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坤 | 以一种清晰的风格做哲学——评索姆斯《20世纪分析哲学史》

《20世纪分析哲学史：分析的开端》，

[美]司各特·索姆斯，

华夏出版社，2019年

专栏

书评空间

作者：陈敬坤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导读】分析哲学让不少哲学爱好者甚至专业哲学工作者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甚至谈起的时候总是语多轻蔑，但人们对分析哲学的印象往往还停留在早期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分析。索姆斯这部著作的英文书名严格翻译的话，实际上是“20世纪的哲学分析”，可以说是以分析的风格做哲学的一个绝佳示范。

【关键词】做哲学  哲学分析  分析哲学

索姆斯的《20世纪分析哲学史》中译本终于面世了，这部著作描述的是1900年到1975年分析哲学的发展。索姆斯忽略了包括弗雷格在内的分析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一点或许是一个缺憾，但从书名和索姆斯的写作计划来看，其实无可厚非（好在这个缺憾在索姆斯五卷本的《哲学的分析传统》中得到了弥补）。而且，忽略弗雷格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试图在技术性比较强的“形式化工作的传统”方面保持尽可能的节制。除了与“不那么形式化的主流”之间的一些必要的接触，索姆斯很少涉及技术性的处理。因此，对于索姆斯这部著作，只需要相当初步的逻辑知识，阅读的时候就不会存在明显的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的中文书名虽然为《20世纪分析哲学史》，但英文书名直译过来其实是“20世纪的哲学分析”。不难看出，索姆斯更强调哲学“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重要性。但就本书而言，这两个名称之间或许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前者甚至更加清楚，更容易接受，毕竟20世纪70年代之前，分析哲学主要还是表现为它的经典样态，即语言的哲学分析。实际上，索姆斯这部分析哲学史如果刨去少量元伦理学的部分，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20世纪语言哲学史，即便保留元伦理学的部分，考虑到元伦理学与语言分析的紧密关系，这样的说法也并不为过。而且，元伦理学部分的探讨恰恰是这部著作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一个亮点。

这部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作为一部讲述分析哲学史的教材，它本身就堪称哲学分析的典范，给出了什么是以“分析的方式”做哲学的绝佳样板。在阐述分析哲学家思想的时候，索姆斯不仅会将他们的观点以论证的形式重构出来，而且会给出大量批评性的分析，以表明这些思想和论证中存在的缺陷。而这也构成了分析哲学家对他们所坚持的这种方式引以为傲的重要原因，“任何分析哲学家所面临的最苛刻和最有效的反对者，总是其他的分析哲学家。有时，最苛刻的批评是自我批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逻辑实证主义这样的分析哲学流派最终是被自己的支持者驳倒的，这一现象或许在心灵哲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行为主义到功能主义，从心脑同一论到取消主义，从表征主义到延展认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分析如何推动着哲学事业的进步。而通过普特南，我们也能更直接地了解到，分析哲学家在固守某种哲学立场方面表现得有多么淡然和潇洒——尽管像他这样如此频繁而且如此剧烈地改变自身立场的哲学家十分罕见。

在这方面，它的“老对手”现象学的表现就不是那么突出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现象学的区分和对峙一直以来饱受批评和诟病，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已经卓越地表明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试图建立起二者对话的桥梁，这样的工作看上去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二者既然都是西方哲学“伟大传统的自然延续”，似乎并不需要刻意去填平所谓的“鸿沟”。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新近发展似乎也表明，二者都在不断扩大彼此接触的边界和范围：分析哲学中有以塞拉斯、麦克道尔和布兰顿为代表的匹兹堡学派，掀起了回到康德、黑格尔的运动，布兰顿新出版的《信任精神》是他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做的一种实用主义式的语义解读，不算前言和目录，这部著作足足有832页，篇幅之巨，令人震惊。而现象学中也出现了分析现象学这一新的哲学形态。因此，两大阵营的分裂其实并不值得过分忧虑，哲学作为一项属人的事业，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因为它没有一致的方法论，也很难有任何毋庸置疑的成就，因而特别容易形成派别和宗派主义（达米特语）。

刚才已经提到，索姆斯在这部书中并不打算处理分析哲学前史，而且他也没有打算面面俱到地讨论20世纪所有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即便是专门讨论的哲学家，一些重要的著作也没有涉及。比如，他推崇备至的克里普克，仅仅集中讨论了《命名与必然性》的成就，而忽略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后者虽然被认为是误读了维特根斯坦，但是开启了规范性问题的语义学进路，拓展了语言哲学的论域，其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如果指责它没有讨论什么，那实在是吹毛求疵，但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不自觉地犯这样的毛病。我想我们在评价的时候更应该看它有没有把它所要讨论的内容说清楚，而这方面，索姆斯无疑是做得极为出色的。

谈到分析哲学前史，关于分析哲学的产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分析哲学肇始于对黑格尔的反叛。这种说法貌似道出了事实的某一重要方面，但除此之外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毕竟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导致了几乎所有形态的现代哲学。另一种更有影响的说法是，分析哲学肇始于对心理主义的反叛，出于类似的理由，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种反叛同样导致了现象学的产生。我更认同达米特对分析哲学的洞见：促使分析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坚持语言对于思想的优先性。我们过去只看到思想，而忽略语言。自巴门尼德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一个颇为隽永的命题就开始在哲学史上反复出现，即“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吸引无数哲学家趋之若鹜，在他们看来，哲学无外乎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进行的思想活动。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思想，这个世界是不会出现哲学的。当思想被表达出来，哲学的出现才有了可能（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外化，存在起来的决心和行动，也可以看成是某种意义的自我表达）。悲剧的是，除了语言之外，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更悲剧的是，思想一旦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它就变得仿佛不再是它——语言让思想（存在）藏在了它的“家”里。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不是刘慈欣小说中可以直接读心的三体人，对于我们而言，难道不正是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吗？语言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思想也就是那个样子。因此，澄清了语言，也就澄清了思想。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的纷争都源于语言的误用，哲学家的全部工作应该是去解决语言的混淆，而解决途径就是语言分析。

虽然分析哲学作为一项运动或思潮已经成为过去，分析哲学也不再仅仅表现为语言分析，但“分析”的观念或方法已经渗透到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方向。从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到最初被逻辑经验主义拒斥的形而上学，从伦理学、政治哲学到社会哲学甚至到现象学哲学，分析哲学早已不再表现为某种哲学流派或固定的原则，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做哲学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真理和知识为追求目标，而不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味有用的药方”。正如索姆斯指出的，这种方式包含一种“对清晰、严格和系统论证的理念的含蓄承诺”。哲学总体上毕竟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不论何种形态的哲学，分析和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因此，接受一定程度的“哲学分析”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这些每每以灵活性、模糊性、多义性自矜的汉语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而言尤其如此。

然而，国人对分析哲学往往怀有更多的狭隘偏见，总觉得这样技术性的分析把哲学应有的味道消磨殆尽。我们似乎认为“既是又不是”的辩证的东西才是哲学的，而“要么是要么不是”的东西没那么哲学，甚至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我们似乎又总觉得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才是更高的境界，凡事讲得清楚明白反而索然无趣。我无意于争辩什么说才是真正的哲学或好的哲学，但我想说学哲学的状态一定不是那种心有所悟似懂非懂的状态，哲学的表达也一定不是那种堆砌概念术语让人不知所云不明觉厉的表达。因此，哲学思想的讨论对明晰性应该有起码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索姆斯的这套《20世纪分析哲学史》于所有哲学爱好者都有研读的必要，我们当然无须赞同分析哲学的某些（甚至全部）纲领和原则，但我们至少应当学会如何更好地把我们的思想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并加以论证。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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