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小说《长日留痕》以“内在时间”体会“时间—生命”的联系，通过背离线性时间论，作家质疑并反思“时间进步观”。面对西方现代时间暴政对人类时间意识和主体性的摧残，作家警示人类，应适当返回诗性思维，在时间流逝中“审美地”获取生命体验。
【关键词】《长日留痕》 跨文化书写 时间意识 现代性反思
国内学界对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研究，多以“怀旧”或“回忆”作为论述主题，然而，从汉英辞典中“怀旧”（remember past times）的释义可见，时间是构成怀旧的基本要素之一，回忆是连接时间和人类怀旧情绪的中介，怀旧／回忆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时间本体之上。时间既是一个不涉怀旧或回忆的单独事件，本身具有独立言说的价值，人又永远存在于充满时间的世界，无时无刻不与时间打交道。因此，讨论怀旧／回忆主题势必要回到其背后的“时间”问题上，回到人与时间的关系上。《长日留痕》的主体事件和人物形象，是在回忆所依赖的时间中建构的；驱动情节发展和牵动主人公情绪变化的事件也与时间有关：史蒂文斯在时间中确立自我价值，在与他人产生时间间隙时，备感不被理解的寂寥，通过背离现代时间秩序，史蒂文斯启示当代人反思“时间进步观”，在此意义上，《长日留痕》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倡导“国际化书写”的石黑一雄，不仅敏感地捕捉到人类共同的存在体验，书写全人类难以回避却都在经历的“时间之殇”，小说中浓郁的物哀风格，以及对现代时间意识的抗拒，也是石黑一雄与母国日本无法割裂的精神联结。
人类关于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是文化哲学里的时间意识，后者不同于科学研究，既牵涉个体体验，也具有社会性，无法被赋予明确定义。
时间以自有的规律缓缓流动，相较短暂生命而言，时间便代表永恒，那么，追寻永恒的人类如何在转瞬即逝的生命中长存？换言之，生命如何在时间中存在？答案的关键在于，人需要在流动的时间中感知存在的印记，并赋予存在意义。当史蒂文斯难以发挥优秀管家的能力时，他无法确证自我存在及其意义的困境便出现了，因此，“滞留”（retention）在时间中，“凝视”逝去的时间，史蒂文斯才能够以时间把握生命，在时间中思索存在的价值，从而体验属于自己的“生之歌”。
史蒂文斯将毕生奉献给达林顿勋爵府，通过效忠时代的伟大绅士，他实现了“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1]95的目标，侍奉达林顿勋爵成为他“今天唯一感到骄傲和满足的”[4]104。在这段奉献的时间里，史蒂文斯的生命体验和自我价值得以建立，甚至风景环境也成为承载他价值理念的审美对象。西蒙·玛莎认为“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构建”[2]。史蒂文斯眼中的英格兰，具有“静穆的美丽”和“严谨的感觉”。[4]24静穆和严谨是主人公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也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英国性”必备特质。而爱情、家庭等这类每个个体生命中本不可缺失的东西，全部遮蔽于他对荣光的追求后，正如肯顿小姐所说：“我真想象不出你在生活中还会追求些什么。”[4]141对“英国性”的彻底奉献构成史蒂文斯生命记忆的全部历程，剥夺他直觉性感受时间的能力，他便会失去获取自己生命体验和存在价值的方式。因此，面对现实无所适从的史蒂文斯，反复回溯逝去的时间，对时间的关注使他感受到，逝去的不代表永久消失，而是残留在体内，只等一个“小玛德莱娜点心”唤醒身体记忆，“这就是与我们的经验相似的时间之流：它就在那里，在我们内心，在我们神经元中过去留下的至关重要的痕迹里”。[3]140。正是封印在时间中的生命经历使人意识到，自己在永不止息的时间中存留的事实。如果说“标度时间”具有社会性，明确规定个体行为的是非曲直，那么“内在时间”则是属己的，尽管因达林顿勋爵与纳粹德国的亲密关系，史蒂文斯形象备受质疑，但生命记忆始终是确证个体存在的基石。史蒂文斯在时间中确立的存在价值，不仅使他拥有继续生活的决心，也构成他“生命的苍凉底色中那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点温意，慰藉了本来具有无限可能性然而却仅仅只是孤单老去的人生”[4]。时间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生硬撕裂史蒂文斯与时间的联系，冷漠割断他对时间的重构，他生命的一点一滴便无法体验，人生意义也随之丧失。正如卡洛·罗韦利所言：“如果这一切全都消失，我还存在吗？我就是这部正在进行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由此构成。”[6]133在体验时间的过程中，时间本身就体现出生命的创造和律动，对时间的体验即对生命的体验。由此，生命得以在时间中存在，而对时间回望的无意义会造就未来时间的虚无，当一切可存在的价值消失，个体也会被利剑无情“杀害”。石黑一雄曾声称日本对他只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但小说的时间意识显化出作家的日本底色。日本传统时间观强调自然、时间和生命的“三位一体”，小说主人公也数次漫步在自然中，“任凭那夏日之声将你整个笼罩，听任那轻柔的微风轻拂你的面孔”[4]22。史蒂文斯在时间面前驻足，感受自然带来的平静和安逸，生命也融于时间，充分享受在自然中跃动的痕迹。源于日本文化的“时间—生命”意识，使人类自为捕捉到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时间，指引出一条向内卷的生存新维度。
与“内在时间”相对的，是“标度时间”意识，置身于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主体，都是由后者进入时间境域的。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文化空间中，人类对“标度时间”的定义和认知不断变化，“规范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时间体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5]19。直至科学时代高扬“进步”观，时间也被要求必须向前发展，通过强制所有文化体接受唯一的时间观念，人类建立新时间秩序的权威性，不守序者则会被踢出历史舞台。伴随时间“进步观”而来的暴力手段，极易产生有关时间认知的冲突，也很可能改变我们理解动态世界的方式。
小说中人与人的矛盾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围绕人与时间的冲突问题展开的对抗。面对新旧两种时间秩序，时间之“右”的人物，以法拉戴和肯顿为例，将时间“看成是一条单向延伸的直线的概念滋长起来，形成了线性时间观”[8]18，他们接受新时间的秩序性和权威性。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时间之“左”的人物，以背离线性时间论，反抗新时间秩序。两方因确信并遵循各自时间秩序，导致一场隐含的“时间之战”。美国主人法拉戴不理解史蒂文斯办事风格，“你们这些人啊，总把自己关在这些宽敞的房子里，忙这忙那的”[4]4。他认为，员工完成工作后有权请假，愉快地享受个人时间，并要求仅雇用4位员工管理府邸，而以前的达林顿勋爵府甚至雇用过28位员工。雇员人数的缩水意味着个人工作量增加，法拉戴所遵循的线性时间论的单向性，决定员工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高额工作量，史蒂文斯“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这个员工工作计划很糟糕”[4]7。为什么史蒂文斯不认可法拉戴的提议？除增加额外工作量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与史蒂文斯信奉的时间秩序相冲突。一位优秀的管家应把属于自己的时间都奉献给主家，他“必须具有不叛离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色的才能。极少数男管家在受到细微的刺激时便会为自己的私事而叛离其职业本色”[4]34。所以在老管家弥留之际，史蒂文斯依然恪尽职守，待工作结束后，才短暂性回到已逝父亲身边，史蒂文斯以此实现自己的尊严，也为父亲践行一生的尊严谱写了最终章。如果说法拉戴注重时间效益的工作方式是进步的，那么主人公不计较个人时间得失的行为，则是对进步的背离。史蒂文斯的时间认知方式，不仅由19世纪维多利亚价值观塑造，他对尊严、忠诚和等级的绝对强调也与日本“武士道精神”保持一致。[6]西方称近代前的日本为“无视时间之国”，实际上，日本人只是遵循传统，依照季节变化界定时间，而不以西方线性时间观作为生活标准。法拉戴关于工作时间的新要求打破了主人公认知的时间秩序，试图以“进步”的线性时间论取代“落后”时间观，包括史蒂文斯信奉的文化，如尊严、忠诚等，“在美国人眼里，都变成了需要由新兴的美国文化来改造的老古董”[7]。似乎他为这座古老府邸的付出是毫无意义的，自己非但没有奉献时间，连时间本身也被夺去价值。与史蒂文斯一以贯之的时间认知相比，肯顿的时间意识更复杂。她曾写信告知史蒂文斯，“我的余生在我面前展现的只是一片虚无”[4]41。史蒂文斯相信肯顿也怀恋着过去，而与肯顿相见后，她却热爱当下的生活，并表示“我面前的生活并未展示出一片虚无”[4]193。肯顿言行的前后颠倒表现出她内心的挣扎，她反复在现在和过去徘徊，但最终在时间难题中选择向时间之“右”走去，如她自己所说“总而言之，现在完全不可能让时钟倒转了”[4]196。史蒂文斯原以为和肯顿遵循同样的时间秩序，却沮丧地发现，双方已无法产生时间共鸣。作家有意将小说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此时英国开始出现外交、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伴随“日不落帝国”已成明日黄花的现实而来的，是美国经济与政治实力的腾飞，通过达利顿勋爵府被美国人占据的形式，反映旧社会的衰落和瓦解，新的世界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人物间关于时间秩序的分歧，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帝国传统走向消亡，一部分人生长于新时间秩序中，另一部分已开始适应这种变化，并能游刃有余地生活其间。作为被动目击者的史蒂文斯，无法阻止时代变革，只能旁观时间走向难以理解的未来，最终也无法成为他现处时代的同代人。石黑一雄是一位兼具东西文化特征的作家，在西方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他，并未否定进步的力量，小说以达林顿的衰落，证明新秩序的伟力，沉湎于已然逝去的英国荣光，客观上无益于民族国家发展，固守传统只会像史蒂文斯一样，无法被理解。然而同时受到日本文化熏陶的石黑一雄，也透过日本传统时间意识的面纱，反思“时间进步观”。小说中的史蒂文斯是时代进步的见证者，然而时代变迁没有带给他生活的愉悦，反而造成他心灵的创伤，以及格格不入的悲凉。如果进步要以牺牲人的幸福为代价，这样的“进步”是值得质疑的。
时间概念与人类相伴而生，“文明与文化的起始阶段，在原始思维和诗性思维占据主要位置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主体的时间意识属于非物理、非实证和非科学性质的”[3]。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时间与自然的关系极其密切，体现出强烈的“天人合一”的倾向，并逐渐形成循环时间论。随后，由基督教带来的线性时间观兴起，时间被越来越精确地区别，直至技术革命时代，随着西方技术霸权建立的新型时间结构，时间逐渐成为异于人类的客体，人与时间的关系演化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新型时间结构“不只是时间尺度的统一，也有时间价值的统一，时间价值简化为工作时间的商业价值”[8]。面对不可逆转的时间，西方理性发扬了一种“节约”精神，将时间直接等同于金钱，“浪费”时间，意味着消耗生命和挥霍金钱。伴随全球化进程，现代西方时间意识潜移默化地散布至世界各个角落，其时间结构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各文化体纷纷抛弃传统时间观，毫不犹豫地接受“进步”文明及其价值观，以适应历史发展，所有节奏开始以西方时间安排，而原始诗性时间则荫庇于经济价值充斥的时间意识之下。在那次非官方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人刘易斯强调：“你们可知道你们周围的世界正变成什么样子吗？你们能以你们那崇高的本能行事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4]84。勋爵反驳此番言论“意味着要将个人的贪婪和利益置于优先，而不是要看见世界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强烈愿望”[4]84。现代时间观念引导人类从经济原则出发，如果时间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那么时间便不具备价值，旧有时间秩序所塑造的价值观也不再被理解，而被正义感支配的人物“不过是一群天真烂漫的梦想家罢了”[4]83。史蒂文斯身上曾被视作优秀的品质，如今失去存在意义，但他为某个事业奋斗终生的执着，与塞万提斯笔下的疯癫骑士有相同之处，即在看似落伍的行为背后隐藏着美丽的动机，“集中体现了一种人的精神性追求的内在本质——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对真理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以精神信仰作为坚不可摧的生活原则的行为机制，是生命中始终葆有的……理想光辉”[9]。石黑一雄本人也肯定了史蒂文斯式的精神，“尽管他们看到，自己已用生命的一大部分时间来做徒劳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做下去。我敬佩他们，他们可以了解自己”[10]。对于法拉戴和刘易斯，时间与生命是对立的，他们潜意识中敌对时间，因此终生与时间赛跑，表面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实际是“在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创造了时间的威权，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8]85。为时间卖命，被时间支配，人作为主体的自为性不再，时间开始显示出它的“暴政”（tyranny）。他们昂首挺胸地遵守自己创造的时间秩序，同时也在唯唯诺诺地接受时间施暴，失去崇高信仰而以绝对经济利益为标尺的价值准则，无法体会史蒂文斯式的奉献。“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时间意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实用和非诗性的时间境域，决定主体存在的非审美时间和审美活动的物化和经济思维。”[3]旅行的实用功能取代旅行过程中的审美性，成为现代人弥补被工作占据的人生时间的方式之一。法拉戴的旅行观“存在着对这一行为的某种价值诉求、目的诉求或者功能诉求”[11]。他视旅行为疲惫生活之余的点缀、长期辛劳工作的阶段性奖励，人应该不断“赢得时间”实现度假目的，旅行畸变为人与时间赛跑的“战利品”。因此，他反复建议完成工作后的史蒂文斯外出旅游。在这里，时间是作为必须“被排遣”的东西体验到的。回看小说中有关史蒂文斯的旅行描写，笔墨细致，情感细腻，令人心旷神怡的乡村、鳞次栉比的牧场、一望无际的原野……英国的迷人风景随旅行时间变化更替，审美主体在旅行中直观感受到环境之美。史蒂文斯随心漫步在田野乡舍间，旅行不再是弥补工作时间的工具，而成为发现美、感知美的平台。法拉戴等人“以对时间之外的功利体验来代替对时间的体验，以外在事物的价值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衡量时间的价值”[12]。在他们眼中，时间是手表上的秒针，是机械运动，停下脚步感受美是对时间和短暂生命的亵渎。史蒂文斯通过悬置旅行的功利目的，使旅行“实现为一种丰富的、原初的、前语言的生存—实践意义”[14]。引导主体进入原始文明的诗性时间境域，主体与时间融为一体，生命本身即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体验到。在由精确秒针控制的世界中，人类不仅改变了价值标准，成为时间的附庸，而且越来越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地球上的生命节律脱节，从而失去审美能力。石黑一雄以日本传统时间意识为基础，通过《长日留痕》启示现代人修正“时间进步观”，虽然它要求主体只能向时间之“右”走去，但主体不能默许时间施暴，而需重新找回“时间—生命”意识。一旦将时间从唯理性和商业价值中解救出来，“同时也就救赎了‘在在不住’的我们的自在”[13]，从而保证生命的诗意和永久不灭的理想光辉。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评价道：“（石黑一雄）是我们当中最擅长阐释‘失去’这一主题的诗人。在他的创作中，突出的主题是‘残留’。”[14]《长日留痕》“失去”的，不仅是怀旧者寻觅的旧日传统影像，也包括现代时间暴政造成的感性主体的唯理性堕落。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由人类主体界定时间概念，赋予机械冰冷的时间以意义，如今却在现代时间意识中自我消解意义，时间再次沦为冰冷的机械存在。
对此，小说以书写时间反抗时间，要求我们在走向开放、能动、创造性的未来时，回到诗性思维，以抵抗现代时间意识的无意义和主体性丧失。正像童道明先生论及契诃夫的“樱桃园”一样[15]，石黑一雄笔下的达林顿勋爵府也象征了那些尽管古旧但毕竟美丽的事物，人类无法逆潮流发展，想在历史长河中保留必然消失的事物常常是枉然之举。但石黑一雄启发不断走向时间之“右”、和冰冷的现代时间接触的人类，要懂得在感情和审美世界中驻足与徜徉，懂得惜别“达林顿勋爵府”，懂得长日留痕中“留痕”（the remains）的价值所在。注释：
[1][英]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英]西蒙·玛莎.风景与记忆[M].胡淑陈，冯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60.
[3][意]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M].杨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4]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92.
[5]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姜清远,申富英.硬币的另一面——浅析石黑一雄小说《长日留痕》的管家形象及其意义[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3）：82-84.
[7]梅丽.从《长日留痕》看英国“二战”后的文化困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41（1）：15-21,159.
[8][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M].吴云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5.
[9]王立新.外国文学史（西方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96.
[10]顾舜若.明与暗——《长日留痕》中男管家的两重自我[J].译林，2009（6）：203-205.
[11]张骁鸣.阐释“旅行的意义”——现象学的视角[J].旅游学刊，2016，31（11）：14-21.
[12]马大康,叶世祥,孙鹏程.文学时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13]张弘.前言[A].时间性的救赎：2000—2011学术文化论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3.
[14][英]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直言不讳:观点和评论[M].徐颖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80.
[15][俄]契诃夫.导言[A].舅舅三姊妹樱桃园[M].焦菊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IX.
本文为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机理与文化增殖研究”（2021QN010）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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