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当年宰一只羊解剖都要专门请旨
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120周年庆典日。
北大有两个渊源。一个是时间轴上的源头，乃1898年戊戌变法时奉旨兴办的京师大学堂；另一个为政治涵义颇浓的精神渊源，则是1919年发端于北大的“五四运动”。
戊戌百日维新短命而终，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维新的政令几乎都被废止，只有京师大学堂作为那场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留了下来。但也没有几天太平日子可以办学，接下来是义和拳的师兄弟奉旨进京胡闹，再接着是两宫西狩，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德、俄的军队将大学堂的校址占为兵营，校舍、书籍和设备严重毁坏，大学堂被迫停办长达两年。
1902年，朝野局势稍微平静下来，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是年12月17日，复校的京师大学堂开学，1949年之前，北大以这一天为校庆日。
如今北大的校庆可谓是集两大渊源之长。数年头，当然越长越好，要从戊戌变法那年开始算起，到今年是双甲子大寿矣。而校庆日则选择了5月4日这一天，“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不需要我再饶舌，就这一句历史教科书上的论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已是今日北大无尚的荣光。
谈起历代北大的校长（主事者），知名者首推蔡元培先生，其次是胡适、蒋梦麟二公，或许还有人会提到更早的严复先生。有一个对北大早期（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人物，公众了解的并不多。
他就是长沙人张百熙。
张百熙，字冶秋，18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获赐赏黄马褂、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
戊戌变法期间，张百熙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他和翁同龢、陈宝箴等人先后保荐康有为，因此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留任。但庚子事变后即起复，并受到重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百熙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同年九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以吏部尚书之尊兼任管学大臣，主持大学堂事务。——基本上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建议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同时“兼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籍图器。”同年七月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六件：《京师大学堂章程》 《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可以说，张百熙不仅对京师大学堂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完整学制的规划者。
京师大学堂承袭了太学传统，其办学主要目的是为帝国培养官员，虽然课程设置趋新，但学校的风气依旧是保守和老旧，校工称学生为“老爷”，称监督为“中堂”。早期的学生不但不用缴学费，且由校方供应伙食。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冬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鸡鸭鱼肉都有。毕业后学生得举人学位，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
这种学校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之说。“两院”指当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北洋初期京师人仍称之为“大学堂”）。就是说，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为最多。
张百熙是一位眼光长远的维新官员，但一个人做再大的事，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无法挣脱时代的羁绊。张百熙亦如此，他所做的也只能是顶着磨盘跳舞，每一寸进在当时殊为不易。张百熙处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康有为、谭嗣同大不一样。这当然主要取决一人的个性，但或许也和他早年进士及第后进翰林院深造有关。湘人给人的地域印象是霸蛮，敢为天下先，不怕惹事。但晚清进过翰林院的湖南名宦，其锋芒表面上比较收敛，如何绍基、曾国藩、胡林翼、张百熙这些湘籍翰林，为人处事风格和左宗棠、曾国荃等人差别甚大。
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张百熙的办事风格。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记载：
北京大学堂试验生理学，欲杀一羊，管学大臣张治秋专折奏闻。奉旨准其杀羊试验。张大臣小心谨慎如此。
大学堂上生理课要杀一头羊解剖，必须由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具折向皇太后皇帝报告，求得允许才敢做。这样体制下，京师大学堂的创新能力又将如何呢？
不过假若我们回到张百熙所处的时代，又能理解他这种谨慎并非多虑。且不说戊戌变法失败的血泪教训未远，守旧势力仍然很大，就说儒学名教一统天下的当时，在为朝廷培养接班人的大学课堂上杀一只羊解剖，和大学食堂里的厨师杀猪宰羊，涵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于宫殿、庙宇、官署等政治符号意义颇强的场所宰杀牲口，往往是一种载之于典籍的礼仪活动，如天子以太牢祭天，今天北京天坛内还有宰牲亭。按照这样的逻辑，在京师大学堂课堂之上杀羊解剖，和这种礼仪性宰牲类似，为大臣者不敢擅自做主，必须请旨奉行。否则反对者引经据典，有的是反驳理由。单拿《孟子》中一句话：“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就够张百熙喝一壶了。
当然，我没见过张百熙这个折子的具体内容，只是基于历史背景的一种揆情度理。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是确定的：在张百熙那个时代，要先学会做官，才能更好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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