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四部曲之四：第四重围困——一方之言
█ 油画：《幸福时刻》，作者：山西籍当代艺术家宋永平，作品中的画面人物形象都是太原本地人的面孔，产生一种方言感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点，阴云密布，秋雨淅沥，看似一座超尺度宗祠一般的矿机俱乐部里，黑压压的一群人在观看毛泽东追掉会的现场直播。粗大颗粒不停闪烁的黑白电视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神情肃穆、语气沉重地在致悼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此音一出，人群中出现少许骚动。会后人们一片窃喜，大家相互走动着，议论着这非同小可的信息。人们悲痛之余难掩在如此国事活动中听到乡音的兴奋，华国锋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原不远，口音接近，所以这种口音极为罕见地出现在现代历史画面中的确满足了山西父老乡亲的乡愿。阎锡山主政山西时，五台籍人士在官场颇受重用，有一句话这样说：“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有的时候方言是一种荣耀，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认同。但无论怎样，在诺大的中国，方言也都有其狭隘的一面，它是一座坚固的城池。
方言的形态
太原人有自己独特的口音，这种口音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既让同一个地方的人产生熟悉、亲切，甚至归宿感，又会让外来人感到陌生、仿佛坠入真空，从而不自在甚至一点点恐惧。太原口音除了沿袭了山西内蒙一带发声时鼻音重的特点之外，音调上以一声音为主，语气上强调的时候会使用三、四声音，所以一般状况下的叙述听上去比较平淡，一定程度表现出了太原人民性格上的稳定性。有的外地人评价太原方言听起来觉得很软，一是因为语调平缓，二是口语中叠字很多，如称呼动物或昆虫时：“虫虫”、“牛牛”、“狗狗”……；命名食品时用：“馍馍”、“豆豆”、“窝窝”；描述形状：“点点”、“片片”、“条条”、“蛋蛋”；介绍方位：“角角”、“边边”、“面面”；叠字把汉语口语中强调概念明确性时斩钉截铁的表达做了缓冲，听起来柔和了许多，用本地话讲就是“很绵”。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误解太原方言，它的粗放以及攻击性，绝对是很强悍的。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去尖草坪公园参加活动，回来时队伍占满了狭窄的道路，惹得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太钢工人对红领巾们一顿怒骂，不到二十个字中竟然酣畅淋漓地勾兑入三个“你妈x”。几乎所有普通话中的脏字，在这里的方言中都可以找到远房亲戚，而且绝对更狠、更恶。这种口音除非自幼在生活中边学边用方可学得，一旦脱离了这种时空机缘，日后的刻意模仿是学不来的。
方言是人的一种类型标识，它是人类在地理观念中的语言特征。方言普遍性存在了几千年之久，是地理隔阂的产物之一。即使有了广播和电视在传播标准的口音，它还是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方言就是语言的地理坐标，它使得人们在相互认知中得以迅速获得更多的信息。在普通话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揭竿而起挑战口音的标准，比如东北话、天津话、唐山话、广东话，还有温州话、上海话等。方言的逆势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但总体上来说是文化属性的。方言对普通话大一统企图的造反，根本上必须依靠经典的文艺叙事。相声、小品和戏剧、电影是语言传播的重要载体，过去大众喜爱的相声中大量的段子是以天津、上海、山东方言来叙述的。九十年代小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东北方言，客观上推进了东北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也对东北文化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豫剧：《朝阳沟》。唱腔，对白使用河南方言，至今仍在广为传唱，体现了方言的艺术生命力
█ 小品：《超生游击队》
太原方言从未被广泛关注，和其借用的文艺载体形式有关。山西口音的文艺形式绝大多数借用的是传统晋剧，仅有的一部叫好叫座的现代题材戏剧《三上桃峰》，也在公演不久就被当时严酷的政治封杀了。而电影中的对白，使用太原口音的也只有八十年代早期的一部电影《神行太保》。吴天明导演拍的《老井》中讲的是山西故事，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字眼，但口音却是普通话底子的方言变种，只是极其吝啬地在对个别字的发音做了处理。对于长久以来，山西和太原方言被冷落的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种可能：1、晋商在新经济中的缺席；2、缺少典型性文艺形式作为载体进行传播；3、山西生活方式的特质未引起重视；4、方言中最精彩的字句往往含有较重的贬损意味，有局限性、不太适合大范围推广。
█ 晋剧：《三上桃峰》
█ 电影：《神行太保》
顽固
和许多方言一样，太原口音还是很顽固的，一旦经历了儿时的学习和训练，那种鼻音和声调会伴你一生。这种偏好鼻音的发音习惯，直到现在还在严重干扰我使用拼音打字的效率。表达疑问时，太原方言会把那个“是？”拉得很长，声调先往上挑再拐个弯儿，表现出更多的疑虑。文革中高中生搞文艺汇演，有一个节目是歌颂英雄金迅华。学生们用普通话朗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那句话是这样的：“我们对着波涛喊：‘小金子、小金子！’，天黑了……”。“每当读到“天黑了”这句话时，那个朗诵的男同学就会发出二声的“黑”来，那时候排练就在我家里进行，妈妈费力地教，但那个男生就是屡教不改，并且一脸无辜。因为他越深情的表达，就越要发出二声的“黑”来……。在叙述的尾音中，太原或山西口音会常常后缀一个“咧”字，这个后缀有完成的意味在里边。
方言具有地域和社会双重属性，而在它的成因中地域性中的环境因素是首要的。人们大多会稳定地生活在较为固定的地理范围内，稳定的人群是方言的基础。方言的社会性反映在相对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语言的独特性形成的促进作用，因为统一的生活方式也是方言的生产方式。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性从不会突破地方性的限定。这种稳定性对语言的铸造非常的坚固耐久，儿时发育的语言根系会随着迁徙而行，并牢牢扎根于新的环境中。
█ 油画：《都是好猎手》。作者：宋永平
█ 油画：《怒火》。作者：宋永平
█ 矿机小学文艺汇演照片，左二是朱建伟，他和我搭档演唱过《没见过》，右四是马丽红，我们俩是男女二重唱的固定搭档。
话语的黑洞
我总觉得方言还是一个区域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制造的语言障碍，它宛如无数陷阱构筑的一道防御体系，让外来者听不懂或产生误解，以此占有信息方面的优势从而保护本地人的利益。所以方言中不仅是音调的变化，还有许多用词上的发明。如此、方言即是壁垒，它是对同语言族群的一种保护方式。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工作，三十多年后才搞清楚“得老”究竟是指什么。“不机迷”是指脑子不够用，“迷数”指人的模样，“奔儿楼”指人的脑门儿，都有贬损的意味在其中。此外，太原方言中不雅的字眼比较多，比如“毬”、“逼”、“蛋”、“二”等。“毬”甚至成为了一个表达情绪时不可或缺的语气助词，比如全中国各地都常说的“扯淡”在太原方言中会变成“扯毬蛋”，这么一来，语气就加重了几分。所以说“毬”早就超越了它的词根含义，跃升为太原方言中最具代表性的字眼。
与“毬”字使用频率相当的还有“闹”，这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动词，泛指一切行动和动作。它可以指制作物件，从小东西到房子的装修都可以用“闹”，比如：“闹”、“闹装潢”；也可以指做事情，比如：“闹红火”、“闹么子”、“闹毬甚了！”还可以指整治人，如：“闹你个孙子”、“闹他”等。但是山西的方言中也只有“闹”，差一点变成国人尽知的通用语。“闹”一夜走红和CBA篮球有关，几年前山西汾酒篮球队主场对阵北京首钢队的比赛震惊中国篮坛，也让北京首钢队感受到了地狱般的客场滋味，全场球迷雷鸣般的“闹他”声震耳欲聋，第二天北京的报纸和主要网络报道中都在议论“闹他”，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媒体对此给出恰当的解释。
█ 山西“闹他”哥
█ 《闭嘴》 作者：杜宝印
方言是一条河
方言的形态不停息地在时间中流变着，在封闭中适度地开放是这种变化的原则。虽然吐故纳新是常态，但变化的节奏是相当的缓慢，以至于这种变化是身在其中者很难察觉到的。几年前回太原坐出租车，我用方言和司机讲话，司机竟然轻蔑地笑着说：“你这是老太原话了”。唐代诗人贺知章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我以为儿童们还是觉得老者是外地口音，只是老者不自知罢。方言总是与时俱进的，许多用语消失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用语出现。小的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称呼“伙计”是一种亲密度的表示，老朋友间更是会说“老伙计”了。现在用的“哥们儿”则是外来语，应当是受北京话的影响。“伙计”的淡出和作坊的消失有密切关联，因为伙计是作坊的产物，代表着一种过时的生产关系，而“哥们儿”则是社会和血缘的联姻——一种恒久的习惯。还有一个七十年代的习惯用语“占地”估计早已消失了，过去“占地”是指江湖人士的社会声望。比如称xxx“挺占地”的，那意思就是xxx很厉害。我怀疑这个用语发源地是牢房，因为在那种有限的面积里，个体所占有的面积大小就是地位的象征。“占地”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称谓，是指特定社会状况中的空间度量方式，个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核心”或边缘；或是空间的大小。当然我认为以所占空间大小来标志个体社会地位的方式是原始的，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推敲，所以必然被淘汰。
方言和方言的战争
方言是地方性和社会性的，而在它的成因中地域性中的环境因素是首要的。人们大多会稳定地生活在较为固定的地理范围内，稳定的人群是方言的基础。方言的社会性反应在相对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语言的独特性。统一的生活方式是方言的生产方式。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性从不会突破地方性的限定。但人口大迁徙或社会动荡阶段，语言的伦理就发生了改变。
我的父母都不是本土太原人，所以我家里的语言环境有点乱。父亲操一口长江以南的南方口音，母亲是从北京来山西的，所以小时候感觉她的口音就是最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家的左邻是山西原平人（奶妈的妹妹家），他们长辈的口音总能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右舍一度是上海人和重庆人最后是山西人和河北人。一楼的邻居中有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以及浙江余姚人，三楼的邻居是河南、东北、浙江、山西人。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方言聚集在一起，平日里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响彻全楼，但每一家人却在操着南腔北调讨论国家大事，并因为如何做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忧虑而使用各自的方言严厉训斥着下一代。春节的时候，是各种菜系粉墨登场的时候，小小的蜂窝煤炉子昼夜不停地炖炒煎炸，居然可以烹饪出花样繁多的菜肴。然而每个家庭里孩子们问候长辈的口音，几乎无一例外的使用了太原本地话——过年好！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幼儿园里教儿歌、小学课堂里朗读课文虽然都是用的普通话，但是阿姨、教师们正常的交流中却从来都是使用方言。此外、作为社区中最大人口的工人群体，他们基本上都使用本地话。在那个强调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体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的言传身教自然显得更加主流，承袭他们言行的孩子们自然也是其他孩子归顺的对象。所以我生活的环境中，几乎没有孩子使用普通话。个别的家庭内部有使用普通话甚至上海话的，而一旦进入公共生活语境之中，他们无一例外都马上改口，这必定是因为不愿意脱离主流的缘故。可见方言是社群的一种证明，它是内向型的。它经常表现出对内温暖，对外排斥的一面。但在其它社区，也不乏外来语言覆盖本地方言的例子。这其中关键问题是，执掌社区各个系统的人使用语言的问题，这个系统会逼迫其它语系乖乖就范。
█ 大院中的幼儿园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 太原矿山机器厂工人和知识分子工作生活照片
始乱终弃
我的口音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是原平口音。我从小说话早，两岁回太原时，已是满口标准的原平话了。原平口音语调起伏很大，三、四声使用频繁，并且常常和一声相间搭配使用，所以说起话来节奏感强、生动无比。原平方言中有许多有趣的字眼，语调中有少许的哀怨。比如说一个孩子长得好时会用“惜人”，充满古意；骂一个人“讨厌”时会说“灰鬼”，直抵阴朝地府将连天的晦气扑面而去；有时抱怨生活的不如意会叹息一声，然后紧跟一个“不好活！”。此外一些关于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也非常的智慧和鲜活，比如骂一个人没心没肺时，会说“屁眼大的，把心都屙出来咧”；总结女人嫁人的重要性时会说：“跟上好汉活抖抖，跟上孬汉圪朽朽”，令人忍俊不止。
到太原生活后，口音逐渐转变成标准的太原口音，倒是原先的原平口音只留在了记忆之中，全部退出了我的口舌之间。太原方言对我第一轮的清洗是在幼儿园里，老师们传授的本地民谣以其生动的故事性和朗朗上口的语感霸占了我的语言学习时间。那时候的儿歌是个大杂烩，从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到革命的凌云壮志表述，如赞美参军的民谣：“叫老乡、你仔细听，叫你儿子去当兵。骑红马、戴红花，看看光荣不光荣？真光荣！”；还有一个批评好吃懒做的民谣是这样的：“二不愣、翘板凳，你妈打你因为甚？好吃好的不待动，二两棉花都背不动”。这些顺口溜尽管内容简单、表述直白，但由于贴近生活、形象生动，它们就牢牢占据了我们的脑海，像魔咒一样不断重复。
小学时期的老师们绝大多数也是使用本地方言的，虽然在课堂上带领我们朗读课文时使用夹生的普通话，而一旦遇到书本以外的情况，本地方言立马破口而出，并且明显流利、顺畅，骂起捣蛋的学生来荡气回肠。我小学二年级正是政治集团号召学生勇当革命小闯将的时候，学生经常挑战老师的权威，我也不例外，时不时会带领同学犯上作乱。但被老师爆揍的那次却是因为方言，那个揍我的老师叫吴亚娟，长得浓眉大眼，但就是嘴偏大还有点撅。一次在课堂我骂另一个外号叫“大耳朵”的同学使用了“乌鸦大嘴”一词，由于“乌鸦”和吴雅”发音过于接近，并且“大嘴”直指老师特征，令年轻女老师立时暴怒，把我从教室揪出去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我一边抵抗一边纳闷儿：“为何平日里懦弱的吴老师今天如此强悍！”……
█ 油画：《战士的责任重》。作者：宋永平
█ 《记忆》。作者：杜宝印
█ 太原矿机中学校徽
闹革命的年代，文艺活动特别多。文艺表演普遍使用普通话，只有一种文艺节目是使用方言来表演的，那就是三句半。“三句半”是由四个人来表演的，前三位接龙三句，最后一个拎一个铜锣说那最重要的半句，然后敲一声锣。小学的时候我是年级里的文艺骨干，但最爽的一次表演就是那个三句半，内容好像是关于批林批孔的，全部用本地方言，过瘾！只可惜我不是那个一锤定音的……。
中学时代，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号召下，在江西神童宁铂事迹的激励下，学习压力激增，每天的课间操就犹如放风。这个时间段除了关爱学生的身体健康以外，也是每一天里最具人文关怀的时刻。为了弥补第五套广播体操力度有余但缺少情感的旋律，校方常常给我们播放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夹杂着一些男欢女爱、倾诉衷肠的流行歌曲。那些来自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插曲委婉动人并有几分凄楚哀怨，这样的歌声响彻在操场上的感觉很滑稽，像是一个急转弯时代形成的错位和拼贴的写照。它完全解构了传统画面的美学原则，透出一种分崩离析间的自由和错综复杂的丰富感。口音浓重的体育老师陈xx这时候会不失时机地在音乐的背景下训话，一通慷慨陈词之后再曝出下一个喜讯：“下面播送歌曲‘麦麦’（妹妹）找哥泪花流”……
█ 油画：《巴洛克》。作者：宋永平
太原的方言地理格局是无序的，在本地话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也有许多独立区域。这些地方讲普通话和东北话，宛若一块块文化习俗上的飞地。这是在全国统一发展工业时期调配资源的社会产物，一些单位整体由外地迁来，始终保持着自成一体的文化圈。总体感觉是，南城区讲普通话的比例略高于北城，而且南城在文化生活和商业环境方面都要略高于北城。我的家庭四口人三种口音，另一个不太适应的是妈妈家里的亲戚都是普通话，父亲一方的亲属都讲皖南腔调的普通话。我和哥哥从小厮混在讲太原方言的环境中摸爬滚打，到也游刃有余。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心理，因为我们从广播和电视中可以窥视到使用普通话的世界之广阔、浩瀚。机灵的哥哥借着1976年随父亲回芜湖的一个月时间突然改弦更张，回来时已是满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于是我们家里成了四口人，四种口音。我当时马上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但我毕竟没有直接的由头变节背叛乡音，只能将这种想法蛰伏起来等候时机。
上高中，我离开了生活十二年之久的社区考入了省重点中学——太原六中。脱离了那个盛产无法无天混世魔王的子弟中学，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人生中的新起点，语言上也是如此。六中儒雅深邃的环境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使用普通话的占着大多数，于是乎我顺势而为也改换了我的口音。口音的改变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外在表达方式的变化，而是个人成长阶段的迭代。它是一种来自潜意识里的暗示，告诫自己认真对待这一个人生的转折。但是乡音终究像是一种洗不净的纹身，它记录着一个部落的密码，乡音在口音中的比重还折射了每一个人的长征轨迹。但是口音和故乡的距离却是乡愁的刻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时候乡音越淡乡愁却是越浓、距离越远情感却是越近。方言的底色如浮云一样长长长，长长长消……（完）
1980年夏季我与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在晋祠合影，从左至右，我、我哥苏芃、武虎根、王亚新。那一年武、王二人考入大学，去哈尔滨读书的武虎根一个学期回来，也改说普通话。这对刚进入重点中学的我来说又是一个激励和刺激，我向往娘子关外的天地，跃跃欲试想冲出重重围困去追寻外面的精彩，另一方面也隐约感觉到方言和出走之间的某些联系。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著名设计教育家，知名设计评论家，艺术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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