了一系列中间社会成果，与实施相关的方面。在进行案例调查时，采取以下步骤：1.案例研究的确定和选择。2.针对各种出版物类型包括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书籍、收藏集和章节、学位论文、工作论文、会议论文、报告和其他形式的灰色文学（只要这些出版物可公开获得）。3.编码方案开发。4.案例编码。5.数据准备。

（二）规范变量

1.自变量

本研究将参与理解为一个三维结构，包括沟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广度以及权力下放。这些维度是分析的自变量。将非国家行为者的参与程度衡量为特定案例中公民社会行为者、私人企业行为者和个人公民的平均代表。每一个变量均以0到4的等级进行测量，其中0表示未发生此类交流，而4表示在此意义上最大程度的交流。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因子负荷分别为0.93，0.91和0.91）将这三个变量汇总为一个单一的综合量表（α= 0.91）以用于后续分析。最终，通过“过程设计为参与者提供开发和确定输出的可能性程度”（Newig等人,2013）来衡量对参与者的权力下放。也采用如上校准的5分等级。

2.因变量

主要因变量是治理产出和产出执行的环境标准。治理过程的产出是指以管理计划、许可证、法律等通常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决策。如有多个产出，则在案例材料中讨论“最终决策”被确定为描述的最具法律约束力的产出，不包括通过诉讼进行的后续更改。在307个案例中的288个案例中，决策产生了结果，而在19个案例中则没有，仅对这288个案例进行产出变量编码。以−4到4的等级衡量此变量，其中0表示与假设的常规业务情景无差异，而−4表示正在考虑的治理产出与“最坏情况”情景相对应，而4则意味着达到最佳假设。

（三）数据分析

为解决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参与如何促进治理的环境绩效以及中间结果通过哪种途径形成这种关系，将探索性因素分析与SEM相结合（有关类似方法，请参见Bollen,2000;Thomson,Perry和Miller,2009）。本研究假设中间的社会结果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数据支持了这一说法，在七个中间社会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8和0.79之间（平均值= 0.49）。为减少这七个变量间的维度，又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为得出足够数量的因素，检查了特征值的陡坡图并进行平行分析（Hayton, Allen和Scarpello,2004），其中提出了两个因素。假设两个结果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是合理的，所以使用斜交旋转，这可以使因素相关，然后将所得的潜在变量（因子）用于后续分析。

上面概念模型的特殊方法挑战之一是，假设变量之间存在间接和中介关系。在标准回归分析中很容易忽略这种关系。因此，依靠SEM明确允许测试这种关系，采用分段SEM方法（Lefcheck,2016; Shipley,2009），从同时解决所有方程的全局模型估计转变为分别解决每个方程的局部估计，这样可适应广泛的分布和抽样设计，以及较小的数据集，且由于局部估计有助于识别错误规格和被忽略的路径，因此还包含探索性成分。这样它就可以达到我们将理论上合理的路径分析与探索性成分相结合以检测新的、意料之外的关系的目的。最后，为了测试稳健性和评估整体拟合，使用整体估算方法重建了最终模型，包括因子分析。

研究结果

本研究在此修订后的概念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段SEM，还探索了在此概念模型中确定的参与和治理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途径。该探索阶段依赖于局部估计，仅提出该模型的另一条路径，即权力下放与产出环境标准之间的直接联系。

结构模型（N = 206）表现出良好的拟合度。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25，低于临界值0.06（Hu和Bentler,1999）。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97，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92，aχ2值为10.016（p = .35），表明拟合良好。总体而言，该模型解释了中间结果和实质结果的8％至37％的差异。

讨论

通过这一分析，着手阐明了参与和环境治理研究中未充分探索的联系，即参与的方式如何增强环境治理的绩效以及中间社会成果在这种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本研究首先评估了中间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产生了两个总体因素，一个是在决策过程中建立的潜在利益相关者能力（包括能力建设、社会学习和网络形成），另一个是表明利益相关者观点之间的融合（冲突解决，建立信任，互利共赢，建立共同准则）。

就SEM的使用，将两个中间的社会结果作为中介变量，追踪了参与和环境有效性之间的途径。总体而言，结果支持以下一般假设：参与直接或间接通过中间结果积极影响治理产出的环境标准。通过仔细检查，很明显只有参与的特定方面才是特定结果的有力预测指标，而其他方面则没有证据。根据我们的概念假设，沟通被证明是影响中间结果因素的重要因素，突出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在达成谈判结果、学习和社会资本建设方面的核心作用。在模型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广度仅对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对利益相关者观点的融合没有重大影响，这凸显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代表对学习过程的重要性，这些过程可能充当多种信息和知识的来源，且在整个过程中也作为知识生产者（Bodin和Crona,2009;Siddiki,Kim和Leach,2017）。在权力下放方面，出现了一种互补模式，这对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没有显著影响，而只是利益相关者观点的融合。这表明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是通过广泛代表或交流密集的过程来促进，而共同理解和双赢局面的发展则取决于参与者有互动空间并能够做出决定。对于授权给参与者以影响产出的权力程度，可观察到对治理产出的环境标准的最强影响。

结论

本研究寻求在参与如何影响治理产出、接受和执行的环境标准以及中间结果如何调节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改进证据。

对已公开的案例研究进行案例调查元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参与对于治理产出的环境标准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参与者被赋予对决策和产出相当大影响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强化交流的各个方面在实现社会和合作中间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中间的社会结果中，只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融合”因素（包括解决冲突、建立信任、互利共赢和建立共享规范的社会方面）对环境产出标准产生可衡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接受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实施。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能力建设”（包括社会学习、个人能力建设和网络创建等方面）虽然本身具有价值，但并未对环境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之，这项研究表明通过细微处理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复杂多面的现象，探索机制的不同方面所能获得的见解，通过该机制其不同方面可促进各种社会和合作成果并潜在地改善环境结果公共决策过程。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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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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