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舒平同学的演讲只是“家兄塞北亡”的现代版
毕业季，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优秀毕业生、来自中国昆明的杨舒平的讲演，被披露后让许多中国人不爽。杨同学在讲演中大谈中国的空气不好，而美国的空气甜美，然后由此引申到言论的自由度这个话题。许多国人认为杨同学是“辱华”，是贬损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祖国，“跪舔”美帝。
杨同学的演讲听起来（我是看的别人全文翻译的演讲稿）确实让人不舒服，但说是“辱华”“跪舔”就言重了，在我看来，这无非是中国基础教育阶段老师灌输、社会提倡、阅卷者赞许的一种八股腔的成果而言。尽管她在美国学习了四年，这份演讲稿也是用英文写的，但中国中小学时作文的“技巧”在这篇演讲稿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才是我最讨厌的。
在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里，我因为替杨同学辩解了几句，认为没必要上纲上线。被人斥之为“傻”“脑残”。我很讨厌以贴标签、辱骂的方式来代替辩论，于是退群了。微信群也确实不是一个讲道理、辨是非的地方，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解释我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中小学教育接受的语文教育，一直很推崇这样的作文法，如《茶花赋》《荔枝蜜》，用一种“比兴手法”，借酿蜜的蜜蜂来夸赞劳动人民的平凡与伟大。朱熹老夫子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本来要控诉负心汉嫌弃人老珠黄的妻子，“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却从自然界的植物荣枯现象说起，“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氓》）
比兴当然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如果用得不好，由此物言彼物，过渡得太生硬，那还不如不用。杨同学从自然的空气质量对比，来过渡到言论空气之优劣，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环境污染和社会管理是有莫大关系的。许多人抓住她的毛病是：她在“起兴”的时候，说了假话，因为昆明的空气没那么糟糕，在中国算是非常不错的，她个人因为体质过敏在昆明戴口罩，并不能说明多数人不能忍受昆明的空气。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在中国，昆明的空气质量确实算不错，但不能说就没有改善的空间了，和马里兰的空气相比，昆明的空气也不怎么样。
杨同学的演讲词让人不舒服的是，她确实为了打动人，有抑此扬彼的故意，不惜夸大某一端。这在我们中小学的作文训练中，亦是常用的技巧。我们宣传典型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廉洁奉公，往往要把他的家庭生活宣传像海瑞那样不正常，女儿饿死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宣扬一个人爱岗敬业就喜欢说他连爹妈病了也不能在病榻前侍候，而是坚守岗位。很多年前我参与树立一个优秀的司法助理员为全国典型的工作，有关部门组成演讲团全国巡演，团中有一个叫小吴的年轻人，是这位司法助理员帮助走上正道的。这小伙子只是母亲死得早，辍学后有些不良行为，不是什么太坏的人。但为了突出“浪子回头”的效果，演讲稿硬是把他在帮扶前的种种行为夸大到几乎“世人皆曰杀”的地步，而帮扶后就成了青年楷模。其实这小伙子在帮扶前没那么坏，帮扶后也没那么好。
中国人做文章，在古代就流行这样的“技巧”，为了感动人，往往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甚至不惜造假。宋代有一个笑话：
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官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只图对属亲切耳！”
你看看，为了作诗写文章，这位士大夫竟然让还活着的哥哥“塞北亡”。这位杨同学比起李廷彦来说，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太夸张吧？
这场风波对杨同学是个教训，或许可以促使她去思考写文章、讲演要打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技巧固然重要，但真实和真诚更加重要。《易经》说“修辞立其诚”，后世文豪和圣贤对此作过进一步阐述。南朝的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曰：“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明代的王阳明在 《传习录》中说：“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这也应该是对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一种警示与启迪。
如果批评（哪怕批评得未必正确）就算“辱华”，那么鲁迅先生曾对中国的文化撰文做尖锐的批评，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京剧。这不是一贯“辱华”么？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如此讽刺京剧大师梅兰芳：
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在另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更是挖苦讽刺梅大师和京剧：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当然如果有人以鲁迅在国内发表此类文章是对中国出于“爱之切”的批评，而杨同学在国外说那番话就是讨好美国人的“跪舔”，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采取双重标准的“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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