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五中同学去串联
196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年元旦，学校组织同学们观看了彩色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更加灿烂夺目。5月10日，五中初二年级各班被安排去北固碾边劳动边上课。期间，学校党总支书记专程前来作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接着开始试行“教改”方案，语文课不按课本讲，由老师讲毛泽东的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在北固碾劳动的初76班学生在4日就给老师贴出了大字报，并很快演变成对几位老师的批斗会。这时整个五中校园也不能正常上课了，到处是躁动的景象，斗争的矛头由老师波及到了校领导。以高中班为主的同学成立了众多的学生组织，如“七一战斗组”“五四战斗组”“卫党军”等等。但这些组织的名称都不算响亮，最成气候的名称是由北京一批中学生创造的。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身穿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城楼检阅了首都的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并佩戴了由女师大附中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从此登上了文革大舞台，大串联也由此拉开了帷幕。20日，山西省委省政府紧跟形势，在省城的五一广场也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从北京串联到太原的三名中学红卫兵也上了主席台，在省市领导讲话后，其中一位红卫兵还作了狂热的发言，他频频使用的“反他妈的旧世界”等京骂特色语句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这三名北京红卫兵串联到五中，五中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各个班级也随之成立了相应组织。随后就有了最早去北京串联的同学，有的还参加了毛泽东于8月31日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第二次接见。串联回来的同学展示的最珍贵纪念品就是“毛主席像章”，当时的像章虽然只有大拇指甲盖大小，但制作精美。也正是在8月31日的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其中规定中等学校按每10名同学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等等。
串联的同学走了一批又一批，毛泽东在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又先后接见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直到10月底自己才得到去北京串联的机会。那天上午，我们在太原南站上车，站台上已是一片沸腾，有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有齐唱革命歌曲的。这时全国的铁路运输已经乱套了，太原火车站也一样。我们几个人都带着行李，也记不清是怎么挤上的火车，车厢里十分拥挤，座位下、行李架上都是人，厕所成为最好的空间。列车员对沿途上不了车的旅客大声喊着：列车已超员百分之二百……不买票的学生占领了各节车厢，买票的旅客反而上不了车。火车由太原走石太线，沿途要钻不少山洞，列车员每每提示着把车窗关闭，不然煤烟就进了车厢里。在石家庄我们换乘了88次快车，在夜色中向北京开去。
天亮时已进入北京地界了，突然列车停了下来。这不是北京站啊，怎么回事？我们在良乡车站下车了，被安排住在了附近的长阳公社（也是长阳农场）南广阳城大队。原来由于大批外地学生来京串联，使北京市区的接待能力难以承受，于是分流一部分外地来京学生住在了郊区。当时北京市加郊区人口是700万，而最高峰时有300万外地师生在北京。虽然在北京成立了成百上千的接待站，所有的单位包括学校、机关、工厂、商店、体育馆、剧场等都设有接待站，但仍不够住，于是京郊乡村生产队的仓库、社员的家都成了接待站。与我们在良乡下车并住一个大队的有来自沈阳、天津、石家庄和襄樊四中的学生。天津人说话很“油”，而沈阳的学生却很“狡猾”。没住几天，发现他们换上了新袖章，不辞而别了。他们觉着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于是自行进城寻找新的落脚点了。
11月3日，接到通知说要受到接见了。天还黑乎乎的我们就从南广阳城出发，去了长阳公社（农场）所在地坐上了大卡车，我的心里激动地砰砰直跳。汽车经过著名的卢沟桥，沿路见有不少行进中的学生队伍。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下的车，反正是跟着队伍走。远远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了历史博物馆，走进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天还没有亮，但广场已聚集了不少人，有探照灯在空中扫来扫去。天渐渐亮了，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红旗飘舞，歌声震天，周边扩音器不停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大气球挂着大幅标语悬停在半空。大约在上午10时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林彪开始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挥动着语录本，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通过天安门城楼。我们的任务是坐场，队伍的位置在广场中间，离的城楼还比较远，根本看不清城楼上人的模样。记得有同学带着一支军用望远镜，使劲瞄着城楼上的人群，但也不是看的很清楚。被接见同学通过天安门的速度很慢，有些人走到城楼前就不往前走了，要多看几眼，使得后面的队伍也无法前进。只听喇叭里不停地喊着“前面的队伍往前走”“前面的队伍不要停留”。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喊话：“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但直到下午三点还有许多学生队伍没有通过天安门。
在南广阳城住着进不了城，期间只组织去过北大和清华参观。11月7日，我们乘车去北京大学，校园里人头攒动，来自天南海北的人都在这里取经。我们拿着本子使劲的抄大字报，抄的昏头昏脑，直抄到下午4点才收工。这些费了好大劲抄下的东西最后都扔了。11月9日，又是乘汽车进北京城，这回去的是清华大学。依然是抄大字报。
我们稀里糊涂的住着。11月10日，毛泽东开始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我们是在长阳农场马队的电视机前收看实况。也许是汲取了上次接见的经验，这次30万红卫兵是分乘6000辆卡车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这就避免了前次检阅时队伍在天安门前拥堵不前的情况。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镜头中只见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看了看，接着高呼了一句“同志们万岁”！在电视机前的人们也激动了，真恨不得插翅飞到天安门广场去。这是毛泽东在八次接见中唯一一次呼喊口号。
11月11日，天还没亮时，我们就得到一个通知，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而我们也在其中，这是第二次去参加接见了。我们每人领了一盒饼干，坐着火车进了城，又步行至西长安街，被安排在路边等待。队伍前面是解放军横队，把学生队伍与马路隔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就在我们翘首等待之时，先导车驶过来了，最前面是两辆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卡车，接着是排成箭头状的摩托车队。毛泽东乘坐的敞篷车就要过来了，原本席地而坐的人们呼啦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本来秩序好点大家都能看清楚，这一拥挤许多人根本没能看到毛泽东，由于车队一闪而过，不少人只能看到随后的一些领导和解放军战士乘坐的卡车了。
11月14日，我们办好了车票，带着沉重的行李，要从良乡乘车南下去武汉了。我们老老实实在良乡等车，直到天黑也没能上了车。列车太拥挤了，过路车根本上不去。按照车站人员的建议，我们改为先去北京站，终于在午夜时分坐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天亮时，我们的列车驶过黄河大桥。夜里我们在武昌站下车，住进了长江大桥附近的红卫十中（原武昌第十中学），交了1.5元的伙食费（后又补交了2角），花9分钱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有同学曾建议干脆直接坐车到广州吧，可我们还是太老实了，认为介绍信开的是武汉啊。其实去了广州要更好。和在北京一样，去武汉大学等处参观，又是抄大字报，收集资料等。在红卫十中，每天早上都能听到《我们的教育方针》那首毛主席语录歌。也抽空去了武汉长江大桥，还参观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二七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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