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de | 从使命出发，有时意味着与大众接受的背道相驰

本文是营友供稿，作者Jade。

特点：铲屎官，没有咖啡不能活，纯素。

经历：本科学了生物和统计，才发现自己有一颗社会科学的心。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公益机构做了社群陪伴和动员的工作，工作导向为筹款和政策倡导，自己主要负责的一块儿是监测与评估。回国以后在北京继续从事公益工作。

图来自互联网

2016年，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曾经跟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提到非营利组织缺乏人力数量和质量的现象，当她让我表达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的时候，我说：

“很现实。虽然在政府或者在私企工作不一定就能有房有车，生活无忧。但在［一定规模］的政府或者私企里，职位和薪酬的上升是有［一定］盼头的。相比之下，由于受到规模和资金的限制，一个在非营利组织里工作的应届生在这两方面能得到的回报要小得多。”

听完以后，她给了我一个相对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认为，只要有能力和技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这是不是真的，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回国工作以来，最大的个人观察和感受之一是国内非营利组织受商业的影响颇深。

小的表现为在工作中大家对于”KPI”,”SOP”的痴迷，业界内数位寡头对商业手段的提倡。甚至前几天，在一篇NGOCN对清华大学副教授贾西津的采访中，被问及“您觉得筹款伦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的时候，在贾老师的详细回答中，虽然提到了 “公共价值”、“公共目标”的概念，但打头的却是“市场竞争”。更知名的例子，包括罗振宇在2017年跨界公益论坛上甩出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这样的口号，以及去年徐先生出版的《商业向左，公益向右》一书。

无论是身边的例子，还是行业发声，这些要点大致可以总结为：诸如公益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面缺乏进展，是因为缺乏商业手段；商业手段和市场机制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公益组织窘境的充分条件，等等。

然而，在这场些许一边倒的辩论中，更需要提及的、缺失的讨论，是市场机制的限制以及商业手段对公共服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实话，看到房老师自我介绍的背景时，我是悬着一颗心去读这篇文章的。意外的是，对房老师的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

1. 由于“绩效”的不同，传统和当下使用的商业管理手段，譬如KPI，不适合公益组织。

在《大家都追求10万+，是数据太霸道吗？不，是数据太羸弱》中，原《南方周末》记者，现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提到了当下传播效果衡量和评估的困境：“因为阅读一则内容而产生的知识的获取、情感的触动、共识的达成、社会的微小变化，都还没有能够被数据化，也因此被很多人忽略。” 

在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中，同样的困境也存在。在衡量一个项目成效，或机构的影响力时，我们对衡量内容的选择可能会受限于现有的知识和资源、知识。更难以衡量的内容，比如人的改变，则容易被忽略，从而影响到可能会导致项目操作和设计被简化。

譬如说，一个非营利组织该如何衡量一个社工的“服务绩效”？单纯将服务量（人头）作为绩效考核可能会造成单位服务时间长度和质量下降；相比之下，比较合理的方式似乎是根据长期追踪的服务效果，但在这个框架下又如何考虑社工难以控制的其它因素？比如资金、人力、时间成本等。如此，会不会为了追求优秀的年终报告数据而将复杂和困难的case拒之门外，忽视更需要关注、更边缘的人群？

当然，结合商业手段，引进数据管理以改善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效率，或者改进工作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我想，重点在于，无论用什么方式，重点都应该回到“服务对象”，保持对自身进行追问和反思——我们衡量的数据，使用的手段，是不是真的在改善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我们预期不到的危机？有哪些可能被忽略的风险？等等。

而在某些情况下，真正从使命出发，其实意味着与大众所接受的KPI背道相驰。

我在美国的工作机构有一个大约二十个名额的夏季实习生项目。虽然是非营利组织，但是竞争不小。2015年春天，我们收到了近八百份实习申请。其中不乏大量传统藤校及新兴精英大学的学生。区区几年的经历比大部分州立大学或者普通大学的孩子毕业后若干年的简历还要丰富。在这个情况下，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用软件筛选出学校和GPA范围，再用人工进行面试筛选。

但我们偏没这么做。远在简历筛选开始之前，我们就对机构的使命和实习项目连接的意义进行了数次讨论：

“从八百份简历中，能看到整个美国大学教育系统的不平等。找实习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好的家境更有可能让你进更好的学校，拿到更好的实习，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我们提供的实习机会，对于大部分藤校的孩子来说都不是刚需，对于心怀憧憬却没有施展才能机会的普通孩子才是。作为一个以社会公正公平为使命的机构，如果我们把这么好的机会继续给予已经足够有优势的孩子们，就是一个与我们机构使命完全相反的举动。”

最后，我们用最笨的方法选出了二十个我们觉得最有希望的实习生。 没有采用以简历为主的筛选标准，而是采取多轮选拔制，配合求职信去洞察一个孩子的动机和潜力，而不是看着学校名称和GPA一票否决。这八百份求职信，是实习项目筹备组的五个人一份份看完的。每一份申请材料都得到了细致的评语，每一份有争议的申请都得到了小组的讨论。

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些藤校的孩子们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应会继续乘坐本来就马力十足的命运列车，向下一个更加闪耀的目的地前进吧。只有两个孩子，让我记忆犹新。

一个，当时在一所中部社区大学就读，2015年的秋天着手转学申请。2016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公共健康卫生专业，是美国该专业最顶尖的学校之一。另外一个，来自缅甸，从小在贫穷、战乱和隔阂中长大，却一直抱着改变缅甸医疗系统的理想。在结束夏季实习后，成功在哈佛大学神经科学系找到一份全职工作，继续为“为贫困地区提供心理治疗”的梦想努力着。

当我把“人工筛查八百份求职信”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大部分人才听到开头，就不以为然地告诉我：“你们机构HR有问题，这个机器来做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还能算是在履行“社会公正”的使命吗？

2. 在特定行业中－－譬如教育、医疗等行业，在缺乏“非营利的精神”的情况下，“一定会走向歧途”。

房老师没有对什么是“非营利的精神”进行定义。但结合上下文，让我联想到了Michael Sandel的“What Money Can’t Buy”（《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在这本书中，Sandel提醒读者：当我们试图将带有公共性质的事情——譬如环境资源、教育和医疗——市场化的时候，市场趋向会将这些行业本来的特性“挤出去”。

与商品不同的是，当带有公共性质的服务被市场化时，一方面会加剧不平等，一方面会损害这些事务存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换而言之，如果我们习惯于一个有钱人能够享受更好的环境、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接受这种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而忘记了这些事务本应是权利，而不是特殊的权利(privilege)。

图截自TED

3. 人才，自愿性和领导力

依靠自愿性和领导力真的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换个角度看，不够竞争水平的薪酬几乎像是一种“惩罚”，而不是对他们数年学习和经验积累的正当奖励。而且，退一万步讲，哪怕薪酬不应该作为公益组织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能接受的行业间年薪区别是多少？

公益组织是不是只能依赖于自身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举个例子，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叫做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的项目。在这个政府项目下，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在为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工作满十年后，能获得本科学费贷款的豁免。我的几个朋友就在这个行列中：

一个在读法学院，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公诉律师；另一个在读医学院，希望以后能就职于偏远地区的诊所；还有一个现在就职于艾滋病诊所，帮助患有艾滋病的低收入居民获得保险或者医疗费用。虽然这个项目不能算是直接调薪，但也帮助相当一部分学生解决了要还学费贷款的后顾之忧。

从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商业手段的局限到人才吸引和保留，房老师的演讲引发了我很多的共鸣和思考。我不认为商业手段和公益事业是绝对不相容的，但二者各有各的特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在实践中结合商业手段解决公共问题的时候，才应该更具体和有警惕性：“我们能这么做”不一定代表“我们应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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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阅读：

相关文摘：

Federal Student Aid. 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 Federal Student Aid. Retrieved from https://studentaid.ed.gov/sa/repay-loans/forgiveness-cancellation/public-service

Sandel, M.J. (2012).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Kindle Edition.

《大家都追求10万+，是数据太霸道吗？不，是数据太羸弱》，方可成，2017年， https://mp.weixin.qq.com/s/AX2fNVeGlMGqrwSS13-WnA

《房晟陶：没钱又没权，非营利性组织靠什么吸引、留住人才》，房晟陶，2018年，https://mp.weixin.qq.com/s/qF9MoBXO3Tx6w38lteLpAw

《贾西津谈“同一天生日”：暴露问题不是行业坏事》，NGOCN编辑组，2017年，https://mp.weixin.qq.com/s/pZX8_aJfg6iRB5oI2cdQ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