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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迎春 | 文艺社会学的诗形建构和拓展维度

焦迎春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9-23

“文学场”视域中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

邓招华 著

人民出版社,2022


专栏

书评空间

作者:焦迎春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民族学研究院

【导读】邓招华新著《“文学场”视域中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从文艺社会学视域出发,在历史场景的空间性重构中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穿梭于文化政治、艺术现场等多重语境的交叉地带,从新诗的现代性体验与诗形转换与建构两个层面完成了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身份辨识,突显出西南联大诗人群体创作在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南联大诗人群  文学场  现代性体验


作为一个校园诗人群体,西南联大诗人群崛起于战争历史语境中的高等学府,并以突出的诗歌创作实绩成为现代新诗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局限于诗歌研究领域流派研究范式,在一种对历史的简化认知中,很自然地从全面抗战前的“现代派”直接过渡到全面抗战后的“九叶诗派”。这种叙事是流派研究范式的一种操作与演绎,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的繁复驳杂的面相,也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存在。可以说,“九叶诗派”阐释框架压抑乃至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在这个意义上,邓招华教授的著作《“文学场”视域中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是对日益固化的流派研究范式的一种整体突破,通过引入“文学场”视域,在历史场景的具体性、丰富性的还原中,打破了“九叶诗派”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遮蔽,展示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真实存在面貌,并在“现代性”诗学视域中考察其诗学成就与价值,这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01


       
在新诗研究领域,流派研究范式无疑是一个主导性的范式,人们总是乐于将诗人及其创作纳入一个“共名”的流派,进而完成对一个诗人或诗人群体的指认与阐释。这种阐释框架在使新诗研究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流弊。究其实际,流派研究范式只是批评话语谱系的一种话语建构,依然是一种外在的知识话语框架,并不符合也不等于新诗发展的本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新诗共时交错、具体而复杂的历史存在面貌。西南联大诗人群作为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纷扰的言说境地,就是这种流派研究范式流弊的一个显著表征。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引入“文学场”视域,邓著探寻到一种突破流派研究范式整一化、本质化追求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遮蔽的研究路径。

通过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场域”理论,邓著引入了一种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方式与范畴,在文学社会学的考察中,在历史场景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还原中,突破了流派研究范式对20世纪40年代繁复驳杂诗歌现象的遮蔽,进而展示出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存在样态。从“文学场”视域切入,邓著指出:“一个显明的事实是,西南联大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保持了一个独立、自足的学院空间,以及一种自由的学院文化,西南联大诗人群正是凭借丰厚的学院文化资源,占据着‘文学场’中的有利位置,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第15页)立足于“文学场”缠绕的内部构成的透视与描述,邓著认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文化精神要素在诸多方面形塑着西南联大诗人群,介入了其具体的诗歌创作,进而通过考察学院文化和诗歌创作的互动生成,从多个层面重构、展示历史场景的丰富性以及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具体存在样态。

邓著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切入,进行具体地域空间与历史场域的社会学辨析,指出西南联大学院文化的生成是“多种社会力量、政治文化资本相互较量、妥协的产物,其间隐含着各种资本的对抗及权力的配置关系。在这里,三校优良传统的有机融合,梅贻琦的坚忍领导,师生们对政府教育管控的抗争,以及云南地方集团的支持等都是场域结构中权力对抗与资本调控的重要因素”(第63页)。在这整体认知基础之上,邓著进一步细致考察了西南联大的文化氛围、精神传统、价值关怀等学院文化精神要素,描绘出西南联大以学术为业、重视文化传承,师生共克时艰、坐而论道的精神生活图式。在这里,重要的是作者以丰富史料的把握与开掘,突破了流派研究那种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在历史场景丰富性的还原中,全面、立体地呈现出西南联大学院文化内在的精神质素,以及这种精神质素对西南联大诗人自我心性的拓展与提升。

显然,通过深入考察西南联大学院文化与诗歌创作的互动生成,论著描绘出一幅立体而完整的学院文化与文学创作互动关联的动力学机制图式。以此动力学机制为考察基点,论著进一步对西南联大“文学讲授、师承关系、社团刊物等制度性因素做出一个基本的历史描述,进而呈现出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运用场域中的文学生产机制,形成自我的文学立场和选择倾向”(第16页)。通过对文学院课程设置与文学讲授的考察,指出“中文系的古典文学研究、外文系的西方文学介绍,在文学素养的培育与文学视野的开拓等方面介入了联大学生诗人的诗歌创作”(第91页)。同时,通过对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冬青文艺社等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考察,作者认为众多文学社团的出现,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与文化氛围,促进了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这样,通过细致的文学社会学考辨,论著确认“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联,以及文学社团对文学创作的支撑与形塑,构成了西南联大文学生产机制的两个基本层面”(第30页),进而将西南联大的文学生产机制完整地勾勒出来。

这种文学社会学的考察通过历史细节的刻画和具体场景的展示,呈现出历史图景的空间性与丰富性,是对既往流派研究范式的深层突破,既得益于“文学场”视域的引入,也依靠于坚实史料的支撑。如此,论著在文学场的动态演进中完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身份辨识与文学生产图式勾勒,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存在样态与完整的历史风貌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立足于这种文学社会学的缜密考辨与描述,论著突破了流派研究范式,尤其是“九叶诗派”阐释框架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遮蔽,凸显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独立存在。
          

02


 
在“文学场”视域中,通过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生成与演变的复杂缠绕的动力学机制考察,论著完成了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身份辨识与文学生产图式的勾勒。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对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的分析、阐释落实到“现代性”诗学审视的层面上。“现代性”诗学视域侧重于考察新诗的主题深度和想象力向度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之间的现代性张力,在此向度上,新诗的一个核心诗学课题就是如何有效包容现代经验以拓展一个新的诗美空间。其具体体现在两个诗学层面,即诗歌的现代性体验内涵与现代诗形的建构。从“现代性”诗学视域切入,作者没有将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简化地界定为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而是在诗歌表达与语境压力的多重纠葛中,从诗学构想与时代内蕴的张力关系中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的创作,具体探讨其诗歌创作的现代性体验内涵以及现代诗形的建构,由此凸显其独特的诗学价值和意义。

着眼于新诗的现代性体验内涵层面,论著认为,置身于学院空间,西南联大诗人拥有丰厚的文化、文学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学院文化资源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资源与艺术养料,在诗歌表达中捕捉、包容复杂曲折的现代经验,并通过将现代经验进行诗意的转化与提升,为新诗带来了诸多新质。这种学院空间中的现代体验的传达及艺术转化,也成为其诗歌质地的一个突出表征。在这宏观审视与整体把握基础之上,论著从生命存在的形而上追思、现代“自我”的审视、战争的深层反思等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的现代性体验内涵。这种诗学审视与解析以大量的文本细读为基础,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夫使作者的论述缜密而充实。这样,论著着眼于新诗的现代性追求,径直切入现代性体验的诗学转化层面,突显出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的现代性内涵与诗学价值。

同样,以“现代性”诗学视域为考察基点,论著从新诗形式秩序寻求的诗学层面切入,探讨西南联大诗人对现代诗形的建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高屋建瓴地提炼出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的两种整体性美学策略:戏剧化表达策略与知性化诗学策略。着眼于新诗现代诗形探索的艰难历程,作者从新诗发生的历史肌理及其蕴含的形式秩序寻求这个基本诗学层面切入对现代诗形建构的考量,指出尽管西南联大诗人的戏剧化表达策略、知性化诗学策略有着对西方现代诗学资源的借鉴,却“并不能仅仅视为西方现代诗歌潮流的‘单向度’影响的结果,更应该视为直面新诗自身问题的一种特殊诗学构想与写作策略”(第257页)。进而指出“西南联大诗人戏剧化的表达策略是对抒情主义情感泛滥抒写机制的一种扬弃,是一种‘反抒情’的诗学策略,在抒情主体的抑制乃至退场中,对新诗流于直接陈述和激情宣泄的表达结症进行了一次有力的纠偏”(第282页)。同理,作者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知性化诗学策略是“对充满着‘说教和感伤’的诗歌表达的一种主动纠偏和超越,即以‘非个人化’的诗学追求,摆脱喷发式的抒情,在复杂、异质经验的占有、包容中,在诗歌结构及语言张力的扩张中,使诗歌的表达摆脱浪漫感伤、泛滥无形的泥沼”(第304页)。显然,在作者看来,这两种诗学表达策略“作为联大诗人一个普泛性的诗学策略,表征着在诗学本体论层面上对抒情主义诗学理念的廓清和超越。这既扩展了诗歌的表达内涵,也有力地推进了现代诗形的探求、建构”(第282页)。这种立足于新诗自身问题的诗学探究,不仅没有以西方诗学理论机械地衡量、剪裁中国新诗创作实践,而且通过精粹的文本细读,呈现出西南联大诗人创作在现代诗形建构层面的具体实践及美学意义。

显然,透过“现代性”诗学视域审视,论著透彻地解析了西南联大诗人创作的核心质地与美学肌理,从现代性体验内涵与现代诗形建构两个层面进行整体观照,在新诗的现代性追求及其曲折历程的宏观审视中,以切实的文本分析与精密的诗学阐释,突显出西南联大诗人创作在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诗学意义与历史地位。

整体上,论著从宏阔的“文学场”视域出发,在历史场景的空间性、丰富性的重构中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穿梭于历史、政治、艺术等多重语境的交叉地带,完成了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身份辨识,突破了“九叶诗派”阐释框架对复杂历史的遮蔽。同时,从“现代性”诗学视域切入,着眼于新诗的现代性体验内涵与现代诗形建构两个诗学层面,以扎实、透彻的文本解析呈现出西南联大诗人创作抵挡了写实主义的大众化的诗学压力,以一种新的现代诗形建构传达出了复杂曲折的现代性体验,将现代新诗推至一个新的美学维度。论著既有文学社会学的整体勘探与精密考辨,也有文本细读的缜密解析与精辟阐释,另有诗学个案的深入辨析与独到见地,在20世纪40年代复杂的诗歌版图中真正凸显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独立存在及其诗学意义。这是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的一次整体推进,无疑是近年来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5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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