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借尸还魂——宫崎市定的倭寇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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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与日本右翼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家宫崎市定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中十分流行，成为大众历史领域的宠儿，同时还有不少专业研究者为其背书。宫崎市定不仅是一位史学研究者，而且早年还参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从1939年到1944年,他以京东大学东洋史专家的身份参与了旨在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东方文化学院与东亚研究所的相关项目。在1943年，他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日本历史的著作《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从书名就可看出，他援引《隋书·倭国传》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记载，凸显日本是所谓“日出之国”，中国乃“日没之处”。如果说此书中的这段话是日本使臣刻意张扬其主体性，那么宫崎在战争背景下取此典故以为书名，其目的也就显而易见。对此，他晚年如是评说：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成书于“二战”期间，今天再次阅读，不可否认，在我撰述意图中确实有些“发扬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辞上也显得有些过时，今天看简直毫无办法。然而对我来说，那种动不动就通过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来表示进步的现代风潮，反而令人觉得不适。还有，如书中的《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一篇，因当时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1]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开始清算战争期间的意识形态。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支持下带有美式自由主义色彩的反战宣传，但影响更大的当属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学术研究与大众宣传，特别是在东洋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颇为流行，或许这便是让宫崎深感不适的“现代风潮”[2]。由此可见，宫崎本质上并未否定自己在此书中的核心观点，只是觉得书中的措辞时代感过强，太“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致使失去“应有的说服力”。换句话说，假如此书在修辞上更加巧妙、表达上更加灵活，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呢？
宫崎提到收入此书的一篇名为“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的文章。文章题目中的“日本的南进”，不禁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军部的南进政策。如此直白的措辞，或许就是宫崎后来所说的太“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文为倭寇所做的翻案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宫崎开篇即言：“所谓倭寇，绝对不是以强取财物为目的的强盗集团。”[3]23为什么这么说？他从分析明代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开始。他认为后者旨在为明廷服务，日本一方的受益者也限于室町幕府的将军及其周围权贵，对于双方民众而言，这一机构的作用极为有限。因此，“两国的民众必然会在中国沿海的岛屿上寻找适当的地点进行走私贸易”[3]28。明廷对此自然是严厉取缔，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宫崎对于此时日本人心态的描述：
日本人只是希望能够和平地进行贸易，即使这样的贸易违反了中国的国法，但这也似乎与日本人无关。因此，在明军与走私成员争斗之时，日本人基本上保持着事不关己的中立态度，只是希望骚乱能够尽早平息，期待着明朝允许日中两国民众自由贸易的日子早点到来。[3]31
宫崎一面提到日本参与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一面又说此举即便违反明代律法，也和日本人无关，因为日本是在搞“自由贸易”。且不说此处的“自由贸易”明显挪用了近代西方全球扩张时期的概念，根本不是古代东亚世界的史事；其直接目的，更是意在彰显日本是东亚“自由贸易”的维护者，而明代中国则是“闭关锁国”，不让本国“民众”与日本自由做生意。此论宛如鸦片战争前夕，带有武装殖民集团性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指责清政府封闭自大，拒绝与其展开“自由贸易”一样。
照此逻辑，日本商人为了维护中日之间的“自由贸易”，自然不能仅止于“期待着”，而是要有所作为：
世人动辄将倭寇误解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海盗行为，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商人最初可能只是观望，但一旦意识到既有的权益无法恢复，中国的贸易伙伴又被官府羁押，受到迫害，因此，当有贸易伙伴请求他们出手援助时，便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从而加入复仇战争中去。这才是倭寇的本质，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两国政府之间的统制贸易无法满足民间的要求，于是民间贸易开始兴起，对民间贸易进行干涉，并从干涉发展到军事讨伐，然后对军事讨伐进行复仇，然后对复仇进行援助，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过程才出现了倭寇。[3]33
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把海洋作为区别于陆地的空间规划，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这种区分原则支配了17、18世纪的国际法的基本结构——海洋开放、第一个全球化地球图景诞生之后的国际法基本结构”[4]。这背后是西方列强开始通过航海活动对广大的非西方地区进行瓜分。而这一历史过程的物质基础、经济动力及其如何打着诸如“自由贸易”之类意识形态说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5]由此可见，宫崎笔下的倭寇根本不像生活在古代东亚世界里的人，而是神似近代西方全球扩张中的各色先驱者。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下，倭寇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群体，他们不但具有类似“契约精神”的气质，拯救深受中国“体制”束缚的“民间商人”，而且通过一系列侠义之举，敲开封闭的中国的大门。
正像早期殖民者深入美洲、非洲“不毛之地”的勇武之举在近代西方广受传播一样，宫崎也毫不吝啬地称赞倭寇入侵中国。在他笔下，倭寇的“目的也绝不是掠夺，他们只是出于哥们儿意气，参与了遭受官府迫害的中国同类的复仇运动中去”。因此，“倭寇绝不是以中国民众为敌的”。更有甚者，“倭寇是战争的天才。有中国内地人做向导，对地理形势又非常了解，总能够通过伏兵的战术以寡敌众，尤其是日本刀的使用出神入化，让胆小的明朝官兵闻风丧胆”。[3]35,36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斗转星移，在现代中国，日本侵华也不是为了掠夺，而是出于另一种“哥们儿意气”——“大东亚共荣”，把中国从西方势力的魔爪下解救出来；日本只是与“冥顽不化”的中国抵抗者为敌，而不以中国民众为敌。至于日军如何“威武善战”，更是在大量的宣传品中广为传播。总之，在明代倭寇身上，宫崎或许看到了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分子的侵华日军之先驱。
同样地，就像西方殖民者把在非洲、美洲的活动形塑为“教化”当地民众、进行开发建设一样，宫崎强调：“倭寇的暴行绝不是一种营利行为，当然也不是日本人乐意这么做。日本人最终还是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从事通商贸易。”[3]39“日本人本来就爱好和平，自始至终都只是想与中国民众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通商贸易。如前所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到了中国官府与民众的斗争中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倭寇。”[3]46只要对明代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稍有了解，就不禁会对宫崎的这番论调哑然失笑。破坏东亚“和平环境”的祸首究竟是谁，日本各方力量有多少是“本来就爱好和平”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可关键在于，宫崎认为他的这项研究是在“深入事实的内部，阐明事情的真相”[3]47，这真是让人感到错愕。
更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宫崎此论在战后似乎也没有太多变化，这或许是在实践他对战后进步思潮的不快。在影响颇广的《亚洲史概说》一书中，他如是叙述倭寇：
所谓的“倭寇”，是由于明朝行之过甚的锁国政策本身出现了破绽所导致的……自宋元以来，日本人与中国沿海民众就已经开始进行自由贸易了，但明朝政府采取锁国政策之后，自由贸易就变成了走私贸易。而嘉靖皇帝对走私贸易的压制，与其说针对日本人，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人，试图以此对民众加以严厉的控制。为了反抗这一官方压制，中国人只好勾结日本人掠夺沿海城市，这便是倭寇的真相。[6]
很明显，相比于战时，这些叙述更“学术化”、更“平实”，但核心观点依然保留着。宫崎晚年自言：“本国人未必最了解自己的历史，外国人的理解常常更加准确，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趣味所在。”[7]不知对于明代的这段历史，宫崎是否也觉得自己较之中国人理解得“更加准确”？从他在《亚洲史概说》中的倭寇“真相”论与战时观点一脉相承来看，也许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今人在阅读宫崎史论时不能忽视的。
此外，在《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一书里，宫崎收录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中国式的体制与日本式的体制”的文章。此文意在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西洋文明时的不同态度，凸显中日之间“体制”的巨大差异。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独特的体制，历代王朝皆以维护这一体制自任，面对外来文化，在无损此体制的完整性时，中国古人尚能汲取一二，一旦觉得外来文化会对中国体制造成巨大冲击，那么王朝统治者就会选择深闭固拒，致使国势衰微。显而易见，他如此叙述中国历史，自然是为了拿来与日本体制做对比，以此彰显后者的优越性。宫崎声称，正因为“日本不断地与中国式体制抗衡，坚持采用日本式的体制”，所以日本一直希望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从对等的立场展开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必定是最自然的想法，这种平等精神在东亚范围内是日本所独有的”，甚至此乃“日本式体制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8]128只是不知宫崎下此结论时，是否考虑过日本长期对朝鲜与琉球的压迫姿态。
当然，宫崎此论的更直接目的是论述近代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正由于日本体制具有“平等”精神，所以它“自身也始终是开放的。对于外国文明，无论何时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迅速将其日本化，用以强化日本的体制。我们应当立足于这样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日本式体制的长处”[8]141。此文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如果认为近代“外国文明”的“精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话，那么当时的日本确实吸收得非常迅速，并且用“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王道乐土”等本土概念文饰之，东洋风与西洋景混为一体。而在宫崎眼里，这样的日本体制堪称东亚之光：
东亚诸国有时也对中国旧体制发起反抗，但最终都被卷入其中，只有日本凛然独立，维持着独特的日本式体制，并不断促使中国式体制的反省，这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在欧美的压迫下，东洋各国或被征服，或沦为半殖民地，唯有日本不纠缠于应对的方式，只要无碍大局，就可以听该听之言，斥该斥之物，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日本式体制的基础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8]142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的领土，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更是在中国抢夺了大量经济利益。说近代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第一桶金来自对中国的掠夺也不为过。凡此种种，在宫崎那里都变成了日本处心积虑地促使中国从旧体制中“反省”，并认为应被“大书特书”，这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更让他备感“骄傲”的是，面对欧美的压力，日本并未屈服，依然保持独立，这更让日本成为亚洲各国的“榜样”。
只是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国内瞬间从过往的高傲自大变成对占领军的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之能事。不少日本国民写信给美国占领者，让后者严厉处分战时日本领导人，各种检举揭发更是层出不穷。对于此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麦克阿瑟，《朝日新闻》称赞他为“我们的父”。不少女子甚至写信给他，强烈表达“我想给你生孩子”的愿望。[9]或许是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宫崎在发表于1958年的《东洋史上的日本》一文里批评：“战争期间日本的狂妄自大，一旦战败马上就完蛋了！于是又出现了无止境的卑躬屈膝的自卑感，于是又出现了日本民族是未开化的、野蛮的、不干净的、不道德的，是罪人，日本的历史完全是捏造的，明治维新也是骗人的假玩意儿，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日本资产阶级搞的侵略勾当等论调。”[10]195-196而回应之道，在宫崎看来，就必须“把日本的历史完全客观地放在世界历史中来加以考察”[10]196。由此可见，宫崎史学的世界史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助这一方式来彰显日本自身的特色。
宫崎强调，世界各地文明无不处于各种联系当中，文化流动贯穿历史进程，只是不同文化一旦相遇，是互相交融，抑或彼此对抗，在历史中具有不同的显现罢了。基于此，他认为日本文化在此流动性的背景下，可以称为“终点站文化”或“中转站文化”：
说最近代的日本文化是中转站文化……我的意思是，经过选择之后，合格的东西传播了进来，合适的东西保存了下来。为了使之进一步符合自己的审美观，不停地在加工着，无论它出自哪里，经过两三代，就都变成了优秀的本地文化，然后再与新来的外来文化进行较量，反复进行选择、同化的过程。[10]201
这个观点，其实与战时宫崎对“日本体制”的称赞在基本结论上并无不同，都是为了突出日本能基于自身立场，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新文化的“特性”。只是这个“特性”，在战时可以用来证明日本文化乃东亚翘楚，在战后则可用来证明日本文化自有生命力，不应遭受前文所述的各种非议。所以宫崎指出：“所谓新文化，本来应该由内部创造出来的。但是，创造必须在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并且还要让这些有利条件实现最佳配比之后才有可能产生。”[10]202值得注意的是，这番话绝非泛泛而谈，而是为了突出“新文化的创造，前提必须是一切有利条件在这里实现了最佳的结合，如果我前面所说的话不错的话，那么应该说唯有今天的日本才具备了这样的资格”[10]203。回到历史语境，“二战”结束后亚洲许多被殖民国家纷纷独立，新中国成立更是影响了世界格局，旧的殖民体系在亚洲早已土崩瓦解。照理说，日本过去建立在旧秩序之上的优越感应该降温才是，可这些时代变化似乎对宫崎没什么影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在宣称日本文化在亚洲的优越性。
因此，就很难认为宫崎的史学思想在战后有什么巨大变化。在《亚洲史概说》里叙述近代日本历史的部分，他专门用一节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与罪”。作为中国人，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二战”中的日本究竟何“功”之有。而所谓“罪”，在宫崎笔下，不是“陆军军官演出的脚本总是过于脱离现实”，就是海军首脑“没能改变思路，而是始终坚持巨舰巨炮主义”。[6]355,356总之，都是属于战略上的失误，而非对这场战争本身进行否定。这就好比“九一八”事变的幕后策划者石原莞尔并不反对侵吞中国，只是不主张操之过急地借卢沟桥事变来造成中日全面开战而已。如果今人不会因为石原的后一种态度而认为他是反战人士，那么对于宫崎的“二战”观，也可用相似的逻辑来审视。
1992年，宫崎在为自己所著的《中国史》撰写跋文时，谈到该书在中国台湾有中文译本，在韩国有韩文译本，并且觉得会“一定程度流传于世”，于是感慨：“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11]489他由是展开联想：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11]490
很明显，这番话的未尽之言是通过强调法国、英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没有用“新教育”去教化当地民众，导致这些地区享受不到“近世文明”，来突出日本在中国台湾、韩国的殖民活动是尽了“责任”的，这两处地方摆脱“落后”状态，是有日本殖民者的一份“功劳”的。当然，宫崎在沉浸于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国台湾、韩国传播的同时，或许有意忽视了“二战”后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也在日本颇为流传，而这些史学著作背后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选集》，更是长期广受日本青年欢迎。不过，及至去世前宫崎依然保持这种殖民主义的幻觉，也实在让人忍不住“啧啧称奇”。试想如果与宫崎具有相似理念的人，看到他的许多著作也在当代中国大有市场，会不会也会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各种作为，会不会也将其视为在给中国人民普及“新文明教育”？从宫崎的汪精卫研究与今天国内一些对汪伪政权及其首脑进行另类阐释的论著在结论上颇有相似性来看[12]，似乎笔者并非杞人忧天。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