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爱国是一种契约
去年6月2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逼人当烈士的人可耻：比较王炎午和曾广河的选择》。
王炎午是文天祥的同乡和旧部，他唯恐被俘的文丞相不死，苟活下去，成为大宋的耻辱，造出各种舆论声势让文天祥殉国，而自己在蒙古人统治中华后还活了许多年。我以为这是可耻的。就文天祥个人而言，以身殉国，成仁取义，是他的本分。因为他是大宋科场的状元，官场的丞相，赵宋对他有厚恩，面对蒙古人入侵，他回天无力，只能一死报之。但这应该是文天祥自我的道德要求，同为士大夫的王炎午自己不死，却逼着别人去当烈士，是有“道德婊”之嫌疑。
是否应该忠君爱国，我以为主要是要看与君、国之间是否有一种契约。虽然二者没有书面上的签约，但对不同的人，还是可以根据其地位、身份而判断出其对君与国是否有责任，有多大的责任。这种契约基本上可以体现一种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关系。
《曹刿论战》中乡人对曹刿说所言，“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高官厚禄的人应该谋划的事情，你掺和什么？）”，体现的是这样的认知。齐国攻打鲁国，有抵抗责任的是公室、卿、大夫，因为他们从鲁国得到了好处。曹刿家族虽然败落了，但他是周文王儿子曹叔振铎之后，鲁国是文王另一个儿子周公旦的封地，他于鲁国，并非是没什么关系的普通百姓，他还是有保护鲁国的责任与义务。
孔子的高足曾子说，“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后世据此有“食人之禄忠人之事”“食人之禄死人之事”的说法。可见“忠”并非每个人不问前提必须具备的天然道德要求，而是员工对雇主的一种职业伦理，前提是“食人之禄”。不拿人家的钱，凭什么忠于他？这就是一种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契约。
谁应该忠于社稷与君王，这个问题在明末天崩地坼的大变局中显现得很清晰。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刚愎自用，为政乖张，大明的覆亡他是第一责任人。他于煤山上吊，赢得了后世人特别是清朝皇帝的赞赏，是因为他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江山社稷是列祖列宗传给他的，他未能守住，于是有天子殉社稷的悲壮之举。这只是他尽到了职位带来的责任。皇帝以下，应该殉国的是那些文臣武将。然而，明朝的文臣武将无耻者很多，他们纷纷先后投降了大顺和满清。至于那些在满清入侵时挺身而出做抵抗的普通百姓，当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景仰。但必须说，普通百姓本来是没有这个责任与义务的，如果他们不抵抗，而照样纳粮交税做新政权的顺民，不应该有心理负担，更不应该受到谴责。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世人将其总结为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或是有意无意的断章取义。顾炎武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一家一姓的王朝覆亡，得到其好处的“肉食者”应该尽责任，与普通人没关系。但如果整个天下秩序混乱，道德沦丧，普通人也面临着被动物世界吞噬的巨大危险，那么匹夫也要保天下。保天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为代表的、有气节的士大夫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生长在前朝，历代仕宦，而且有过明朝的功名（举人或监生），明亡后他们为抗清奔走，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当大局已定时，隐居不仕是他们对前明一种履约。——换言之，他们已经对得起前朝故国了，不必去死。而对长在新朝的下一代，他们很开通。黄宗羲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通应清廷之召去修《明史》，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兄弟都做了清朝的大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义务，新朝统治时期长大、读书的新生代，他们不欠前朝的，当然不必为前人背历史包袱。
康熙十年，一代文宗吴伟业（梅村）在老家江苏太仓去世，他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终须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梅村在临死前流露出深深的愧意。满清入主中原时，他迫于压力出仕新朝，做到了国子监祭酒。这是无法得到饶恕的历史污点，因为明朝和崇祯帝于他，是有大恩的。
崇祯四年（1631）23岁的吴梅村参加会试，会试第一；接着参加殿试，拟定为第二，有人指责有舞弊之嫌，考官将其试卷呈请御览，崇祯皇帝在卷子上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平息物议。这可是皇帝钦点“榜眼”，殿试高中的吴梅村，又被恩准告假回乡娶亲。人生荣耀，朝廷恩典，于此为盛矣。
吴梅村先被授官翰林院编修，继而典湖广乡试，崇祯十年（1637）充东宫讲读官，教导太子。同时代的读书人，可能没几个受浩荡皇恩超过吴梅村。临死前吴梅村的忏悔一则出于未泯灭的良心，一则出于对历史评价的敬畏。
梅村先生把未能为前明和崇祯帝尽忠的罪孽归结为“受恩欠债”，道理说得浅显而明白。因为受了大恩惠没能偿还，这就是违背了契约，所以自认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假设于明朝和崇祯帝，吴梅村没有受大恩，只是江湖上浪荡的布衣，他就完全不必要如此深深地自责了。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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