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法律专家》系列⑮钱端升：为国为民 法之大者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6期

编者按

红色资源，是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的精神印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彰显着党的性质和宗旨，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凝聚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涌现出这样一大批革命先驱。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四处找寻救国之道；他们抛家舍业，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们参与中央苏区、边区政权建设，建章立制，为中国法制事业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故事，留存了丰富的红色法治基因，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法治血脉。

他们是党的伟大事业与早期法律制度的重要“力行者”，是人民法制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他们是司法战线上有杰出建树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他们在办案中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人民司法事业最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他们所倡导的公开审判、巡回法庭、人民调解、刑事和解等制度，饱含历史和时代价值，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重要实践经验；他们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宪法、婚姻法和民法草案等一系列法律的重要起草者与见证者；他们是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为新中国的政法教育与法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毛泽东主席眼中的 “红色法律专家”“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本刊特以“红色法律专家”为主题，第28期推出何叔衡、谢觉哉、陈瑾昆、李六如、雷经天等五位“红色法律专家”（按出生年月排序）的革命英雄事迹，第29期继续推出李木庵、何思敬、马锡五、梁柏台、陈守一等五位“红色法律专家”（按出生年月排序）的红色经典故事，本期继续推出蓝公武、李达、杨秀峰、张友渔、钱端升等五位“红色法律专家”（按出生年月排序）的法治故事，以缅怀革命先驱，重温光辉历史，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法治事业新的长征路。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十五

钱端升：为国为民 法之大者

文/本社记者 王涵

钱端升，上海人，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52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任首任院长。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为中国培育了大批法律人才，对新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纪念钱端升一生对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所作的贡献，200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校区喷泉的西侧，建成钱端升铜像。19年岁月沧桑，这尊铜像一直默默守护着中国政法大学，同时也守望着法治中国的未来。

著书立说与寻求救世报国

　　1900年2月25日，钱端升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府（今上海市闵行区）一个中医世家。10岁前，他在私塾读书，13岁开始，进入家乡最好的松江中学学习。后来，为了投考名声卓越的清华留美预科学校，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上海市最好的中学——南洋中学学习。1917年，他如愿进入了向往已久的清华学堂。

　　1919年，钱端升获官费赴美留学，进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1922年6月，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钱端升在短短四年之内，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连他的好友、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翰笙，都忍不住赞叹：“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很多，24岁便在著名大学获得PH.D学位，这是不多见的。”24岁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的钱端升，无疑是当时政法学界凤毛麟角的青年才俊。

　　从1924年归国，到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作为一个政治学、法学教授，钱端升无疑是成功的，整整24年间，他先后或同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并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等学术专著。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国人逐渐觉醒，面对纷杂的乱世，钱端升一边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一边寻求实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救世报国的政治理想。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原本认同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陈翰笙在李大钊的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同样和陈翰笙怀有报国理想和共同政治见解的钱端升，在陈翰笙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国民党。

　　钱端升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坚持言论救国。1929年，钱端升基于自己的研究，对国民党的立宪运动提出一系列批评意见：“行政没有一定手续，而人民常遭压迫，那无论政体怎样规定，政治总不会怎样高明，令法律迁就事实易，令事实遵循法律难。”“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这些论述放在今天来看，仍十分深刻。 

　　1934年，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在国家危难之际，钱端升出任《益世报》主笔，以笔为刀枪，撰写社论。他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反对妥协，主张抗日。仅半年多时间即发表217篇社论，其中104篇文章都对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批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争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经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王世杰举荐，钱端升与胡适、张忠绂一道临危受命，奔赴美法英等国开展学者外交，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

　　1938年，钱端升回国，执教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系。同年，国民政府筹建国民参政会，作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钱端升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发表诸多政见。据报道，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人民渴望和平，呼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毛，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国民党却一意孤行，引起知识分子阶层强烈不满。

　　当年11月25日晚，昆明四所院校学生聚集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反内战誓师集会”。钱端升与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位教授仗义执言，反对内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6000多名师生，钱端升不畏国民党军警的威胁，挺身而出，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这时，突然军警鸣枪示警，子弹从钱端升头顶飞过，依然无法驱散师生。军政当局又突然停电，6000多名师生点起汽灯开完了会。

　　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走上街头，罢课示威，遭到士兵、警察的镇压。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造成4名师生当场死亡，数百名学生受伤。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了成都、上海各界的响应，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骨气，未有半点退缩。他坚持“先惩凶再复课”，主张严厉追究肇事者责任，拒绝出席西南联大校务会议，以表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陈夏红老师表示：“现在回看1945年11月25日晚那段历史，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敬仰。”

创办法大与起草五四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并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决定组建成立北京政法学院。在新中国政法人才还十分匮乏的50年代，钱端升受命于艰难之中，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

　　1952年8月23日，来自中央政法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等单位代表于振鹏、刘昂、朱婴、严景耀、陈传纲、夏吉生、程筱鹤、费青、钱端升、戴铮、韩幽桐等11名委员，组成了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钱端升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尽快组建学校，筹备委员会在3个月内举行了4次会议。

　　四次会议分别明确了筹备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了教学计划、编制、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等问题。在第四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宣告筹备工作完成，学院开学条件基本就绪。

　　钱端升担任首任院长，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在自述中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表示:“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批学生入学，其中包括华北区参加轮训的县级法院正副院长、审判员及公安司法干部和原四校学生以及部分高中毕业生。

　　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学院挂起了毛泽东主席为学院题写的“北京政法学院”校匾，这个“毛体”的“北京政法学院”还是开学前，钱端升专门“求”来的。

　　1952年10月12日，钱端升写信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林老：

　　北京政法学院为了镌制校徽及校匾事，拟恳求毛主席书“北京政法大学”几个字。作为镌制校徽及校匾之用……毛主席工作繁忙，我起先本不敢将师生们的愿望上达……请您考虑我的请求，并请专呈主席。我们每一个人都热望我们校门所悬挂的匾额上和我们身胸所佩戴的校徽上，仍有我们所热爱的毛主席所写的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见到题字。11月10日，钱端升又写信给林伯渠：

林老：

　　本月一日您告我，毛主席已允为我们亲书“北京政法学院”，给了政法学院全体师生以无限鼓舞……我们很盼望毛主席的字早日给我们。

　　11月23日，林伯渠回信并将题字一并送给钱端升。就这样，赶在开学典礼前，毛泽东主席的题字送达了，并如愿在开学典礼当天悬挂。

　　钱端升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1952～1957年5年的院长生涯中，他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始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为学院教学生活条件的改善作出了努力。

　　钱端升在《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这所他曾经付出太多心血的学校给予了厚望：“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适应了国家形势的要求，实现了人们长期的心愿……我作为政法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以‘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心情，深信中国政法教育的前景是异常光明的，深信中国政法大学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参与了不少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钱端升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

　　钱端升作为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在倾心于政治学和宪法学教育的同时，学术成绩斐然，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欧美政治学界影响甚广，他写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迄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列为研究近现代中国参考书目之一。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便是他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比较研究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法状况和宪政理论以及清末以来中国宪法的流变，开创了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点的宪法研究路径，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比较宪法》可视为民国时期我国宪法学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我国百年间法学书丛中难得的佳品。我国法理学家、比较法学家沈宗灵先生也曾经对本书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它曾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先生的《逻辑》等传世之作，一道被列入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系列之中，成为诸多法政学堂的必读教材，如今仍是许多高校法科专业公法学科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钱端升担任董必武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及条款等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早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之前，以董必武为首的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征求了钱端升的意见，他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 

　　作为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的宪法学家，钱端升特别关注宪法文本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同时，对宪法草案中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职权等方面规定,也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尽管在政治导向的框架下，学者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钱端升先生却在新中国的第一部根本性法律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也是自钱端升开始，注重理论研究和积极参与立法，成为一代又一代法大人安身立命的双重使命。

　　钱端升的精神像一根标杆，被法大人敬仰和传承。中国政法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以纪念这位创校校长。2007年，将法大昌平校区的一栋教学楼更名为“端升楼”，并开始筹办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纪念馆。经过文献整理、史料挖掘、实物收集，于2017年5月建成开馆。

　　同年，经过十年磨砺，爱好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陈夏红老师主编的《钱端升全集》出版发行，为法大建校65周年，送上珍贵的礼物。

拒绝南下与四次申请入党

1948年，钱端升结束了在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的访学经历，美国友人劝他留美教书，但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放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优厚的待遇，决心回国。

　　钱端升回到北平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败局已定。蒋介石并不甘心，为退守台湾争抢资源，想将北平各大院校知名学者接机南下，但钱端升决定留下。他跟大多数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已不抱希望，认为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即便中共接管，也会保留，继续发展。作出留下的决定后，钱端升开始逐步远离国民党人。

　　回到北平后，钱端升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为迎接解放，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积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很多贡献。

　　除了北大校内的工作，钱端升更多地参与到新中国成立的各项筹备活动中。

　　1949年6月15日，钱端升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7月14日至17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钱端升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

　　1949年10月1日，钱端升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在《我的自述》中回忆：“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在给美国好友费正清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对共产党的印象：“以一个欲适应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忠诚地赞许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1952年前，北京大学政治系党的负责人曾向钱端升表示党对他的信任，从那一刻起，钱端升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其实早在“一二·一”运动爆发后，钱端升就对共产党产生了敬仰。究其原因，钱端升的学生赵宝煦先生曾分析说：“钱先生多年来，希望能以自己所长，为振兴中国而贡献力量，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抱负。但对国民党政府，经过他多年的观察和亲身体验，感到彻底失望，报国无门。”这时，他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许多作为，于是他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可以实现为他热爱的祖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一展所长的多年夙愿”。

　　加上在国民参政会时期，钱端升曾与老共产党员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有过接触，这三位身居高位但艰苦朴素务实低调的作风，身处困境却依然坚定、乐观积极的信念，让钱端升心生敬佩，早已在心中埋下了向党靠拢的种子。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召集学院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传达会议精神，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王润同志也表达了组织的意愿:“我们要发展钱院长为党员。”那一年，钱端升的挚友金岳霖和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先后被北大、清华的党组织接收为共产党员。两位历史背景与自己相似又同为在职教授的朋友被组织接纳，这让钱端升也看到了希望，他怀着喜悦期待的心情，于1956年3月1日，正式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

　　北京解放以来，我一直受着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具备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个人才真正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奋不顾身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了使我能够较快地具备这些条件，我请求党更多、更直接地教育我、培养我，我有要求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决心。

　　申请提交后，未有音信。很快，反右斗争来了。钱端升被撤销政协委员外的一切职务，直至1961年摘帽后，钱端升返回北京政法学院，从事政治学参考资料等教材编写工作。

　　1965年秋，教材编译告一段落，钱端升当时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但仍恳求远赴广西参加基层的四清工作，他借向政法学院党委提交报告的机会，再次要求加入共产党，报告称:“我校师生不久就要下去搞四清，我是坚决要求同大家一道下去。”1966年，“文革”爆发，钱端升再受严重冲击，身心备受摧残，入党之事就此搁浅。

　　1978年，78岁的钱端升由于一只眼睛患静脉血栓，几近失明。1979年，又患上了结肠癌。好在这一年，钱端升划分右派的问题被纠正，至此，他历经22年的“误解”终于得到了彻底改正，虽然身体上有病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脱。

　　1980年，耄耋之年的钱端升第三次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一份长达47页的书面材料，包括家庭出身、求学经过、新中国成立前教书著说、参与政治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与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历程以及入党要求和入党申请，他再次表明心迹：“现在，我体力还可以，精神也较前四五年为佳，自审还可有所作为，因特申请入党。”

　　一年后，在建党60周年之际，钱端升先生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这份入党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虽年岁较大，但还有一些思维和工作能力，愿为党的宏伟事业贡献我的全力。特申请入党，以偿夙愿。”这一次，组织上终于批准了钱端升的入党请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钱端升的入党介绍人，正是50年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陈翰笙。

　　赵宝煦先生曾感慨道：“五十年沧桑，世界大变，中国大变，令人尊敬的是这两位老朋友依然携手共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奋斗！”

　　1984年，钱端升不顾年迈体弱，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与宪法修订，参加或主持制定、修订多部重要法律。他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务。1986年，在85岁高龄时，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

　　直至1990年去世，钱端升都在为中国教育事业、法学事业、外交事业奉献余热。

　　他的一生随着动荡的国事起起伏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写下这段话：“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参考文献】

综合王改娇：《钱端升的政治选择》、陈夏红：《1949年后的钱端升》、李博：《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钱端升》整理

编辑：屈赫赫  康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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