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神分析的匠人对话｜林瑶：集体创伤像是一种悠远的苦滋味，家庭不得不累世承载
共话者：方曼封面：曾梵志作品海报设计：邓琳洁文字转录一校：程大富段落整理：曾理、吴迪文字二校：林瑶策划责编：方曼访谈日期：2021年10月14日
[写在前面]非常开心林瑶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这里，这算是一个再联结的过程。6年前，我们共同的老师吴和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那会儿我们都在德国，却一直没真正有过交集。现在，在各自新的生命起点里，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再次相遇，就是所谓的缘分了。很好奇，未来我们的人生会以怎样的方式交织。
每次整理访谈对话稿都是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很荣幸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去见证一个人，好比那会儿，是一个刚到德国的林瑶，而如今，却已是学成归国、独立执业的林瑶。感恩一切，让对话发生，让我们参与到彼此的生命之中。（方曼）
一、以“精神分析的匠人”自勉之
方曼：首先我想问一下林瑶，你是如何定义你自己的？
林瑶：大家好，我叫林瑶，刚才方曼问我怎么定义自己。
我刚刚结束博士阶段的学习，我感觉我“独立行走”的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在社会面前我还非常的稚嫩，只是说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和探索，我现在慢慢地找到了一个自己觉得可以、也愿意去耕耘的一方领地，也就是心理咨询。
我发现我对心理咨询的信念是越来越足的，然后也非常愿意为之去为花时间和精力。
在和每一个来访者对话的50分钟里面，我愿意去体会来访者，打磨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我目前以一个“心理咨询或者是精神分析的匠人”，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勉励我自己，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日益精进的这样一个匠人。
方曼：谢谢林瑶，精神分析的匠人。
在一开始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是非常受到震撼的，会有很多画面呈现出来。「匠人精神」也是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词汇，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匠人和精神分析去进行一个连接，这样让我有一种特别扎根的感觉。精神分析在云端上，一说匠人，一下子“就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今天我们的设置也会像往常的访谈一样，在访谈大概进行到50分钟左右，我会问完10个问题，之后我们会给一些时间大家相互认识，这个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也可以讲一讲刚才听到林瑶的这样一个表述，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自己脑子里头会浮现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平台其实让我们遇见心理学，遇见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师，同时也是让我们遇见彼此的一个过程。等大家相互交流完了之后，我们就再回到大的会议室，然后进入答疑，或者是大家相互有一个跟林瑶来对话的空间和时间里面。
林瑶，我看到你是不多的我认识的人里面，从高中选志愿就选到了心理学，不知道你是如何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把它确定为你的志愿了，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林瑶：其实不是。
这个事情是很机缘巧合的，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好像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但其实那时候才高考完，大概是十六七岁，那时候对专业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也不知道国际经济贸易是干什么的。心理学其实是我的第二志愿，我填这个志愿也是有一些浪漫或者随性在里面的。
高中的时候，整个学校只有一位心理老师，是个女老师。她没给我们上过课，我自己和她也没有过任何的交集，甚至没有跟她说过话。有一天，我注意到高中很多老师是十几个人共享一个办公室，每个人一个隔间，但这位心理老师好像格外不一样，她有自己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并且她办公室的门是可以关的。其他的老师比如说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开着的，你去里面做什么事情其他老师都是看得到的。我对这位心理老师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印象，觉得很独特。
然后，有一次我去图书馆的时候，恰巧看到这位老师，当时她是穿着一个浅色的裙子，给人的感觉很飘逸。她走到图书馆后面就消失了，留给我一个身影。
当时在高中，特别是高三那个时候，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很紧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感觉这位老师是一个很独立、自由、飘然的存在。她不用坐班，来去自由。这可能是我内心的某种向往，所以填志愿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填了心理学。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看似巧合，但其实是某种必然，我是后来才理解到这一点的。
方曼：
可以多说一点吗？这个部分。
林瑶：
我后来才理解到，比如说，独立的办公室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空间，能够关门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意味着某种私密性。
这位老师在我眼中是某种飘然的、自由的存在，这也都很符合我后来对心理学的某种追求。后来也很奇妙，在我读博的时候，有一天我收到一张我硕士导师施琪嘉教授和这位高中老师的合照，施老师问我，认识这个老师吗？我说，这不就是我高中的心理老师么！就这样，我和这位高中心理老师才有了真正的第一次的认识。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举动，或者哪怕是一个身影，就这么深深地影响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子就点亮了另一盏心灯。
方曼：特别美好的画面。
你在讲的时候，你把我带到了跟很多心理疗愈者的对话的画面里面，好像每个人都有那样一个在远早的自己的记忆里的画面，那个画面是跟随自己一生，同时也在给自己后面的选择不断在定位的那样一个定格的画面。
在那一瞬间好像时间停滞了，那个空间、那个画面你永远都记得。
林瑶：对的，那个飘逸的身影，身着一袭浅色的长裙。
张雨绮《长江七号》剧照
方曼：从心理学本科毕业之后，你的选择我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你从武大到中国地质大学，这个选择应该是很多人是觉得很特别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们如果从行业内来看的话，地质大学是心理咨询非常很独特的一个堡垒式的地方，当时是什么驱动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其实是为你后来的职业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林瑶：当时我身边也会有人有这种感觉，疑惑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本科在武大的时候，我们心理系是在哲学学院的，开设的很多课程比较有特色，比如说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心理学史，还有文化心理学，这些基础性的课程给我们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我在当时并没感觉到，这个影响是在日后慢慢体会到的。
也就是说，当时武大的课程是比较基础性的。当时还有一门课是变态心理学，这门课是稍微偏临床和实践的。当时学院是请了湖北大学一个很资深的老教授，严梅福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他在心理咨询中的临床感受和体验。这些和之前提到的基础性课程给我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鲜活的，和人很亲近的。
这是第一次我对心理咨询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
严梅福，毕业于北京大学。湖北大学心理学系名誉系主任，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运用心理学人才培训中心教授；湖北省暨武汉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我还记得当时严梅福老师的第一节课，他和我们说，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如果人家没有这个需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觉得人家需要做心理咨询，就去帮助他，就去做点什么。
比如说，家长觉得孩子需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孩子不愿意来，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听从家长的说法，跑去人家家里去给孩子做心理咨询。
也就是说，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坐堂候诊”。他强调的意思是，对心理咨询来说，来访者的动机，他的意愿，这一点非常关键。
“坐堂候诊”这4个字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这可以算是我入门心理咨询时学习到的第一个门规吧。
之后我就想继续学心理咨询了，想做实践的工作。恰巧当时就了解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心理所是很有特色的，正好是以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为主，并且是和武汉市心理医院联合培养的模式。我觉得这很契合我的需求，对我来说好像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我就直接打电话联系了当时的所长郭兰教授，她很开放很欢迎我，我就很快地去地大上硕士课程了，很顺利。可能当时我也没想很多，觉得那里正好有我想学的东西，就去了。
中国地质大学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China.）是中国地质大学与武汉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共建，开展心理学与健康科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科技创新的校级研究机构。
中心具有心理学一级硕士点授予权，拥有认知神经心理、事故与灾害创伤心理研究、心理健康大数据与社区管理研究、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社会与管理心理学等国内特色鲜明研究方向，并于2018年7月11日成立中国地质大学附属武汉心理医院。
方曼：那会是大概哪一年？
林瑶：2011年。
方曼：那有可能是我在中间回去拜访郭老师或是吴老师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画面，然后他们是谁就跟我提起来，“你知道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林瑶，然后她在做什么”我一直都记得当时老师们遇到好学生的那种心情，那种兴高采烈。
林瑶：哈哈。
二、“我选择了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也选择了我”
https://thomashuebl.com/de/collective-trauma-summit-2020-die-kraft-der-kollektiven-heilung/
方曼：我们慢慢地就走入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重要话题，关于集体创伤这个话题。所以在临床训练的过程中是什么吸引你，或者把你推向了做集体创伤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我看到你自述中会有一句“中规中矩”，就这个部分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伤干预那个方向出来的，我就会觉得这不太像一个中规中矩的选择。
其实在我们做这样集体创伤的探索研究的过程里，我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个论文的过程，调查的过程，研究对象现场访谈和整理他记录的过程，其实我们也会成为次级创伤的受害者。这个过程是非常考验人的一个存在，那种内在的和外在的拉扯，还有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最后你又落脚在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究竟又可以做到哪一步的，这样一种对于内心我是觉得有一个淬炼的过程。
所以你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林瑶：这个过程说起来就一言难尽了。
我是从硕士阶段开始做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博士阶段开始做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研究，前前后后历经了大概有八九年。刚才听你描述说，比如说资料收集，整理访谈逐字稿，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了当时做研究的处境和感受里边。
我最开始接触这个课题，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吴和鸣教授推荐的。他跟我讲起这个课题，他在很早前就很关注创伤代际传递的现象。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感觉，也没有觉得这个课题很沉重或者很特别。
吴和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教授。
后来吴老师带我去苏州的西园寺参加一个佛学与精神分析的戒幢论坛。会议结束之后的一天傍晚，大家都没事。很多参与者都住在寺院的宿舍里，两三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一个床。当天晚上，我们隔壁房间有人在练习家庭系统排列。家排是需要有一个团体，他们缺人，就到隔壁房间找人来参加他们的练习，我就这样被拉过去了，就去凑个数。
戒幢论坛始于2006年，由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发起。论坛早前曾围绕“佛法修学次第”等主题研讨，此后五届都以“佛法与心理治疗”为主题。在与心理学界的对话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对佛法服务于心理学的当代课题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思考和探讨，在心理学界和佛教界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https://www.jcedu.org/201711/733.html
等他们排完其他人的家排之后，作为回报他们说给我也排一个。我说那行，试试就试试吧。当时带领者就跟我说：“你在现场的人里面挑一个人代表你的潜意识，再挑一个人代表你自己，然后再挑几个人代表对你的生命比较重要的家庭成员，在世的去世的都可以”。然后，我就挑了。挑好了之后，我就坐在一旁，我什么都不用做，就看被我挑的这几个人，他们在现场是怎么表现的。任何人都没有剧本，都是当下发生的场子里面的事情。
然后，我就看到代表我的那个人站在中间，是个女孩子，她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盯了一会之后，她身体就开始晃动，前后晃，左右晃，晃得越来越厉害。这时我选的代表我潜意识的那个人，我不记得是男生还是女生了，他就走过去，把代表我的那个人的眼睛给蒙上了，眼睛蒙上之后代表我的那个人就不摇晃了，站稳了。
整个家排我记得的就是这个画面。当时带领者跟我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代表你的那个人一直看着地上，就说明你一直被地下的世界，你的祖先，你的家庭的过往，那些逝去的人所牵引，你的心神被这些东西给吸引着，他一直晃，就说明你被这些东西消耗得很厉害，但是你的潜意识很聪明，他赶紧上去遮住了你的眼睛，不让你看，你的潜意识很聪明地这样来保护你”。当时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有点扯，这些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就这样子上演了一个几分钟的场面，然后有人做一通这样的阐述。我觉得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逻辑性的，我甚至不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有关系。
接着，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的是跟我的家庭有关，但具体细节我记不起来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创伤代际传递”这几个字就从我脑子里冒出来了。我当时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原来创伤代际传递是有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的，有可能是社会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然后我就发信息给吴和鸣老师，告诉他我决定要做这个课题了。所以，从西园寺返校后，我就开始看文献，然后我就写了推广文里面的那篇文章，大概就10天时间写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研究了。
家庭系统排列（英语：Family Constellation）是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领域的一个方法，多用于家庭治疗。该方法由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最早开发出来的。家庭系统排列是系统排列（Systemic Constellation）的一种（另有组织系统排列等），系统排列是通过现象学方法探究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海灵格发现在家庭系统中，有一些不易被人们意识到的动力操控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人的心身问题，其实都是家庭“牵连”造成的。将“牵连”的原因显露出来，往往能找出化解的方法。Wikipedia
好了，我去做这个研究，就要找人做访谈，当时我不知道到哪去找人。
有一次放假回家，我就去问我的爸爸，我说“你认不认识什么人，他们的家庭经历过创伤事件，我想去找他们做一个预访谈”。我爸说“不知道，我们家跟这种事情没关系，你倒是可以去问问隔壁的爷爷，他以前是我们当地的党支部书记”。然后我就跑去问那个爷爷了，就去跟他聊天。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附近有没有谁或哪个家庭经历过什么创伤事件”。然后，他就很惊讶的问我，“你不知道你爷爷当年，有个‘38事件’是你爷爷引起的吗？在当时很轰动的。”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38事件”是什么，我只知道是发生在3月8号，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邻居的爷爷只是说“你们整个家庭都受文革的影响很大”，但我浑然不知，我爸也说他不知道。后来我想问他更多，但是他说“既然你不知道，既然你爷爷没跟你说，我也就不说了，你去问他吧”。后来我也有去问我爷爷的叔叔辈，就是家中更老一辈的人，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当时是一几年的时候，现在我爷爷的叔叔辈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了。我有幸地在他们生前去访问过他们几次。我后来才知道，噢，原来我家……我问到了一些事情，就像是发现了我家庭的秘密或者是一个创伤的历史。所以，我就感觉这个研究慢慢地带领着我发现了我家庭里的一些没有被言说的故事。
之后呢，我就硕士毕业了，毕业了之后我就去了德国。我选择德国，一个是因为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关于代际传递的研究都是跟德国的纳粹大屠杀有关，事实上这个概念的提出也就是和二战以及大屠杀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经历这个事件的本人，还会有一个跨代性的、跨时间性的、持续的影响。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性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心理学的解释模型、理论都很多。
一个是因为德国当时在整个社会层面经历了一个对这种集体创伤，特别是大屠杀的一个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包括政府层面的补偿，然后认错，对这些事件的一些清理，包括一些纪念，比如说很多纪念馆。
对此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是50年前的华沙之跪，当时的总理布兰特下跪了，对在纳粹期间被伤害的死难者的表达一个默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姿态。再一个是因为德国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基地。所以我就去往德国了。我在德国做博士课题的时候，我就想做三代人的，想去访问家庭里面的三代人，看创伤性事件的影响在不同代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这个创伤性的影响是怎么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的，我就想去研究这个。
华沙之跪（德语：Warschauer Kniefall）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指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在纪念碑前下跪一事。当天西德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勃兰特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惊动。无可否认，华沙之跪极大的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形象，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Wikipedia
然后，我访谈下来之后就发现，很多家庭都谈到了，特别是第一代，第一代大概年龄是在70~90之间，他们都谈到了49年以后，他们经历过的一系列的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也都提到了文革。所以，我就慢慢地把我的研究聚焦到了文革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这一路看下来，我就发现，好像是这个研究在冥冥之中带领着我，一步一步地，先是吴老师的邀请，后来是西园寺的家排和那个梦，之后又指引我发现了我自己家庭的创伤历史，再后来又把我带到了德国，把我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议题，触及到了我的祖国和民族的创伤，这是一份历史的、沉甸甸的重担，是社会未被言说的……
所以，是这个研究带领我进入到了这个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既是我选择了这个课题，也可以说是这个课题选择了我。这就是我怎么进入到这个研究的历程。
三、“动情的观察者”&“受伤研究者”
图片：https://edumovie.culture.tw/activities_info.php?id=170
田野調查原文"field study"或"field research"，其中"field"直譯為田野，亦即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田野研究」或「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 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蒐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文字来源：http://creativityfarmer.blogspot.com/2013/04/field-research.html
方曼：你和研究之间的互动是怎样影响你后面的人生呢？
林瑶：这个部分在我的研究方法里讨论了很多，也就是说如何去做这种跟个人的生命议题很关切的，有一种私人连接的这种课题。
恰巧我在德国跟的导师Maya Nadig教授，她的研究方法就是非常重视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并且将研究者在田野中产生的主观感受也作为研究资料的一部分，就像在精神分析中咨询师利用其反移情进行工作一样，这跟我的课题真是太契合了。
这也非常感谢施琪嘉教授向Maya Nadig教授推荐了我，他和Nadig教授曾在云南一起做过关于摩梭民族的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所以他对Nadig教授的研究方法很了解。
所以，贯穿我整个研究过程的一直都有两条线，一条是我自己和我家庭的，我做个人体验的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是我做访谈，我去搜集访谈者的资料，去做分析，一直都是这两条线。你刚才问这种互动是怎么影响或怎么改变我的。这个话题太大，可能我们得花更多时间来细说。
方曼：对，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你刚好也提到了体验的部分，你同时也在体验经典的弗式躺椅的分析，你在经验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它是如何比如说辅助到你研究的部分，或者支持到你的研究？
林瑶：我是从15年开始做这种高频的躺椅式分析的。
出国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我的故土或者是祖国或者是文化。我的个人分析开启了我对自己的家庭的探索，包括我家庭对我的影响。
这跟我的研究是同步进行的，到后面我慢慢地体认到了我的这个身份：
原来我也可能
是一个文革受创者的后代，
第三代。
一方面，我是作为一个保持着距离的研究者去研究这个课题，但另一方面，我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我自己其实就是我研究对象中的一份子。所以，我意识到了我的双重身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摄影的作品，好像叫《饥饿的苏丹》，有一个摄影师去南非援助，那边的小孩子非常非常的瘦，瘦到令人很惊讶的那种，皮包骨都不足以形容。
在这个摄影作品里，有个小孩蜷缩着趴在地上，不远处有一个秃鹰，秃鹰就在那里等着，好像等小孩奄奄一息的时候就成为它的食物了。当时这个摄影师，好像叫凯文，他出于摄影师的职业敏感，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还获得了普利策摄影奖。
这张照片出来之后，舆论的压力就很大。很多人就说摄影师怎么那么的冷酷，那么的无情，在这种时候你不去把秃鹰赶走，你不去救这个小孩，你还在那拍照，或者说你拍这张照是为了获奖吗？
凯文·卡特 《饥饿的苏丹》，1933
人类学也会拿这个事情来说什么呢？就是作为研究者，你面对研究对象或者是田野的时候，你的姿态，你是客观的、冷漠的、局外的、抽离的。
当然这个事情，摄影师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后来自杀了，这是九几年的事情。
后来很久以后，到11年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得到了澄清。
这位摄影师正是因为关注苏丹才会去那边做援助，当时那个孩子的妈妈去领食物了，他看到了这个孩子，他在旁边一直等了20多分钟，拍了这个照片之后，他是等孩子妈妈回来了，确保秃鹰不会威胁到小孩的生命他才走开的。当时好像是联合国对驻地援助的人员有要求，因为本地人身上可能有很多的病毒细菌，所以是不让他们去触碰当地小孩的。虽然后来得到澄清了，但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有关于这一点，在人类学里面的讨论就是说，研究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姿态进入到研究中的。我们经常说参与式观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你既要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跟他们同吃同住，共同劳作，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但是你又要保持一个观察着的姿态，要保持距离，要能够脱离出来，有一个更大的视野。
后来也有研究者提出“动情的观察者”这一说法，英文叫vulnerable observer ，vulnerable我们可以说是很易感的、很脆弱的，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翻译成“动情的”。
动情的观察者，这时候研究者更多的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姿态去书写自己以及书写他人。
书籍封面：《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Ruth Behar,1997
我是后来才知道还有一种提法叫“受伤研究者”，wounded researcher。
李孟潮老师在看了我的硕士论文之后，特地和我推荐了“受伤者研究”的研究方法，当时还发了很多的相关文献给我。也就是说，你自身是带着你所研究的伤痛的，但你同时又是作为一个研究者。
后来我到德国之后发现，这在方法论上也是有传统的，以乔治·德弗罗（George Devereux）为代表，就是关于如何利用研究者的主体性，利用他自己跟这个课题的个人的（personal）关系去进入到这个研究，然后怎么利用这个去进行研究工作。
书籍封面：:”《The Wounded Researcher: Research with Soul in Mind》, Robert Romanyshyn, 2007
今天来的很多是心理咨询师，我觉得这跟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其实很像。咨询师也是要进入到咨询的场中，跟来访者有一定程度的卷入，但同时又要保持一个距离才能去进行工作，不能够完全地被卷入进去。所以，这个研究在研究方法，在做心理咨询以及咨询师的姿态方面，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思考。
后来在我的个人体验中，当我逐步去了解我的家庭时，我会时不时地想起我的受访者，想起他们跟我描述过的他们的经验和体验。
很有意思的是，我最后选取了三个家庭写入了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个家庭中的第二代正好是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他们有很多表达自己内心感受、体会的语言，包括他们在家庭中承受的、感受到的，以及他们情绪上的、人际关系方面的，有很多表达私人的（personal）情感的语言。有时候我会突然就理解了，噢，原来那位受访者跟我说的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生命进程慢慢展开的时候，我能够更好地去体会我的受访者当时跟我说的话。
所以，这两条线的交织过程是一直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
四、高频躺椅式分析的体验
方曼：跟着你的表述，一幕一幕闪现各种画面。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和林瑶的接触，所以我们也不走那么深了，但每一个场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无限的往下再去探讨。
再把我们的线索带回来，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感兴趣的是高频躺椅的分析，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样一种一周3~4次的心理体验和咱们一般比如说一周一次这样的有怎样的不一样呢？
林瑶：我当时是每周3~4次，持续了将近4年。
我是躺在躺椅上的。平常的咨询是坐着的，咨询师和来访者面对面的成个45度角坐着的。我当时是躺在一个躺椅上，我的面前是一个大窗户，窗外有树，室内有咨询师的书桌什么的，咨询师坐在我头后面的。所以我是看不到他的，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话之后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就好像是我躺在那里，我在那叙说我脑子里面浮现出来的东西，好像这时候我面对的不是分析师了，我面对的是我自己脑海里的东西，我的幻想也好，我的猜测也好，我的投射也好，也包括我当下的一些感受、联想或者是关于咨询师他会有什么反应的一些想象。我会慢慢地觉得咨询师、分析师好像是一个第三方的角色，他在看着我是怎么跟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幻想世界在玩，是这样的一种直观的体会。
这是一张插画书/明信片上的图，
我已经记不得书名了
关于高频次。
常规的一周一次的咨询，咨询做完了之后，有可能你当时会有一些触动，但很快你的日常生活就会将这些感受冲淡很多。但如果是高频的话，你就不得不隔一天或者是第二天又得去。
当时我的分析师住得离我还比较远，我还得坐火车，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去一个半小时回。后来我搬家了，就两个小时去两个小时回。很多时候我就不想去，可能是因为谈到的一些话题，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就不想去。这种高频的咨询很容易会激起一些很强烈的阻抗。
当我不愿意去的时候，我觉得这要花我这么多时间，我为了这50分钟一去一回半天的时间就耗费了，这值吗？就会有很多的质疑。但是一旦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我感觉分析的成效最大的时候。
所以，这种强度会使得你平常可能不太容易激发出来的东西，在高强度情况下被迸发出来。
方曼：这样的三四年，你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几句话去概述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分析下来，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如果可以总结的话。
林瑶：我记得我第一次个人体验的时候，我说我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在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里。后来在个人体验中谈及和处理到了很多的议题，比如跟家庭的分离（separation），或是我自己的身份（identity），慢慢地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我要做什么，就很明确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就是好像获得了作为我自己的某种身份。
五、如何在德国成为
精神分析师和寻找咨询师
方曼：我们慢慢地把这个访谈来收一下尾。因为今天也有德国的朋友在，所以当然也有咨询师朋友想要继续深造的，我们就帮这些朋友们问一下，两个问题：一个如果是继续深造的话，在德国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在哪里寻找学校，心理治疗的培训机构如何注册，哪些心理治疗师的注册系统是值得信赖的，或者说信誉更好的选择。
林瑶：我到德国是直接读博的，所以我没有在德国接受本科和硕士学习的经历。
关于如何找学校我经验不多。如果想要到德国继续深造的话，主要还是找导师，学校其实都还是其次，看这个导师的研究方向跟你感兴趣的以及你想学的是不是一致。因为在德国其实导师的权力，话语权是很大的。
如果是说受训的体系，关于认知行为治疗我了解的不多，但对德国精神分析的受训体系我是比较了解的。德国精神分析的受训体系还是沿袭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培训体系，在德国叫德国精神分析协会（DPV）。在很多大的城市，比如说汉堡、柏林、法兰克福，不莱梅也有，都会有一个精神分析的研究所（Institute）。在研究所里会有已经很成体系的培训系统，有理论的授课，每周还需要去参加研讨、督导，然后你自己要做个人体验和接个案，在持续的个体督导下做长程的动力学的个案。这是成为精神分析师的一个受训体系，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持续到6~8年或者更久的时间。
除了精神分析师之外，还有面对成人的心理治疗师，以及儿童青少年治疗师。这主要是经过学历教育，理论教育，然后接受临床实践，比如说在精神病院实习达到多少个小时，比如说1200个小时的受训，或者还要在门诊好像是600个小时的临床经验。同时也是有个人体验，普通的话是可能100 、120个小时的个人体验的要求。当你完成了这些之后，再去参加一个国家的考试，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资质，职业的资格证。我了解到的大概是这两条路径，好像方曼是在柏林的国际精神分析大学，对吗？
方曼：没错。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硕士学历教育结束之后，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实践，然后也是要在这个实践里面同时受督，受督了之后，你还要经历过某一个注册系统的统一的考试，然后你就成为他们职业的咨询师或者是教练或者督导等等。其实现在国内的系统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版本了。
还要帮德国的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德国寻求心理治疗或者咨询的帮助，有哪些机构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咨询或者是治疗？公办或者是私营的机构。
林瑶：首先看你待的是学校，还是说你是已经工作了。
如果是学校的话，学校里肯定是有大学生心理援助的机构的，这个是可以去寻找的。如果是在单位工作的话，单位里面有的也会有这样的资源。然后就是一些专业的协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精神分析协会，其他流派的也都会有这种协会，网上找找可以找到。
协会里面除了有培训体系之外，它也是面向社会的，里面会有治疗师或咨询师，你可以在网页上找到这个协会里边咨询师的列表，一般都会附上邮箱地址或者电话。我当时找分析师的时候，我是到不莱梅精神分析协会的页面，然后逐个地打电话去问分析师的时间，或给他们留言，有给我回复的，我就继续约时间去见面。
我最想说的是，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治疗师或是咨询师不容易。
你要去试，你约了时间之后，你去见了才知道，比如说语言上是不是可以沟通顺畅，各种感觉上是不是觉得合适。
以这个为第一步，如果觉得不合适，他就可以利用他的资源以及专业的判断给你做推荐和转介。我当时找了一位女性分析师，我和她说我想做高频的精神分析，做了两次之后她和我说她觉得她的英语不够支撑这种高频的分析，所以她根据我的情况，给我推荐了另一个她觉得更适合我的分析师。我是这样子找到我的分析师的。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看你们的保险。
因为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保险，私保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公保的话，像TK对心理咨询是很友好的。
目前保险认可的心理咨询方法有4种，一个是精神分析，一个是心理动力学疗法，还有认知疗法，好像近几年还有一个叫系统治疗，就这4种疗法。
保险对心理咨询费用的支付有次数的限制，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好像是80次，精神分析最多可以为你支付300次的费用。我是TK的保险，总共是为我支付了360个session的费用。一般来说是说300次，但结束的时候，如果咨询师觉得结束阶段可能还需要额外的一些次数来完成的话，他还可以额外帮你申请一些。
我觉得在德国的小伙伴，如果自己有医保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随时去使用的资源。你可以去医保的网页上，找到心理服务这一块，你就能找到各种流派的咨询师，或者你可以去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或是办业务的时候接待你的人，你可以和他说你的需求，他也会给你推荐一些资源，告诉你哪里去找。我目前想到的常规途径就是这些。
方曼：谢谢你。我们的每一次访谈都永远意犹未尽，林瑶可能也会和我们站来合作，然后我们也会一起继续来探讨如何为大家提供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的支持。
未来我们肯定还有机会再继续接触，也通过我们共同的合作来给大家更多机会了解林瑶这样的宝藏咨询师。今天的访谈到这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访谈？
林瑶：很荣幸在我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遇到大家，也很期待大家之后的提问和讨论。
就像我最开始提到的我高中的心理老师对我的影响一样，或许今天之后，也不知道在今天的相遇中，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一个碰撞，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或大或小，或是眼前或是未来。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吧。
★
与林瑶对话环节
★
提问者一
如何在访谈中避免二次创伤？
我自己本人会比较好奇，比如说在田野调查当中怎么样保持跟受访者，这个要怎么讲？防止受访者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访谈，他可能会谈到他有很多创伤性的东西，这些的话可能又不像是在咨询室里面有这么一个周全的设置，这部分的话怎么去处理呢，比较妥善的去处理。
林瑶：我在做访谈的时候，的确遇到过受访者的情绪搅动比较大的情况。
首先，我的前期工作会做的多一点。一般是家庭中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来报名参加我的研究，因为第二代、第三代年轻一些，老一辈其实很少能接触到我的招募信息。报名的时候我会跟报名的人有个预访谈，会问清楚，他们有没有征得家里其他人的同意。第一代参加访谈的人，比如说家里的爷爷或奶奶，报名的人需要去征得他们的同意。
事实上，这一点很难，因为在某些家庭中创伤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被愿意被谈起的话题，有的第一代压根就不想谈这些事情。做这样的访谈，大部分情况下是第二代很想探索，但第一代不愿意配合。这种情况我遇到很多，有好几个家庭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最后就没能加入到这个研究当中。
如果家庭中有人不愿意参加，我是不会去劝说的。
也有很多情况是，第二代和他们的父母说明了他们想参加的愿望，他们父母就说，那好吧，你既然那么想参加那我就参加。
我举个例子，有个家庭参加访谈的第一代是位女性，大概六七十岁。我到了她的城市之后，我先见了她的女儿（第二代），她女儿和我说：“你来了之后，我跟我妈妈说你来了，我就感觉到我妈妈的情绪好像受到影响了。昨天我跟她一起去练瑜伽，瑜伽结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妈妈好像哭了”。
这位女儿提前跟我打了招呼，在访谈她妈妈前我大概就有了一个心理准备。实际去拜访的时候，我跟受访者都是一对一的对话。
一般的情况下，对于第一代的老人家，访谈地点一般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访谈期间也尽量不会有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场。相对来说，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熟悉、比较有私密感，也比较有掌控感的一个环境中。
正式访谈的时候，比如我刚说这个案例，访谈还刚开始她就已经哭了，泣不成声。她回想起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她奶奶就把她就扔到地上，她浑身一丝不挂的、赤裸的，大冬天就被丢在一旁。她说，哪怕现在六七十岁了，依然能够感觉到胃里有一股寒气、凉气。
这时候她已经开始哭得说不出话了，我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我就坐在旁边等，陪着她。我也没有递纸巾给她或者试图去做点什么，我就是坐在旁边陪着她。她比我更加地知道她家的纸巾在哪，如果她需要她会自己去拿，所以我就坐在旁边，等她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再等她慢慢地去重新开始她的讲述。
我的意思是说，尽量让他们处在一个他们熟悉的、有安全感的环境中，然后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什么时候说，以及说到哪个程度。如果不愿意往下说的，我也不会去步步紧逼的那种，就不会。我会慢慢地等，他们愿意再说了，我再听他们讲。
提问者：谢谢林瑶。感觉还是以对方为主，如果他愿意带我们到哪就到哪。
林瑶：对的，很多情况下，我虽然有一些问题在心中，但我不会觉得说，我这次去就一定要把我的这些问题问完。
提问者：访谈过程可能也是长期性的，就一直跟他们有联系是吗？
林瑶：也没有很多，有的家庭是做了两次访谈，有的是一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些访谈最后的呈现，包括论文成文，都是要给他们看过的，让他们确认过的。他们觉得可以这么写那我才可以这样呈现。
因为，有的人在告诉了你一些事情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恐惧，他会问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之后，你会怎么处理这些访谈材料？”我会在获得他的知情同意之后，再对外呈现这些访谈资料。
尽量不要让他们把这种担忧和恐惧弥散开去。
提问者：简单的来说，可能在成文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做一些事实类的阐述，然后不会过多的去那种叫什么渲染情绪的部分。
林瑶：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不会去替他们说话，我会留很大的空间去让他们自己说他们想说的话。所以，我在最后的成文中经常比较大段地呈现他们所说的原话。
我不会去为他们代言，或是我去转述，或者我根据我的理解去尝试揣测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会这样去做。
他们的话我就完全地、留100%的空间给他们。
然后我自己的分析，包括我的联想，我的学科训练带来的解读这些，是跟在其后的，这部分是我的。
很分明的，我有我的空间，我的受访也有他们的空间，他们的声音我是尽量去100%地保护，我不会轻易地在不呈现原文的情况下去转述或者阐释。
提问者二
躺椅式的分析是如何结束的？
提个问题跟躺椅分析有关的，我很好奇最后结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这个分析就结束了，这个结束是怎么达成的？
林瑶：我个人来讲，我是一直做到了我这个研究快要结尾的时候。
我的个人分析伴随着我走过了整个的研究过程。因为在研究过程当中，的确像之前说的，会引起我自己的很多撕扯或者各种冲突和张力。一直到我的论文写到结论和讨论部分的时候，我想我自己来做，结论和讨论我不想受其他人的干扰，想自己来完成。
当时我感受到了我有这种跃跃欲试的想法，也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然后，我觉得我自身的一些议题，通过研究，通过个人体验，我觉得探讨得差不多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想法了。不说是很清晰，但是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所以我就慢慢地结束了我的分析。从一开始一周3~4次，后来慢慢地改到了一周2次，就这样慢慢结束的。
提问者三
你的研究结论
大致是什么样的？
我想问一下你对你所研究的中国的文革创伤，你有怎样的结论？讲一个比较概括性的。
林瑶：我简单地勾勒一下大的框架。
文革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它可以是个政治事件，也可以是个社会事件、群体事件、文化事件。
我们可以从各个维度去研究它，我是从心理创伤的角度。之所以是说它是创伤性的，除了受创家庭及个体的数量的规模之大，受影响的程度之深，还有一个是因为关于文革创伤，目前来看还没有被融入到当前社会所共识的一个话语体系之中。这部分好像是未被充分处理的。
每每谈到这个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非常笼统的概念，但是具体深入进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理也理不清的这种感觉。
从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很多人可能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它的合理性在哪里，这个创伤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创伤了，创伤在哪儿？这没有一个共识。
后代的人知道这段历史，但也是大概地知道或仅是从官方话语中获得的认知，对于具体的了解得不够。
再一个，文革作为一个创伤事件，它有很多的特性。比如说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它们更多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施加的迫害。
但是文革很不一样的是，它是内部的，它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它可能是邻居对邻居的，亲人对亲人的。它是一个从内部生发的、向心力的，它不是我族对他族，不是外部的侵略，和我们说的反帝反侵略是不一样的。
另外，文革开始的时候，它是文化为初始阵地的。
最开始的时候是从什么领域开始革命的？是反对本国的传统文化，破四旧。你眼睛所见的，比如你在路上看到的一些招牌，路人的一些服装发型，然后你每天用的语言，你所见的、你所听的、你所感的，包括你的家庭，家庭的伦理，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基本认知，它是从这里开始的。
它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从你的审美、你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开始的。它并不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要号召对整个社会结构、体制有一个大的革新与改变。
文革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否定和颠覆，并且是发生在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是模糊的。
你很难去辨别清楚到底哪个群体是施害者，哪个群体是受害者。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受害施害不断地在转换，所以这个也很难。为什么说很难去研究文革的创伤，因为很难去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大屠杀的研究讨论得就比较透彻了，然后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也有很多的反思和审判，该怎么赔偿也都很清楚。
但对于文革创伤来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它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创伤？到底说哪个层面的创伤？触及到了哪个点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人被创伤到了，然后是谁造成了这种创伤，谁是受害者，谁要为所遭受的这些磨难、灾难、苦难，包括暴力，谁对这些东西负责？所有关于这些的重要议题，都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讨论或是共识。
所以，当社会创伤或者集体创伤，在社会层面或公众层面没有达到一个共识的话，这些未解决的社会创伤，最后就会体现到家庭里面。家庭就成为了一个这样子的容器，或者是空间，不得不去承载了这些。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家庭里面，特别是第一代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公共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去处理这些自己经历过的创伤。他们受创伤的情绪以及所有的这些影响都难以被消化和转化，然后当他们养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内心承受得太多，被各种愤怒、冤屈、仇恨、伤痛的感受所占据，他们很难再腾出一部分的心理空间去看到和他们孩子的情绪和感受。
更多时候，孩子的情绪和需求会激发他们受创伤的状态。
在我的访谈里，很多第二代的子女形容他们的父母要不就很忙，忙于他们的工作，革命工作，或者岗位上的工作，要不就是很奇怪，特别在情绪上面，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地暴怒，或者对他们的情绪感受视而不见、充而不闻。
他们感受不到、顾及不到，或者否认小孩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需求，甚至有一些家长会潜意识地把自己未处理的部分直接地投射给孩子，然后孩子成为了他们情绪的一个容器。
所以很多孩子会说，我好像就是父母的出气筒，或是父母情绪的垃圾桶。很多时候孩子可能还需要去照顾父母的情绪，角色调换了。
所以一个框架性的结论就是，这种未被充分处理的社会创伤会延续到家庭之中，在家庭中以一种养育创伤或者是累积性的关系创伤传递到下一代身上。
提问者四
文革创伤和二战创伤
有什么相似和区别？
我想问的问题是，由于你在德国肯定会有一些跨文化的比较，从德国人经历过二战的创伤来说，它和中国人经历过的文革的创伤有怎样的区别和相似的地方。
林瑶：相似的话，这种创伤性的影响，包括代际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理论模型、心理机制这些都是差不多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外部环境，如果这个事件在社会层面得到了很多的讨论， 那个体的个人化情感就能够释放出声音。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德国有很多的纪念馆，有很多的口述史。
我去过的博物馆里面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亲历者讲述他们的经历。但是，如果在社会层面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的话，那这部分怎么办？我们就会看到在表达层面的很多特点。
很多我受访者里面的第一代，他们谈论起这个的时候，很多都会借助一些中国文化里面的意象，比如他们经常会说好“苦”。这个“苦”字是经常提到的，很“困苦”、很“艰苦”、很“辛苦”，“苦”字组的词非常多，然后他们会说“好坎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意象，比如“坎坷”就是路高低不平的样子，“苦”字其实从构字来说，一个草字头加上一个古代的“古”。
有一个汉学家（舒哲衡Vera Schwarcz）解释这个词就是形容“很悠远的一种苦的味道”……
通过这些与自然相关的意象，受访者们传达出他们内心的一些难以表达、尚未命名的一些私人感受，这有可能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感受。他们缺乏途径来触及和向外表达他们的私人感受。
相反，他们更多地会去说，在行动层面他们怎么去应对这些经历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采取的一些防御方式会跟西方很不一样。
在我的理解来看，差别可能就在于这里，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展开来讲。
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威斯里仁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教授，致力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著有口述史笔记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名《张申府访谈录》，中文译者李绍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Wikipedia
右图：1921年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在柏林
提问者：你未来还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吗？
林瑶：有机会的话会的。
方曼：我也很期待未来我们看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这边去把德国相关的一些研究者也好，或者说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也好，去做一些这种跨文化的一些沟通，因为本身无论是文革还是二战的话题，在德国永远都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然后文革对于他们而言好像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们其实也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讲述，才能够对这里面的复杂性有更多的了解。
提问者五
你的研究对心理咨询
的临床工作有什么启示？
我人也是在德国生活，在做心理咨询，所以我很想知道林瑶老师这个研究，在临床的工作中可以给点什么提示，就是我们如果来访者没有提到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内在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这几代人可能都会受到这样一个创伤的影响，然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用这些东西做点什么，或者说怎么样去影响和指导我们的工作？
林瑶：这其实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的受访者告诉我的，我从他们那听到的。
我们很少会在咨询室看到第一代的身影，来咨询室的大都是第二代。他们来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情绪来的，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这些情绪是哪里来的。
比如说，他们会有很多的症状，抑郁也好，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困难也好。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哪里来的，但这些情绪或问题又实实在在地一直困扰着他们。
在这个时候他们来到咨询室。咨询室就提供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在这里充分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
换句话说，他们从咨询师的眼睛里能够看到他们自己。这个时候慢慢地他们就会回到他们自身的感受，去感受和体会到自己的情绪，然后这时候他们才会慢慢地去探索、去理解自己，然后有可能慢慢地他们会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这些东西跟他们的父母，跟他们的家庭有关，这需要有个意识的过程。
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有的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和父母有关，有的可能是知道的，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失望、愤怒，这部分又是我们要着重去工作的地方。然后慢慢地，他们充分地理解了自己之后，慢慢地就能去看到他人了，就能看到别人了。
他也能从咨询师这里学到这种反思的能力，是因为咨询师能够容纳他的这些东西，并且能够帮他消化、转化这些，所以他可能在长期的咨询过程中也慢慢习得这种能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再去看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或许就能够去看到他们父母，把他们的父母放到他们当时所处的更大的时代背景当中去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模式，或者是这种对待他的、养育他的这种方式。
当他能够把父母不仅仅是当成他们的父母，而是把父母放到他们自身的环境背景当中的时候，或许他们这时候会意识到，原来他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
可能曾经他们以为父母是对他们是造成很多伤害的人，但是这时候也会看到父母作为受害者的这部分。这时候就慢慢地能够去区分哪些是父母的，哪些是自己的，慢慢地就可能会获得自身的一个主体性的发展。这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这样的过程。
方曼：特别感谢林瑶，再一次感谢，然后也感谢大家今天一直陪伴我们。
创伤这个议题是非常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建议大家现在我们来跟着音乐做一点点身体的运动，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大家其实刚才如果沉浸在林瑶娓娓道来里面，我们也会连接到我们华人的一个集体创伤的沉重的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抖动一下，让身体去疗愈一下我们自己——
让身体去帮我们恢复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实安稳，一个和平，然后拥有自己的，相对他们上一代或者上一代而言更加幸福平和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来。
★
嘉宾介绍
★
林瑶
Lin，Yao
德国不莱梅大学博士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精神分析师候选人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自述] 1990年出生于浏阳河畔，成长于充满湖湘文化的小镇，成年后求学于武汉，并开始接触心理咨询的临床实践，后赴德国童话小镇不莱梅专研集体创伤的代际传递。
一路求学，中规中矩。
在德期间，借由精神分析与博士课题，我深入自己的家庭历史并由此开启自我的探索之旅，逐步体验到心理咨询，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倾心感受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根据他（她）独特的主观体验去理解他所遭遇的人生种种和内心正在经受的纷纷繁繁。它可以打开一个个体的、私人（personal）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体逐渐拥有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与他（她）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和所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并且深刻体验自身的个体性和私密性，进而深化对自身的认识，与自己、与所爱之人，日益亲近。
所以，我目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的匠人，这项工作需要匠心，也赋予理解与自由。
[了解更多相关主题]
安吉拉·康纳利：受伤的中国女性
现代化路途上的文化之殇
本站公益项目
活出天赋 共创美好
战略合作伙伴
扫码添加德村助手
关注我们，及时了解活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