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 隔空网课，还在继续……
专题
私人阅读报告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静的一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从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武汉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封城，迄今为止已经过去数月了。这几个月来，我们最初习惯的口号是：“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终于，2020年4月26日，武汉果然“清零”了，武汉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这应该是胜利的消息。听闻这一喜讯固然是值得高声欢呼、大声庆贺的。然而，我们一直以来收紧的心还是放不下，还是不能彻底地舒心庆贺。现在看来即便是“武汉胜、湖北也胜”，全国则未必胜，因为现在境外输入风险越来越大，境内无症状病例也开始层出不穷，而且暂时还看不到“全胜”的曙光，也许人类与病毒的斗争根本就不可能全胜。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最近撰文指出：“像资本主义，而不似基督教，医学宗教并不提供拯救和救赎的前景。相反，它所寻求的康复只能是暂时的，因为邪恶的神，即病毒，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消灭，而是不断地变异并且永远预设为新的和更为危险的形态。大流行（Epidemic），正如其词源所暗示的（demos在希腊语中意指作为政治身体的人民，而polemos epidemios在荷马史诗中则是内战的名称），其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正准备成为世界政治（或非政治）的新领域。然而，可能的是，我们所生活的大流行将会使全球内战成为现实，根据最为敏锐的政治理论家的说法，全球内战将会取代传统的世界大战。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正陷入一场同自己的持久战，因为我们与之作战的无形且难以捉摸的敌人就在我们之中。”[1]人类与病毒的战斗，与其说是与外部敌人的战争，不如说是人类与自己的斗争。
如此看来，我们与病毒可能会长期共存一段时间，这正如我们只有在思想中思想思想，在语言中使用语言一样，我们也可能只有在病毒中抗击病毒。与病毒共同生存、相互抗争，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恐怕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抗击病毒从遭遇战，到阻击战，最后变成了持久战。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了很久以前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据说出自《共产党宣言》。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原文出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所写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借用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似乎应该如此表达方算准确：“只有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战胜了疫情，我们才能说最后战胜了疫情。”
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还在弥漫，有些地方基本控制住了，有些地方则开始暴发，有些地方在控制之后又有重新暴发的趋势，因此，只要有人口流动的地方就很难保证绝对安全。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资本是全球化的，知识是全球化的，病毒也是全球化的。当代法国著名学者朗西埃指出：“流行病让我们有机会反思一切，颠覆资本主义的逻辑并将人类置于资本之前，或将人类侵占的权利归还给土地或地球。他们说，在这次流行病之后，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并改变一切。可惜他们忘了告诉我们，谁应当来‘改变一切’，以及这种改变应当何时发生。”[3]朗西埃所说的“他们”指的是那些“习惯于思考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纪元的终结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在预测、预示、预言、预警，但他们并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然而，疫情是无情的，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授课方式。
现在看来，从年初我们开始的隔空网课恐怕还要继续下去。原想随着中国疫情的结束，4月就可以开学复课了，隔空网课又可以回归到面对面的授课了。比较而言，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面对面对话授课应该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隔空网课只不过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如今春去夏来，从寒冬到春夏，中国疫情虽然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环球并不同此凉热”。我们所期待的：无须防护，无须口罩，无须保持距离，自由自在地线下上课的情景似乎还颇有些遥远。非但如此，我们似乎也渐渐地习惯了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习惯了戴口罩，习惯了上网课，习惯了过去不习惯的，过去的不习惯乃至于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开始感觉到上网课的好处了，不仅“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而且可以“一张网络行天下”。对此，卡夫卡似乎早有预言：“无须走出家门，待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待着别动，一个人待着，世界就会把他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4]待在桌旁不动，一切皆有可能。现在不仅隔空网课仍在继续，我们还得进行隔空网上答辩、网上面试、网上考试。几乎可以说，疫情期间，互联网决定一切。
上一讲我们主要讲的是文艺复兴，这一次我们讲古典主义，即17世纪西方文学，17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注重理性，而这一点与笛卡尔的哲学不无关系。说到这位哲学家，中国当代学人陈家琪说：“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全部历史上，以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命题而与自己以前的一切烦琐论述划清界限，从而也就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或者理解为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确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使得自己以后的所有哲学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恐怕就只有笛卡尔一个人了。”[5]哲学家的表述，似乎只有长句、复句，加足了定语、状语，才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因而才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上网课面对看不见的学生与看得见的屏幕，其优点就是可以信马由缰、无拘无束。面对几乎没有人的屏幕，你可以想象千军万马，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除非你的网络或者电脑出现故障。技术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支配技术。我们还是接着说笛卡尔吧。
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命题就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I am thinking，therefore I exist.）”。为什么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在故我思”呢？因为“我在”是值得怀疑的，没有证据证明“我在”，而“我思”则是一个事实，“我正在思”就一定“在思”，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如果有思维活动，就一定有思维存在，因此也一定有一个思维的主体。所以“我思”便足以证明“我在”。笛卡尔的这一逻辑推理和结论与他的方法论密不可分，而他的方法论又集中体现于他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6]
笛卡尔的四项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真、小、易、全。”第一条至关重要，就是首先要讲求真。如果没有真，后面的讨论就都没有意义。有了真，我们才可以“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从少到全”地思考和探讨问题。“真”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什么是“真”？什么是那个“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呢？这就是确实而自明的真理。笛卡尔的目的是要发现一些确实而自明的真理，他从数学那里获得了启发，笛卡尔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首先发现一种公理或自明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公理或自明的原则去推导其他的命题；由简单自明的命题开始，推导出其他比较复杂的命题。笛卡尔从怀疑出发，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是确实的。而凡是稍有怀疑的东西，都应该一概加以抛弃。笛卡尔说：“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的呢？也许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实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怀疑的。在思维者进行思维时，没有思维者存在，这是矛盾的。怀疑意味存在着一个怀疑者，思维意味存在着一个思维者。怀疑意味着思维，思维意味着存在。怀疑怀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怀疑活动（To doubt doubt is to doubt）。笛卡尔无法怀疑的是他自己的意识，因为怀疑就是意识；因此，他怀疑自己的意识的存在也就等于肯定它。在这里，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清除不确定的东西的手段。这种普遍怀疑的结果，使他终于找到了他所谓不可再怀疑的一点，这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因此，“我思，故我在”，“对一个循序而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是首先出现、最确实的知识。”[7]“这是近现代哲学、随之也是近现代纪元的起始点：人被锁藏在他自己的我里。在他之外是一个可疑的事物世界，他的科学现在教给他的这些事物实际上同它们为人熟悉的外观一点也不一样。”[8]
我们用思想来思想世界、宇宙，包括人类自身，但我们用什么来思想思想呢？我们仍然必须用思想，我们别无选择。即便我们借助现代的科技仪器，但最后的思考和结论，我们仍然必须用思想。用思想思想思想，正如用语言言说语言，这自身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循环论证，从理论上说，不可能得出真理的结论。用思想证明思想着的人存在，其实什么也没有证明。当然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人的存在无须证明，反而一经证明就是决定论，而不是存在主义了。
就眼前的情形来说，就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隔空网课来说，什么是真的呢？“我思故我在”或者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或者启发。现在可能一切都是假的，然而我在这里上网课是真的，大家在这里听网课也是真的，至少证明我和你们此时此刻是存在的。存在，互为存在，互为证明。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正是这个空间构成了存在的起点。网络空间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我们一起在上网课却是确定无疑的。
今天在我们面对疫情，尤其是面对有关疫情的各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信息时更是如此。“求真”显得尤为重要了，此时重温笛卡尔的名言也显得格外有意义。我们将要讨论的应该是或者一定是“真事实”和真问题。“真事实”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是事实，就一定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那就不是事实。然而，现在许多“事实”其实是假的，许多“事实”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消息而已。“某某人说”就不可能是一个确切的所指，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一种文学笔法。即便有照片为证也可能是摆拍的，是后期制作的。每天当你打开网络时，各种信息扑面而来。这种隔着屏幕的信息常常是眼见而不实，耳听而不真。朗西埃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正确的话要求我们谈论亲身所见、所研究、所反思之事，并且用这一工作所培养的语调去谈论。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难以理解许多同行，为何如此急于回应新闻界的请求草率‘解码’时事，一般化意外事件、将之装进因果链条中以使其回溯时具有可预测性，并提供一套程式、借之将日常的信息处理提升到世界史的视野。而我尤为惊讶的是，看到如今他们中有这么多人向我们解释这场大流行的历史意义，甚至是本体论意义，与此同时如果不是通过电脑屏幕，我们对疫情现实、对眼前环境之外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宁愿遵循我生活所处的现实，即一个时间悬停的现实。”[3]
朗西埃说，他宁愿遵循目前生活所处的现实，即处于一个时间悬停的现实之中。他不愿意在疫情期间急于发言表态，他认为那些急于发言的哲学家都不靠谱。面对疫情，面对疫情所带来的死亡，我们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是急于发言还是保持沉默呢？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有一首名为《挽歌》的诗，如此写道：
“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然而，在非常时期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在朗西埃看来，非常时期那些真正靠谱的人是那些在前线抗击疫情的人以及那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帮助或者协助抗击疫情的人。朗西埃认为：“只有那些为当下工作的人的行动才会改变事情的进程：那些使我们的社会日常运转下去的人的行动，这些行动给出每时每刻都需要给出的反应。”而他自己所要做的事就是疫情暴发之初他正在做的事，他只不过是将正在做的事情继续下去，于是时间在这里悬停了。他说：“我没有任何流行病学知识，也没有关于医院当前情况的直接信息。因此，我避免了再添加我的‘分析’到所有解释我们如今所处局势的长远因果、深层意义和根本影响的论述中。我只是干脆继续做疫情突然来袭之时我正在做的工作。……这只是我做的一些事，不是给任何人上的课。”[3]不给人上课是朗西埃的工作，而给学生上网课则正是我的工作。因此，还是让我们回到笛卡尔，回到古典主义文学来吧。那么什么是古典主义呢？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在《古典主义》一书中写道：“‘古典的’（classic），当我们在日常的讲话中运用它时，意味着典型的、模范的（确实可靠的事例）、同类事物中最优秀的一种，因而值得在学校和其他地方研究和模仿。‘古典派的’（classical）主要用于指代最好的古代（以及古典学派）作家。‘古典主义’（classicism）是一种写作或绘画的方式，它标志着宁静的美、高雅、严谨、整饰和明晰。‘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这一术语有时则用于将现代的古典主义同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主义区别开来……保留‘新古典主义’来说明古典主义在18世纪的复兴（或幸存）是更为可取的做法。”[10]于是，我们知道了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区别。隔空网课还在继续……
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中，我们从眼前事说到眼外事；从眼外事说到生前身后事；说到天下大事与身边小事。世事相联，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是全球化的特征和性质。面对电脑屏幕既有听众，又无听众，可以思绪万千、纵横捭阖或者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真可谓：“网络里面乾坤大，隔空网课非等闲。”戏中有戏，书里有书，课后有课，人外有人……至于最后到底什么是真正唯一的存在，这个问题在存在主义那里是被悬置的（括号括起来）。因此没有最后，只有永远地接近最后。
说到这里，该下课了。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听课者一个个相继离场，电脑上原本的满满页面终成空白。其实，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还有很多，现在我们似乎可以换一种方式了。
[1]https://itself.blog/2020/05/02/giorgio-agamben-medicine-as-religion/.
[2]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
[3]https://www.institutfrancais.it/italie/2-jacques-ranciere-andrea-inzerillo.
[4]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5—16.
[5]汤姆·索雷尔.笛卡尔·序[M].李永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6]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
[7]梯利.西方哲学史[M].伍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09,310.
[8]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31.
[9][瑞典]特朗斯特罗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M].李笠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93.
[10]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古典主义[M].艾晓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