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张翀：海外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读后|佳作书局

2020年10月25日14:30-16:30，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张翀老师将来到佳作书局，以赛克勒及弗利尔收藏的铜觥为主题进行讲座。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行报名。

海外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

——《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读后

张翀

No one should miss it who finds pleasure in looking at objects, or who is interested in the nature of perception, or who wishes to understand a work of ar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rtist who gave it form.

——Cyril Stanley Smith

很少有人注意到《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勒口处的这段话。此言出自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创始人、首任所长史密斯（Cyril Stanley Smith，1903-1992）之笔。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于考古制品研究的先驱者（徐坚教授语），史密斯不仅关注技术与文化，还注意到人类对自然的感知，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领悟。

罗伯特·贝格利著《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

读到这段时，我才恍然明白，海外收藏青铜器的情况。其并非仅如艾兰（Sarah Allan）所言，并不仅是不谙汉语及古文字，才不得不去收藏无铭铜器；而是欲对自然、人类以及艺术的整体领悟，才愿意收藏中国古代铜器。

如此说来，摄影家阿诺德（Arnold Genthe，1869-1942）缘何收藏过一件晋系风格的铜豆【1】 ，我也就有些理解了。商代青铜器更是如此，通过祭祀的道具，是人们对宇宙、天地乃至时空的认知，其中也蕴含着人们对技术、文化乃至美感的感悟。亦如收藏者赛克勒（1913-1987）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言，他们的铜器与玉器极具美学情感。

犹太裔的赛克勒早年致力于精神病学的研究，并创办第一份面向医生的医学周报——《医学论坛报》。特殊的经历使得赛克勒对艺术收藏有种天然及神秘的直觉，而且在他不限于亚洲艺术的收藏中，能感受到青铜的魅力，“艺术之美是恒久的。对我来说，中国青铜器制作者的艺术，象征着对人类直觉的美学感受和两大基本要素即技巧与技术的肯定。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初期，这一结合所展示出的巨大力量” 【2】。

富藏逾350件中国古代铜器的赛克勒，受到哈佛大学艺术系研究计划的推动，全面系统地公布了他的收藏，陆续出版了商代卷（1987）、西周卷（1990）、东周卷（1995），煌煌三卷四册。赛克勒收藏铜器丛书的出版，可谓是当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盛事，Virginia C. Kane【3】、张光直【4】（K.C.Chang，1931-2001）、江伊莉【5】（Elizabeth Childs-Johnson）、巴纳【6】（Noel Barnard，1922-2016）、杜朴【7】（Robert L.Thorp）、马麟【8】（Colin Mackenzie）、梁庄爱伦【9】（Ellen Johnston Laing）、鲁惟一【10】（Michael Loewe b.1922）、艾兰【11】 、罗泰【12】（Lothar von Falkenhausen）、Filippo Salviati【13】 、杜德兰【14】（Alain Thote）陆续撰写书评。 

而今，赛克勒博士的大部分铜器成为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主体收藏。

抚卷而叹，总还有一些想要说的。从上述的书评不难看出以下特点，一、撰者众多，二、基本涵盖北美研究中国学的刊物，三、因为出版持续时间长，所以书评跨越年代也较长，据不完全统计，最迟一篇书评在2000年。反观中国学界，仅在商代卷出版的次年，李学勤先生（1933-2019）有一个简短书评予以回应。【16】 李先生尽管没有专文评述，但眼光敏锐，言简意赅，“特别是与型式相同或相似的其他标本联系对比”。杨博兄在东周卷的书评中亦有详论，兹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自李先生这篇书评后，国内对这部书似泥牛入海，留意者不多。对赛克勒的藏品，也仅在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中国青铜器全集》中，酌情收录了零星几件。近年，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b.1952）对西方汉学进行梳理，亦谈及此著。但他受倪德卫（David S.Nivison，1923-2014）以及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Greel，1905-1994）的影响甚深，对这三卷本的大书只注重于金文方面的文字学考查，“以上三卷代表了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是西方金文学界的学术精品”【17】 。

事实上，此书在西方的影响力并不限于金文学界，其长处亦在于“与其他标本联系比对”，甚至开始利用许多考古材料，并将影响到参与的作者之后的学术特色。如举父己鼎，【18】 讨论内卷C形角兽面纹时，就与安阳西北岗1001号墓的白陶鼎进行纹饰比较。这些多是以往西方青铜器图录所不及的。这些变化显然是受到其推动者罗樾（Max Loehr，1903-1988）的影响，而赛克勒本人也受到罗樾的影响。曾对汉学家高本汉的铜器研究进行挑战的罗樾，在北京的十年（1940-1949）时间中，虽未能亲赴考古现场，却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考古的成果。【19】 本卷的撰者贝格利（Robert Bagley）即是罗樾的亲传学生，甚至其他分卷作者也受惠良多，比如西周卷的作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稍稍追溯她个人学术史，就不难发现，她在20世纪70年代虽已陆续发表了一些铜器文章， 【20】但多为馆藏品的介绍或铜器文化概述。她重要的学术转折，【21】 就在编写《赛克勒收藏西周青铜礼器》前后，她开始撰写一系列深入而有综合研究性质的文章。【22】 具体可详见郝丽君关于西周卷的书评。

1980年，是西方铜器学上标志性的一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并在菲尔德博物馆、肯贝尔艺术博物馆等地巡展，展期一年有余，同时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展览图录由方闻主编（Wen Fong，1930-2018）【23】 ，图录前半刊载了马承源（1928-2004）、方闻、张光直、杜朴的文章，而目录（Catalogue）则为贝格利、苏芳淑（Jenny F.So）以及何慕文（Maxwell K.Hearn）担纲。目录共分十个章节，亦前设综述性的文字，贝格利撰写了前六章，涵盖商以前、商到西周等不同时期。可以说，贝格利撰写本卷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人选。

198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图录，由方闻编写。

有了先前的历练，【24】 贝格利得以完成《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的编写工作。这部厚达599页的图录收入104件铜器，计有罍1件、斝10件、爵12件、角1件、觚17、尊9件、瓿7件、壶3件、卣11件、鸟兽尊2件、觥1件，罍2件、方彝3件、鼎8、方鼎1件、鬲鼎7件、盂6件、簋2件、钟1件。器类之繁，数量之多，亦如罗樾早期学生Virginia所评论的，这需要细心和持久的专注度。铜器数量与种类超过其他的图录，如布伦戴奇的藏品集【26】、赵氏山海楼藏品集【27】以及吉美博物馆的早期铜器图录【28】；其论述精到也胜过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 1893-1977)关于铜器的讨论。【29】

本卷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104件器物种，仅有29件在1960年公布过。【30】 当然有些器物的分类需要重订，其中壶46、47号应为觚，卣61、62、66、67号应为壶，【31】 74号兽形尊应为觥，98、99、100、101号盂应为簋。这也不能全部苛责贝氏，部分原因是被国内考古工作的疏漏所误导。如62号被误认为卣的䀠子弓箙壶，所比对相近标本之一是湖北黄陂李家嘴1号墓的兽面纹壶，即被当时学者认为卣。【32】 不必讳言的是，贝氏此误由来已久，早在他197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已有这样的误认。【33】 即便如此，贝氏在1977年发表的盘龙城文章却是极为前沿的，突破了晚商或是殷墟的认识框架。相较之下，当时国内对盘龙城及其铜器关注则相对较少，仅李学勤先生等学者有所注意。【34】究其原因，乃是贝氏的认识基于亚历山大·索伯（Alexander C. Soper，1904-1993）的研究【35】上，后者在1966年就发表了关于早、中及晚商的论文。先期的廓清，使得贝格利甫见到盘龙城铜器，就能很快地与前安阳（pre-AnYang）联系起来。【36】彼时的国内，尚处于对殷墟考古工作的恢复期，【37】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安阳。

62号被误认为卣的䀠子弓箙壶，所比对相近标本之一是湖北黄陂李家嘴1号墓的兽面纹壶，即被当时学者认为卣。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贝格利仍将62号称之为卣。【38】国内学者，亦将其更名为壶，并讨论卣与壶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内插盖和外扣盖的细节上。【39】但贝氏却胜在综合分析，看出觥与兽形尊的纹饰与器物的形状联动，而壶（或者是卣）的纹饰则陷于框式，走向装饰。【40】回到本书，这件䀠子弓箙壶的归类也有待商榷，但贝氏对问题的论证却能得鱼忘筌，洋洋数页，可谓是兼得罗樾与索伯两家之长。张光直也认为通过本卷，贝格利对罗樾研究有所拓展，不仅广泛使用考古材料，也注意到铸造技术与装饰格套。而他本人的得失，或能看作是中西方铜器研究差异的一个注脚吧。

本卷涉及的重要器物，李学勤先生已有枚举，或器形纹饰特殊者，或铭文重要者，智者慧眼。但可惜的是，限于当时较难读到本书，继论者亦寡。今有幸能揽卷对读，不禁感慨前人的蓝缕之功。例如李先生提到的54号亚疑瓿【41】 ，就极为特殊，内腹部设有两个小系，图录公布了黑白照片。李先生认为，“怀疑是用以架挂一面筛子，借以滤酒”。尽管滤酒这个说法没有太多的证据加以确实，但瓿内设小系，无疑与食器、水器甚或是杂器无涉。可惜的是，即使是后来整理瓿类器的学者，并未收入这件亚疑瓿。如果有所注意的话，也不至仅罗列诸家对于用途的推论，未能有进一步讨论。【42】

54号亚疑瓿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整理与研究青铜器的活跃期，一是起于晚清以来的铜器流散与传藏有所转变，收藏家逐渐进入他们个人收藏的尾声，开始为他们的藏品选择最为稳妥的归宿——博物馆或基金会。二来，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给予他们博物馆之外的序列。这不同于单独的馆藏品，开始出现原境（Context）信息，再如䀠子弓箙壶，贝氏将之对照妇好墓的器物，并有时代在殷墟早期的考虑。不仅如此，他还对比了其他馆藏的器物，如远东博物馆、白鹤美术馆等藏品。这样一来，又能使相关器物建立起互文（Intertext）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讨论超越了单一的考古类型学，开始构建出意象中的器组关系。当然，其中的关系仍需要加以讨论。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亦可视为研究借助于考古材料，又不完全依赖之。这一研究方法比较符合西方铜器收藏的情况，也能使得美术史等其他学科能够介入，同时也是本书成为西方铜器整理与研究的巨著的原因之一。无怪乎夏含夷有“时至今日，仍未见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可以替代”【43】的感慨。在今天日渐繁忙的学界，本书更像是安静的长者，仍然散发着他的学术之光。

【1】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A273，科学出版社，1962年；中华书局，2019年，第415页。

【2】转引自【美】米格尔·A.贝纳维兹（M. A. Benavides）著、高建平译：《亚瑟·M. 赛克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3】Virginia C. Kane，Ars Orientalis, Vol. 18 (1988), pp. 209-210.（未特别署题者，仅注明出处，以下同。出于简省考虑，未标明其评论的具体卷册，请读者自查）

【4】K. C. Ch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3 (Aug., 1988), pp. 582-583.

【5】Elizabeth Childs-Johnson, The Art Bulletin, Vol. 71, No. 1 (Mar., 1989), pp. 149-156.

【6】Noel Barnard,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 Review Articl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76, Livr. 4/5 (1990), pp. 271-298.

【7】Robert L.Thorp ,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44 (1991), pp. 84-94.

【8】Colin Mackenzie, Ars Orientalis, Vol. 21 (1991), pp. 153-154; Asiae, Vol. 56, No. 3/4 (1996), pp. 365-369.

【9】Ellen Johnston Lai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6 (1992), p. 163.

【10】Michael Loew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3 (Jul., 1992), pp. 634-639.

【11】Sarah Alla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35, No. 1079 (Feb., 1993), pp. 148-149.

【12】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Vol. 18 (1993), pp. 139-226.

【13】Filippo Salviat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58, No. 2 (1995), pp. 413-414.

【14】Alain Thot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NOUVELLE SÉRIE, Vol. 9 (1991), pp. 157-158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86, Fasc. 4/5 (2000), pp. 438-447.

【15】以发表时间为序。

【16】李学勤：《殷商考古书评三篇》，《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第17-21页。

【1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33页。

【18】95号器，第493-494页。（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本书《赛克勒收藏商代青铜礼器》，以下同）

【19】参见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著、王海城译：《罗樾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浙江大学，2019年。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Style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t,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2008.本著对高本汉、罗樾的继承与突破做了一些分析，虽有一定程度上的扬抑，但也未必如罗泰过激之词（见罗泰、张良仁、张莉：《罗泰教授访谈录》，《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第44-60页）。

【20】方笑天：《杰西卡·罗森：中国艺术与考古的“摆渡人”》，《美术观察》2018年第6期。

【21】罗泰指出罗森从William Watson学习美术史，但大部分是她自学，并且认为Watson的中国青铜器的书比较一般。（详见《罗泰教授访谈录》）

【22】例如被夏含夷评为“很有见地”的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Evidence from Tombs and Hoards of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Antiquity 67.257(1993),Pp805-823,中译本为刘新光译：《古代中国的青铜礼器——来自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墓葬与窖藏的例证》，收入罗森著，孙心菲等译，孙华、韦正、梅建军、范毓周审订《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2002年，第69-91页。另有一个一本为郭旭东译：《中国古代宗教仪式上的青铜器——来自商代和西周墓葬、窖藏的考证》，《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这篇文章虽然被夏含夷赞誉，但较为疏阔，并不及她的Late Western Zhou: A Break in the Shang Bronze Tradition（Early China, Vol. 11/12 (1985–1987), Pp. 289-296）开始使用器物组合做以例证。研究组合（set）成为罗森的铜器研究色特点之一（亦参见郑岩：《谈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书写》，《上海书评》2019年10月20日）。此外，她的长文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British Academy Albert Reckitt Archaeological Lecture, 19th October 198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XV, 1989, pp.71-95.)就是撰写西周卷的直接学术成果，中译本为黄爱梅译：《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第134-163页，另有吴晓筠校本，收入《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0-47页。

【23】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Fong, Wen, ed., Robert W. Bagley, Jenny F. So, and Maxwell K. Hear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lfred A. Knopf, Inc, 1980.

【24】Robert W. Begley在Acknowledgements中，也对方闻邀请他参与展览及编纂工作表示感谢。

【25】Virginia C. Kane，Ars Orientalis, Vol. 18 (1988), pp. 209-210.

【26】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1977.

【27】Jessica Rawson, The Bella and P. P. Chiu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赵氏山海楼所藏古代青铜器），1988.

【28】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 1995.

【29】Pjollis Ackerman, Ritual Bronzes of Ancient China, The Dryden Press,1945. 阿克曼同她丈夫亚瑟•厄珀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1881-1969）长期致力于波斯及伊斯兰艺术的研究，对中国铜器只是涉猎，其知识体系仍未脱离远东系的认识，如无Frame的研究，将对符号意义讨论有泛化的危险。

【30】K. C. Ch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3 (Aug., 1988), pp. 582-583.

【31】提梁壶与提梁卣的区别，可参看马军霞：《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第四章 与青铜卣易混淆之提梁铜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8-69页。不过遗憾的是，马军霞并无讨论图录器类错谬现象，只是依据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但吴仍袭旧说，将61后的䀠子弓箙壶归入卣

类，而马军霞“传世提梁铜壶统计表”中则认为是壶。不过，可能是她并未目验原书，67号极为接近白草坡的提梁壶却漏收了。

【32】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第26-41页，图版叁2。

【33】Robert W.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Vol. 39, No. 3/4 (1977), pp. 165-219. 

【34】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代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第42-46页。

【35】Alexander C. Soper, Early, Middle, and Late Shang: A Note, Artibus Asiae 28/I (1966), Pp5-38.

【36】关于贝格利此文，亦可参见孙卓的书评，《西方艺术史研究视角下的盘龙城青铜器——读〈盘龙城：一座位于湖北的商代城市〉》，《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第6-11页。

【37】刘一曼：《殷墟考古78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第18-27页。

【38】Robert W. Bagley, Gombrich among the Egyptians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t, Marquand Books, 2015, Pig19.

【39】裴书研：《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壶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1-60页，表二“传世商周青铜壶统计表”50、51号，第279页。

【40】Robert W. Bagley, Gombrich among the Egyptians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rt, Marquand Books, 2015, p137. 

【41】54号器，第324-327页。

【42】孙妙华：《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瓿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8-29页。

【43】夏含夷：《西观汉记》，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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