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姮 | 断裂叙事与主体缺失——小说《兜比脸干净》的文化解读

《兜比脸干净》，蓝石著

新星出版社，2009

专栏

学术书评

作者：王姮

作者单位：

天津美术学院视觉设计与手工艺术学院

【导读】小说《兜比脸干净》虽然展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万峰在个体工商业发展初期的工作经历，但对于思考当今现实问题依旧具有启发性。该意义的挖掘有赖于对文本断裂的解读，主要包括场景断裂、人物断裂、情节断裂。在断裂叙事背后隐藏着欲望之下的主体缺失，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发展境况。

【关键词】断裂叙事 主体缺失 兜比脸干净

01

引言

2022年，据腾讯网、澎湃新闻统计，截止到今年5月，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只有23%[1]，堪称史上最难就业年。在文学领域很早就有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有趣而小众的《兜比脸干净》。《兜比脸干净》是作家蓝石2009年创作的作品，全书只有十几万字，展现了大学生寻找就业道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浮沉的故事，被称作“中国新时期第一部为个体户作传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大学毕业生万峰因不满足在街道办事处写标语的工作，愤然辞职下海经商的经历，最终因赌博重新回到原点再度就业的故事。书名“兜比脸干净”本是一句民间俗语，表达的是身无分文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兜’代表了‘金钱’，‘脸’代表‘人’的主体或尊严，‘兜比脸干净’则可以看作一个人既没有钱、又丧失了自我的这种一穷二白的状态。”[2]虽然成书较早，但通过重读可以思考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职业竞争出现白热化的态势下，在新与旧的冲突中，年青一代在不断的复旧与归零中又不断前进。诸多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繁复内缠，夹杂着各种踟蹰，成为思考现实问题的切口。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特色便是文本的断裂叙事。所谓“断裂”是指在讲述事件情节、描写人物语言时，因种种原因而发生的停顿。有些断裂会在后续的讲述中继续衔接，有些则再也没有给出连贯的机会，成为突然的终止。从作家主体论的角度看，这种“省笔艺术”成为体现小说含蓄之美的一个重要标志，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余地。[3]此外，从读者角度看，发掘文本隐匿在正常叙事节奏之下的断裂叙事，可以解读出更多的言外之意。正如赫尔曼（David Herman）所说，理解一个故事的叙事，并不单纯是理解它在字面意义上传达了什么，更是根据文本提示及所做出的推测，重新理解故事建构的过程。[4]

基于此视角，本文着重于从场景、人物、情节三方面入手，分析小说中的断裂叙事有哪些，为什么会有此种断裂，表达了怎样的人类生存境况与主体性思考。

02

场景的断裂：

“光明批发市场”

与“海风娱乐城”

场景的断裂首先体现在文中浓墨重彩描绘的光明批发市场被遗失于客观的叙事话语之外，成为故事中看不见的存在。它或许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对于主人公的发展主线来说变得再也不重要。小说开篇描写了经济发展改变了知识分子对固化的体制内生活的渴求，开始下海经商，试图在经济大潮中分得一瓢饮。光明服装批发市场作为典型的东北商铺市场，像是个体经济发展的偌大张力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资源，最终构成了聚合不同力量的经济枢纽。光明服装批发市场是条T型街，横向街道贩卖毛衫箱包等商品，交叉口是专卖跳楼货的地摊，竖向街道是裤子的专卖区，也是市场最受尊重的部分。虽然“五爱”等后起批发市场在规模上有更大优势，但许多追求高品质的上档次的人，认为在五爱买东西是掉价的，况且市场规模太大，人山人海，连找个下脚的地方都困难，舒适感远不如光明批发市场。小说前半段的笔墨着力于描写万峰的成长史，在奔波于各个城市的批发市场之后，他精心挑选物美价廉的商品搬到光明批发市场，练就了选货还价的一身本领，逐渐成为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佼佼者。读者开始随着万峰最初的愿望，希望看到“我”在光明市场收敛起大学生的拘谨，跟商贩们开始还价、扯皮，使用专业术语进行售卖，逐渐熟悉“床子”“大角”“趟里”[5]的区分，期待着“我”能顺利实现角色转型，大显身手。然而好景不长，小说中个体交易在城市各个场所迅速崛起，使得光明服装批发市场原有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失。这些场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每天迎来送往各色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的人，一种近乎无聊的平淡感油然而生。新型批发市场和大型商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经历了无效的销售策略革新之后，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明显惨淡，“整个市场里敞敞亮亮，冷冷清清，各条干道都能从头望到尾。说句有点儿夸张的话——卖货的比买货的人还多”[6]118。在故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光明服装批发市场这一早期独占鳌头的商品交换空间完全走出人们的视野。

其次，场景的断裂叙事还体现在突然出现的“海风娱乐城”。光明服装批发市场这一空间意象的存在与高档场所形成了难掩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在自身权威丧失之后沦为城市的附庸。万峰等人拼死拼活从广州进来的货物，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在获利的同时也滋生了贪婪和享乐的欲望。比起频繁忍受从沈阳去广州的火车的烟味和体臭味去赚辛苦钱，年轻人逐渐发现KTV陪酒者赚钱之简单，开始宣称海天娱乐城为玩赌博机的客人提供三餐是“人性化的服务”，甚至寄希望于赌博机作弊，模仿香港武打电影的镜头去当赌神，杀富济贫。当原初的发家致富、改造城市、实现人生价值的愿望被遗忘，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与精神分裂逐渐形成。从适应、征服光明服装批发市场，到这一原始的资源积累空间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被驱逐为边缘地带，万峰等人的失落由此可见——就算在光明批发市场站稳脚跟，也依旧在更高档的场所中畏首畏尾。他们逐渐认识到，之前干净、合理的发财之路耗费的精力太多，赌博带来的巨大收益才是发财之道。与此同时，个体资本的苍白无力与大型资本的横行霸道形成一组鲜明的对比，光明批发市场在整个城市中的境况也隐喻着普通人被少数权贵和大型资本压抑，只能蜷缩于一隅。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们日渐找不到某种固定而可靠的关系，甚至人作为行为主体也已丧失了适应空间场所的能力。小说后半段对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低调化处理，也暗中表明它不想再成为城市受到瞩目的部分，反而成为城市在时代发展淘洗之下的历史遗留物。

从中心到边缘的，不仅是光明批发市场，更是一批以万峰为代表的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做生意所需要的场所随着城市规划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各种消费模式争相出现，传统批发市场迎来了不可逆转的衰亡。同时，游戏机、娱乐城等场所不断出现，灯红酒绿的物质诱惑越来越多，万峰等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物质幻境中，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成为东拼西凑的大杂烩。

03

人物的断裂：

精神分裂与突然消失

小说通过丰厚的心理活动描写、口语化的对白，展现了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万峰在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的内心挣扎和分裂，也充斥着诸多断裂和消失的人物形象。

首先，就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来说，人物的断裂体现在面对个人发展道路的选择、情感寄托何去何从等问题。小说在看似四平八稳的叙述中暗含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裂，一边是对故事发生的客观环境平铺直叙的描写，另一边则是主人公不断权衡利弊与各种矛盾纠葛，展现了人的意识表层与深层心理结构之间的分野。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万峰并不甘心喝茶水坐板凳，机械重复着循环的工作，当看到身边的朋友在经济发展浪潮中风生水起时，自己也按捺不住内心对于金钱欲望的狂热，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门外汉，逐渐打拼成为市场上胆识过人的服装店老板。借助于第一人称叙事，在故事一开始，万峰便在熟人老黄的怂恿下开始思考新的出路：“我从未去过广州，只听说那里自由开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我很早就渴望到那里去见见世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我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权当是去广州旅游了，散散心，顺便碰碰运气。”[6]16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直指人心，这种仿佛自言自语的叙述使读者更有代入感，思前想后的精神斗争中展现了大学生在商业发展初期，各种社会规则即将形成之时，自我亟待寻找在社会中恰当位置的焦灼感。简单的故事却用复杂甚至是庞杂的叙事语言来诉说，在看似缜密的左思右想中蕴含的是精神的分裂——既认识到身无分文的现实境况，又难以抵挡物质世界情意绵绵的诱惑；既认识到个人价值不可在日复一日的坐班中白白消耗，又无法摆脱自身不过是商海浮沉中的一粒沙子无足轻重。由此，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主人公万峰一边为自己缜密的思维沾沾自喜，一边却又难以掩饰身心俱疲的分裂焦虑。

其次，人物的断裂还体现在小说中瞬间出现、突然消失的人物。在故事的讲述中，人物往往成对出现，比如，万峰的姐姐和姐夫、“裤架子”高健和妻子赵燕、光明批发市场的大户高雄和妻子小慧等。在传统叙事中，人们总对拥有姓名的角色予以期待，希望看到此角色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在本故事中，短短十几万字中涌现出将近四十个名字，却往往是突然闪现，人物的发展好像被中断和割裂一般，突然消失在文字中，仿佛从未出现。这些角色，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角色被淹没在叙事的浪潮中，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浪潮中被遮蔽的女性群像。例如，万峰的姐姐仅出现过两次，形象尤为模糊，对故事最大的推动作用就是拿出多年辛苦积攒的钱给弟弟当作生意的第一笔费用；“裤架子”高健形象气质佳，堪称当地“高仓健”，却木讷寡言，妻子赵燕的形象则是精明强干的女性，小说中展现了双方情感冲突的几个小片段，但对于整体故事主线塑造来说毫无用处，仅在增强故事真实性方面做出些许贡献；高雄原本为光明批发市场的大户，挑选布料的眼光卓越，又会自己设计裤型，小说中写众商贩从他家进货犹如等待皇帝接见一般，其妻子小慧从一开始的众星捧月，到因为高雄吸毒离家出走。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女性角色，在叙述的轨迹中突然中断，却有着明确的内容指向性，即无论年龄长幼、美丑与否，都天然地对那些拥有赚钱能力的男性徒生倾慕。她们的爱情和婚姻展现了在资本社会中的爱情“竟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所‘迷恋的这一外在客体’，变成满足另一个人的私欲的客体，——这种欲望之所以是自私的，是因为它企图在别人身上寻求自己的本质”[7]。也就是说，小说中断裂的女性形象更多地被展现为在资本社会中被物化的女性，她们对男性的择偶观更多的是对其赚钱能力的考核，达到标准的才能被优先考虑。

在这部小说故事中，带有现场感的对话、口语化的行文方式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人物或许并非立体的、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形象，甚至有些较为符号化，但其作用恰如蓝石在后记中写的那样，“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定要写‘我们’”[6]273，展现了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理、社会和心理维度[8]。

04

情节的断裂：

贪婪攫取与禁欲苦行

正如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所主张的从文学文本中发现由“不在场的原因”所引起的文本断裂或空白，那些或许连作者本人也无法意识到的、完全是以无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痕迹，形成了文本叙事中珍贵的断裂性存在，既引导读者通过想象去缝合这些断裂，填补叙述的空白，又成为社会现实的一种表征。在万峰的发家史与落魄史中，简单流畅的故事中存在着许多突然中断的情节，被压制和埋没的历史现实以悄无声息的姿态被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

一是叙事情节中直接传达的禁欲苦行主义要求，主要表现为当主人公投资失败后，感情线索也随之中断。全书与万峰发生情感纠葛的，除却几位年轻貌美、或欺骗或忠诚的女性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高小菲。小说概述了她从一个白手起家、吃苦耐劳的中年家庭妇女，逐渐成为可以掌控自己感情生活、生意方式的女强人。高小菲这一形象一出场就遭到万峰的嫌弃，感觉她年老色衰，手指骨节粗大，纹路很深，好像永远带着泥垢。高小菲却看中了万峰的深思熟虑和强大的学习能力，认为他有过人的经商天赋，便有了对万峰天然的好感，愿意出钱资助他的事业。这种好感也促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商业合作到共患难，在暧昧的文字中体现了高小菲可能与万峰慢慢存在了某种柔情与亲密。面对高小菲这一角色，读者关心更多的是二人后续的情感线索问题，此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万峰的发家与衰败史并行的线索，引导着人们的阅读。然而，小说偏偏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给出解答，两人的感情纠葛也在万峰沉迷赌博、借钱失败之后再无后续，“如同一根刺扎在了我的心里”[6]263。情感线索的断裂一面呼唤着读者心中的本能欲望，另一面也暗中把这一需求与对资本无限繁殖的渴求凝合在一起。到故事后期，读者更加认同高小菲义正词严指责万峰不务正业的堕落，并与万峰等人断绝交往的行为。感情线突然中断，暗示着在资本上升积累的时期，人们更看重的是彼此赚钱的能力，当万峰失去这一能力时，便一无是处，变成人们眼中扶不起来的穷鬼、无赖。正是如此，原初的欲望与商品世界的规则便合理地结合到一起，从欲望言说的代表到商品言说合理性的代言人，高小菲的形象构成了商品浪潮中自愿将情感与物质混为一谈的一类人。他们通过义正词严的话语说服，直接明了地说出何谓正确、何谓错误，其本质意图并不只在于区分对错与善恶，更在于占据话语权本身，并通过自身不断的财富积累来形成新的统治规则。

二是叙述话语中潜在的贪婪攫取性，主要表现在小说语言情节的变化上。到小说后半段，万峰等人沉迷于赌博机带来的愉悦，将前期辛苦赚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享乐与快感，其叙述语调也与之前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发生了鲜明的断裂。对话、内心独白都充斥着类似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革命话语，一方面，口袋空空如也的万峰心甘情愿地视自己为社会底层，忍受着饥肠辘辘的痛苦，承受着各种苦难和不公正待遇，对城市中的有钱人有着原始的复仇冲动；另一方面，沉迷于香港武打电影的他们十分注重江湖义气，天然地把自己的穷困与可以完成宏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相连接，有着杀富济贫的心愿。这种双重性使得万峰对待自身境况发生了断裂，既渴求成为高小菲这种有钱人，自由出入于高档场所，又对他们怀着无产者原始的复仇冲动，同时也认为这种复仇感是代表了集体和历史正义的。小说结尾处“咱们一言为定！”“干杯！”等豪迈话语听起来满含力量，却恰恰带有了黑色幽默的喜剧性质，从中看到的不是光明的未来，而是深深的末日感和“令人发笑的黑暗”[12]。正是主人公自我定位的错位、羡慕与复仇并存的心理结构、仇恨的原始性和进步性杂糅的悖论，构成了叙事语言风格的内在断裂。

于是，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禁欲苦行性”与“贪婪攫取性”的矛盾得以展现：成功者的成功并非源于其勤恳工作、日积月累，而是“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9]。在资本生产中，在目的合理性算计方面，工具理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0]“资本主义是凭借持续的、理性的、资本家的企业与对利润并且永远是再生利润的追求相一致的。”[11]

结论：

断裂之下的主体缺失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本文的断裂叙事归根结底是一个有关人的主体性探索之下的欲望问题。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奋斗》《北京爱情故事》《蜗居》等文学作品也都致力于展现青年人初入职场的生活境况，但是相对来说叙述较为完整，有着清楚的故事线索，因而方便被改编并搬上荧屏。《兜比脸干净》所具有的文本断裂，无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读者从中解读的无意识内涵，乍看之下则不具有此种可翻拍性。它采取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放大来反映90年代初期年青一代荒诞的发财之路，从而起到警示作用。更为重要的内容往往隐藏在无数个文本断裂之后，通过对现实的夸张、零碎的人物和情节片段、口语化简短的叙事语言构筑起更为深远的意义空间。它摒弃了把故事看作完整生命的阐述方式，更关注人在所处时代的历史感的丧失，仿佛印证了在全球资本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治理体系、经济发展策略再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生命延续至将来的困窘感。所有的断裂言说了世界完整性的崩塌，人们被抛进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浪潮中，形成了对现代社会发展境况的一种隐喻。

进一步说，断裂叙事关注撕裂本身，直面生活的真实欲望。小说以游离的姿态阐发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观，不仅仅是展示90年代大学生就业状况，更展示了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文化景观，在断裂中分解了由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境况中，揭示了某些潜存着的压迫的秘密。面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叙述习惯，小说打破了原有的小说完整性的限定，传统的完整性叙述界限被打破，各种暧昧不明的色彩元素逐渐汇入主线叙事中，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生活的丰富与奇特。在各种叙事断裂中，小说着力于揭露资本机器的贪婪，力图揭开看似正确的禁欲苦行主义温情脉脉面纱之下的狰狞嘴脸，让人们直面日常生活。

可以说，断裂作为文本的缺口，展示了一个关于无意识欲望形成和主体缺位的故事。根据作者自述，当他经历着商海起伏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如何，当这些成为过去之后，他觉得要写点什么来记录那些“我们”。文本中诙谐的调侃，经历精神痛苦与心理纠结的那些症状，都指向了一些超出意识思维过程的存在，那些突然迸发的断裂扰乱了正常的阅读习惯和经验，无意识显现在看似情节和语言结构的失败上。关于欲望的无意识言说逐渐打破了旧的经验秩序，使得浑然一体的叙事规模被分解为充斥着无组织的拼贴，解锁了新的意义空间。

总之，文本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生活在此处的现实”与“生活在别处的想象力”之间的分裂。生活在此处的现实始终指涉着一种完整的、统一的想象，赋予了我们完整的观察自身的映像，也就是“我在现有基础上想象了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方式；而生活在别处的想象力更多的是周围人的欲望和言语，代表的是在象征秩序之下，对于“我该如何去想象”的规定。由此，断裂的语言展现了在无意识的缝隙中对于欲望的言说，形成了拉康式的主体——没有了自我意识的确定性，主体成为无意识欲望的某种等价物，或是丧失了其自身存在的缺位主体，更像是一种虚无本身。场景、人物、情节的断裂共同展现了一种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骚动。欲望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不满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结尾便更显得具有可思考的现实意义：万峰在看到昔日好友因抢劫锒铛入狱，终于放弃了自己作恶的念头，侥幸逃过一劫，重新来到就业招聘会。这个结果展现了欲望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被终止，却永远得不到真正满足，任何主体都难以摆脱商品拜物教的虚假幻象。[13]

注释：

[1]腾讯新闻.2022大学生签约率跌至23％，还有院系女生就业率为0？学生何去何从[DB/OL].https://xw.qq.com/cmsid/20220510A02W5Z00.

[2]贾璐.自由与控制——小说《兜比脸干净》中资本的合法化策略［J］.南腔北调，2017（11）.

[3]傅憎享.《红楼梦》的省笔艺术［J］.红楼梦学刊，1981（3）：149.

[4]David Herman.Story Logie［Ｍ］.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6.

[5]文中的“床子”是每个批发商可以挂竹竿买东西的地方；“大角”指的是批发市场中过道的位置，较为四通八达；“趟里”是两个“大角”中间的位置，较为闭塞，卖家需要从里面跳出来与人交谈，因此默认“大角”的位置优于“趟里”。

[6]蓝石.兜比脸干净［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4.

[8][美]埃格里.编剧的艺术［M］.高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28.

[9][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90.

[10]郑震.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与韦伯的对话［J］.人文杂志，2021（3）.

[11][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3.

[12]王树昌.喜剧理论在当代世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101.

[13]孔明安.商品拜物教研究的新维度——兼论齐泽克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

本文为2021年度天津市教委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文化研究作为设计批评的新策略研究（2021SK083）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9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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