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00年前，即1923年至1924年之间，卡夫卡创作了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名为《地洞》。小说据说是一个夜晚写成。“《地洞》是卡夫卡的一篇最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是他的所有短篇小说中最富有人性味的一篇小说。”[1]此时卡夫卡与女友朵拉一起住在柏林，已重病在身，应该也是足不出户，或者不能出户了。卡夫卡此时过的就是一种“地洞式”的生活，他的写作也是一种“地洞式”的写作。什么是“地洞式”写作呢？是待在地洞里写作，还是写作关于地洞的故事？是用一种地洞式的思维来写作，还是描述或者呈现那种地洞式的思维、地洞式的景观？恐怕两者都有，而重在前者吧。卡夫卡的作品就是地洞，地洞的入口在哪里？是一个入口还是几个，或者许多入口？也许根本就没有入口，许多看着像入口的地方其实是陷阱。“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都为读者创造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想象的空间景象，就像《地洞》中那只动物作为地洞的建造者和居住者，细致地描述了地洞的情形。”要知道什么是“地洞式”写作，我们不妨先看看卡夫卡的《地洞》都写了些什么。卡夫卡在《地洞》里塑造了一只栖居在地洞里的动物形象，卡夫卡似乎跟踪记录了这只动物的心理发展变化轨迹，描写并展开了一个地洞里的世界。小说开头写道：“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蛮不错。从外面看去，它只露出一个大洞，其实这个洞跟哪里也不相通，走不了几步，便碰到坚硬的天然岩石。我不敢自夸这是有意搞的一种计策……当然，有的计策过于周密，结果反而毁了自己，对此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2]470地洞的主人造好了一个洞，“它搞得这样万无一失”[2]470-471，都是为了能安安稳稳地住在他家里的最里层。在地洞的主人看来，住在地洞式的家里的最里层，最大的优点就是宁静，或者说寂静。“当然，这是没有准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中断，一切告终，也未可预料。不过就目前来看总算是宁静的。”宁静可能被突然到来的噪声中断，但现在至少是宁静的。宁静意味着安全，噪声意味着不安和危险，正是在这种安全与不安的张力中，主人公体验到了紧张和焦虑，而这应当就是小说的中心所在。“地洞”的主人宁静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卡夫卡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洞里的主人公就是卡夫卡自己，至少是部分的卡夫卡自己。小说可以看作卡夫卡“半个人化的游戏”，或者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隐喻”。[3]本雅明说：“读卡夫卡的动物故事时，可能很久不会意识到它们根本不是人类的故事。当遇到动物的名称时——猴子、狗、鼹鼠——读者惊恐地抬起头，意识到他早已经离开人的大陆很远很远了。但这始终是卡夫卡；他剥去了人类的传统支柱，然后让一个主体无休止地进行反思。”[4]卡夫卡曾经说过：“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5]像卡夫卡一样，“地洞”的主人宁可待在地洞里过一种安安稳稳的虫豸的生活，也不愿走出地面过一种人格分裂的人的生活。卡夫卡似乎有一种“恋鼠情结”，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及各种鼠类。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待在深深的地洞里。卡夫卡想象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严格执行过。比较接近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是1917年，卡夫卡在布拉格黄金巷22号写作的那段日子里。黄金巷（Zlata Ulicha）因为卡夫卡曾经在这里生活并写作过而蜚声世界。黄金巷是与布拉格城堡外墙平行的一条小巷。巷中17座房屋紧密相连，风格相近却色彩各异。黄金巷就在圣维特大教堂脚下不远处。卡夫卡居住过22号。黄金巷的房子原本是卡夫卡的妹妹奥特拉租借的，为的是她与男友会面的方便。奥特拉对这间小屋进行了必要的装饰。1916年11月26日卡夫卡借用这间小屋进行写作，至1917年4月底，卡夫卡在这里完成了《乡村医生》集内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成就了卡夫卡创作中的“多产之冬”。不过，卡夫卡在这里的居住时间并不长，并且他总是回家吃饭，并没有在这里独立生活，只是夜里过来写作，而且午夜后仍回家睡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年冬天非常寒冷，温度甚至降至零下20摄氏度。剧院、电影院和学校都暂时关门了，煤气只在白天供应，有轨电车在傍晚就停运了。夜晚的布拉格就像一座一片漆黑的空城，卡夫卡在这里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甚至称黄金巷22号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修道院小屋”。地洞里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焦虑和恐惧。对地洞的安全的担忧是主人公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我现在正处于我生命途程的顶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也几乎得不到一个完全安宁的时刻。”地洞虽然已经造好，但危险却时时刻刻都存在。因为“敌人却从某个什么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向我逼近”，“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我逃避了一个敌人，又落入另一个敌人之手，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敌人究竟是谁，它也不清楚，因为它也没有见过，不过它对敌人的存在始终坚信不疑。这正如它突然听到的“曲曲”声，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去向，但“曲曲”声却无时无处不在。“危险迟迟不来，而时时担心着它来”，久而久之，就成了“危险并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非常实际的事情”[2]471,496,482。这就是对永远无法逃避的恐惧的期待。“在卡夫卡的日记和信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恐惧’这两个字。”[6]卡夫卡说：“我的本质是：恐惧。”他甚至说，使我高兴的“特别是我的恐惧”，“我的恐惧与日俱增，它意味着在世俗面前的退避，而世俗的压力却因此而增强”[7]。对恐惧的逃避和期待其实就是卡夫卡的生存方式。地洞中的主人公的第三个特征是喜欢思考和推理。这大概也是他待在地洞里的独居生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不断地推论，对赞成与反对、有利与不利不断地思考和推断。“假如我有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把观察哨的任务交给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去了。”然而，如果这个我所信赖的人要求报酬呢？如果他想看一看地洞怎么办？“让他独自下去吧，这绝对无考虑之余地；我跟他同时下去呢，则他在我背后放哨给我带来的益处便成为泡影了。”如何维持信赖呢？“信赖一个人，在同时监视着他，或至少能够监视他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做到的……”[2]482-483这就奇怪了：信赖一个人，如何还需要监视？监视一个人，何以还能说是信赖？地洞里的主人公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推理、计算和谋划。因此，“我”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而所谓理性的动物，通常指的就是人。如此看来，这篇小说绝不是动物小说，而是关于人的小说，关于人的自我的小说。德国学者埃姆里希说：“在后期小说《地洞》中，卡夫卡的有关所有动物生存的主题，即人的真实‘自我’问题，得到了最彻底的深入反思和生动刻画”。[1]158比较而言，“地洞”的主人的推理和叙述更是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他造好了一个洞，似乎还蛮不错。它只露出一个大洞，但露出这个大洞只是一种分散人的注意力的计策。当然，有的计策过于周密，结果反而毁了自己。因为这个洞反倒使人感到有了探索的价值。真正的洞口在离大洞约千把米的地方，上面覆盖着一层可以移动的苔藓。这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世界上所能做到的安全措施也莫过于此了”。然而，如果有什么人踩到了苔藓，地洞就暴露了；如果谁有兴趣，就有可能闯进去把洞里的一切永久性地破坏了。因此，完全安宁的时刻是不存在的。所谓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致命之所在。然后，主人公设想了各种安全措施，但所有的安全措施其实都不安全……主人公整日整夜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如果说驱动和激发“地下人”进入解构过程的是“被扭曲了的由无休止的语言链条组成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不稳定情感”的话，那么，“地洞”中的主人公便更像是“沿着无限延伸的能指链条”在滑动和倒退了。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似乎亦可以作如是观。地洞式写作，创造出地洞式作品。当今西方著名理论家德勒兹与加塔利指出：“我们怎样才能进入卡夫卡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块茎，是洞穴。城堡有许多入口，但人们却并不知道这些入口的位置，以及入门的规则。《美国》中的旅店有无数的由门卫把守着的正门和边门，甚至还有一些没有门的出入口。然而，那部以《地洞》为名的小说似乎只有一个入口，那个动物所梦寐以求的就是有第二个仅仅作为监督之用的入口。但这只不过是由动物和卡夫卡自己安排的一个陷阱。整个对地洞的描述就是为了引诱敌人。”[8]卡夫卡不仅过着一种地洞式的生活，他的作品也是一个错综复杂、难辨东西，而又互相关联的地洞。卡夫卡的创作不可模仿，正如卡夫卡的生活方式不可模仿一样。卡夫卡的这种生活方式原本以为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体验一下，不料在2020年春节期间还真有了一回真切的体验。鼠年春节原本计划回湖北老家过年的，买好了往返的机票和车票。由于年前高铁票格外紧张，根本买不到，只好选择了1月23日北京飞往武汉的航班。起先大家并不把武汉肺炎当回事，不会因为武汉肺炎影响行程。可是到了1月20日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21日就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建议：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形势骤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了，必须重新考虑行程了。22日情况进一步恶化，武汉市长也呼吁外面的人不要到武汉来。于是，理智地选择了退票，航空公司将退票手续费也全部取消了，这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退票之后，“去，还是不去”，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独自过年？1月24日，大年三十的北京显得异常安静。旧历的年底已经不再像年底了，爆竹声没有了，空气里幽微的火药香也早已没有了踪迹，只是天空依旧是那种颜色：“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并且，这种“灰白色的沉重”似乎更加“沉重”了。此时室外室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宁静，颇有些卡夫卡小说《地洞》里的感觉，只不过这个隔绝的空间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室外一片寂静，偶尔能够听到几声鸟叫，或者相当于地洞里的“曲曲”声。屋内也是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电冰箱工作的嗡嗡声，这声音其实并不大，若在平时常常是听不到的。准备了一些食物，蔬菜、水果、少许肉类、速冻水饺、方便面等，不出门可以生活10天，乃至半个月。像地洞人一样，“我根本用不着离开地洞，维持一种简朴的生活，这是十分宝贵的”。打开冰箱，“看一看储藏品，食物富足”，所谓家里有粮，心里不慌。于是，躲在地洞一般的屋内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就像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一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9]158“修士整个的生活起居，不是根据法规、章程或条例，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由的主张来过活的。他们高兴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其他像吃、喝、工作、睡觉，也都是随他们的意愿。没有人来吵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吃、喝，或做任何别的事情。”[9]157完全没有了作息时间，可以任性而为了。一连数天你不需要见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见你；你不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与你说话。下楼去校园转转，很少看见人，看见人也相隔远远的。一旦人与人迎面相遇，很远就有一位自觉地转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谁能相信对方身上不带病毒呢？正如对方怎能相信你身上没有病毒呢？“从地洞的内部，亦即从另一个世界去完全信赖一个外面的什么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2]483此时此刻人与人之间不是想故意靠近，而是故意离得远远的，这还真有点像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的意味。宁静本来是可以好好享受的，但此时的宁静中隐藏着焦虑和恐惧。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就像地洞主人公想象的敌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飘浮在空气中，随时可能对任何人袭击。后来听说病毒通过气溶胶（aerosol）进行传播。气溶胶是一种悬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或液态的微粒，更是神出鬼没、无踪无影，但它的确存在。人们不仅对病毒的传播感到恐惧，对有关病毒传播的消息的传播也同样感到恐惧。人们了解病毒传播的途径很多。在一个互联网时代，通常纸媒是无须看的，并且翻阅纸媒还多少有些风险。各式各样的电子媒体很多，电视、网络、微信、短信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官媒是必须要看的，但是官媒有时并不及时发布真相，武汉疫情的传播与此莫无关系；自媒体信息纷纭庞杂，难辨真伪。随着官媒发布的确诊病例越来越多，涉及的地区越来越广，肺炎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人们焦虑与恐惧的情绪也在逐渐增加。校园里的人从不戴口罩，到少许人戴口罩，再到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最后几乎人人都戴口罩。戴口罩成为一道风景线，这在校园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已经不是一种个人喜好、个人选择，而是一种必须，一种必须人人遵守的法规。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疫情的新闻成为最重要的新闻，各类有关疫情的信息充斥于各大媒体的主要位置。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更是铺天盖地地涌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莫能分辨。正面的信息，负面的信息，正面的信息中隐含负面焦虑，负面的信息背后可能包含着别有用心的目的。这时候看多了负面新闻会精神郁闷、情绪低落，这自然会降低你的免疫力；这时候去看娱乐节目会显得冷漠无情，缺乏关爱精神，转而觉得应该更多地关注疫情的报道。人们必须根据各种信息进行推测、预测、分析，最后进行判断，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个别医院的报道更是颇有卡夫卡式的意味。有些病患与医院的关系仿佛就是卡夫卡式的悖谬：不确诊就无法住院，不住院就无法确诊。时隔百年，卡夫卡的幽灵果真徘徊不去。对于病毒的防治，离不开对于病毒的研究；而对于病毒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控制并最终消灭病毒。这种相互关系应该是不言而喻吧。然而，有时候这种关系似乎出现了某种“卡夫卡式”的逆转。研究病毒学的专家，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顶尖级的国际学术刊物上，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有建设性的防疫意见，这真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真正冲在一线治病救人的医生，却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论文，因而也就缺少科研成果，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职称晋升。而这些人更有可能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0]研究病毒学的学者只关注病毒，并不关注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他们为了病毒而研究病毒，病毒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目的。他们为了撰写论文，需要发现新的病毒，有时候为了撰写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文，不惜自己制造病毒，以便创造出自己撰写论文的对象。这种事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实践上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如此一来，科学研究的意义从造福人类变成了祸害人类。有时候，文学研究也一样，文学研究并不研究文学，而只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普通读者自然无法阅读，也没有兴趣阅读，至于那些作家和评论家也不会阅读，或不屑于阅读。阅读这类研究成果通常只是那些理论家，而且是极少数的理论家，或者就是研究者自己。而如今这一类的研究似乎成为时尚，代表了学术发展的方向。这种情形似乎与病毒还真有些关联。有关病毒的研究，其本身也像病毒一样蔓延传播，绝对具有“人传人”的效应，这恐怕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吧。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说：“每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卡夫卡在那个时代写作，或者他想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一个非常时期想起了他的短篇小说《地洞》，想起了他的那种地洞式写作，于是也尝试着写作了这篇有关“地洞式写作”的短文。此时阅读卡夫卡，写作卡夫卡，我们梦想的时代也应该是下一个时代吧？卡夫卡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再到我们以后的时代，相互关联，互相印证，所以说卡夫卡是不朽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项目编号17AWW002)。]
注释
[1]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M].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4.
[2]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Stanley Corngold ed., Kafka’s SelectedStorie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7, p.337.
[4]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3.
[5]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9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13.
[6]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周建明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73.
[7]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0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68，257.
[8]Gilles Deleuae and Felex Guattari,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p.3.
[9]拉伯雷.巨人传[M].成钰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0]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鲁迅全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2.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