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别人当烈士的人可耻：比较王炎午和曾广河的选择
▲后人在文天祥被俘处建方饭亭
宋景炎三年（1278）腊月，大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带领残兵且战且退，退到南海之滨的海丰县，屯兵于五坡岭。那天正值开饭时间，宋军生火做饭，元兵望烟而至，宋军来不及防备，文天祥被俘。此处后人建“方饭亭”纪念。
文天祥科场高中状元，仕途官至宰相，在那个时候是男人最为成功的两大标志。可惜他生于末世，书生典兵，抗击全球最强大的蒙古军团，注定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
被俘后他被押解北上大都，途中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悲壮中有绝望。
当时的文天祥已经抱以必死之心，曾服毒、绝食自杀未遂，后决定不能草草死于途中，随元兵到大都，面见蒙元高官，言语抗争，不屈而就义，以彰显气节。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使就义也要挑重要的地点和时间，有利于传播。
可是，南宋许多士民非常着急，他们不是担心文天祥的性命，想办法去营救丞相，他们最担心的竟然是：文天祥不死，最后投降元朝。这可是大宋王朝的奇耻大辱呀。于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千万百计激励甚至逼迫文天祥尽快当烈士。其中最积极的是文天祥的同乡、旧部王炎午。
那时候没有京广铁路，从岭南去北京，走的路线是翻过南岭，顺赣江北上。王炎午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八百多字的《生祭文丞相文》，此文才华横溢，情感饱满，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希望文丞相尽快自杀，成就烈士美名。
他唯恐文天祥看不到此文，抄写了一百多份，沿押送文天祥军队的必经之路：赣州至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地，张贴于驿站、码头、山墙、店壁显眼之处。因担心文天祥不能近观，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在文天祥到达赣州之前，王炎午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贴了几份“生祭文”，然后设了祭坛，焚烧纸钱哭祭一番；文天祥一行到南昌码头前，提前而至的王炎午亦是如法炮制。——当时蒙元对新占领的地区统治力还是有限，竟然允许士大夫这么搞。
祭文极尽铺排之能，论述文天祥必须死，没有活下来的任何理由：
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蹡，子胥脱走，可死。丞相自叙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
他担心文天祥苟且偷生，当不成烈士，文末告诉文丞相数种求死的方法而且警告他，如果不死而活下来，将铸成千古之大错：
旧主为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赵不绝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喷鼻而死，溺死，煨死，排墙死，盗贼死，毒蛇猛虎死，轻一死于鸿毛，亏损篑于泰山。而或遗旧主忧，纵不断赵盾之弑君，亦将悔伯仁之由我，则铸错已无铁，噬脐宁有口乎？
文天祥最终没有让王炎午等人失望，在大都囚禁了四年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英勇就义，留下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遗书。消息传开后，王炎午一块大石头落地了，他敬重的文丞相做了烈士，于是他又发挥自己擅长做祭文的才华，又写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开头便说：
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予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哭望奠。
这简直是有些得意呀，意思是说当初我生祭丞相，希望你不要活下来，你现在果然当了烈士。好呀！“呜呼痛哉”只是惺惺作态。
一个高官被敌国被俘后，自杀明志或慷慨就义，当然值得敬仰。但如果他像冯道、洪承畴那样投降敌国而活下来，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为此必将付出背负千古骂名的代价。而其他人尤其是旧部，又有什么资格催促别人去当烈士呢？
以王炎午为例，他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也就是因为生祭文天祥，逼着老首长当烈士。而文天祥就义后，留下的遗孤过得很惨，也没见王炎午照顾文天祥子女的记载。此人虽然没有仕元，但一直活到元泰定甲子(1324)年，以七十三岁高寿而逝，距文天祥就义42年！
如果王炎午能在文天祥当了烈士后，自杀以追随文天祥为大宋殉节，我敬他是条汉子，可他活得好好的，烈士却让别人去当。这就是垃圾。
▲北京文天祥祠，当年文丞相囚禁处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一个人无意中做了和王炎午一样的事，促成了谭嗣同当烈士。但他最后的选择却大不一样。
据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一书中《戊戌四军机章京之死及株连》载：
政变起，帝被囚。嗣同至旭寓，意态甚激昂。谓“我辈之头颅可断，中国之法不可不变也。”旋谓“吾素善日馆中人，君如欲行，当为绍介至日使馆，蕲其保护出险。”旭日：“君如何？”嗣同泫然曰：“天下岂有无父之母乎？吾决死此矣。”旭亦不肯行。遂均被捕。又尝闻人言，嗣同先以行止谋之于其友曾某（官某部员外郎，其名失忆待考），曾曰：“君逃固善，惟今上能偕逃乎？”曰：“不能也。”曾又曰：“老伯（指同父继洵）能偕逃乎？”曰：“亦不能也。吾知所以自处以。”留京之意遂决。六君子遇害之日，曾闻某市口杀人，虑嗣同难免，亟往观。嗣同瞥见之，以目未意告别。曾归而大恸，谓复生之死，实我杀之也。遂仰药而死云。
从这段记载可知，谭嗣同找过一位姓曾的朋友商量对策，逃走亦是选项之一，而这位朋友实话实说。因为谭嗣同主张借袁世凯的部队包围慈禧所居的颐和园，连累了光绪帝被囚；他如果逃走，慈禧肯定会泄恨于其正在做巡抚的父亲。那么即使他活下来了，也要背着不忠不孝之恶名。
谭嗣同在如此生死关头所找商量大事的友人，一定是他最为信任的至交。这位曾姓朋友便是谭嗣同的湖南老乡，亦为世家子弟，而且门第远比谭家显赫。他就是赠太傅、谥忠襄、一等威毅伯、做过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之孙曾广河，其父是曾国荃的长子曾纪瑞。
曾广河1874年出生，当时24岁。曾国荃1890年去世时，其两子纪瑞、纪官已先行亡故。当时朝廷的恩诏如此说：“伊孙特用主事曾广汉，即着承袭一等伯爵，毋庸带领引见；附生曾广江，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监生曾广河，着赏给员外郎，分部学习行走。”他蒙祖荫特赏副司长，在刑部供职。朱德裳是湖南湘潭人，对曾氏一门应该很了解，他为什么忘记了劝谭嗣同留下的人是大名鼎鼎曾九帅的孙子，不解。
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曾纪鸿之子）之女曾宝荪当时正随祖母住在北京，其在回忆录中可佐证曾广河仰药而死的史实：
那是戊戌八月里的一天。那天清早有蒙蒙雨。我家里从祖母起，都起得极早（注：这是曾家家风）。那时我父亲已于七月离京，家中只有二叔父母（注：曾广镕）七叔父母（注：曾广钟）及其余女眷。我只看见家中叔父们还有听差的出出进进，往来奔走，有时大声呼叫，有时附耳细语。连教书老师也没有上新书。我们三个学生，只想知道是甚么事。只听见说菜市口杀人，又说有湖南人，又说亏得我父亲走了！过了好几日，又听说我们忠襄公房下的伯航三叔服毒自尽，可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我的祖母郭太夫人（注：即曾纪鸿之妻郭筠，江苏淮扬道郭沛霖之女，著名的女诗人）最有见识，当出事的那一天，便吩咐七叔去湖广会馆，把门簿拿去烧了，否则按图索骥，不知道会株连多少人了！
曾宝荪所说的“伯航三叔”就是曾广河，号伯航，应该取《诗经》中“谁谓河广，一苇航之”的意思。
我以为曾广河和王炎午还不太一样，曾广河并没有一定要让谭嗣同做烈士，出身于功勋之门的他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有可能谭嗣同并没有将包围颐和园武力解决慈禧太后的计划告诉曾广河。曾广河只是以为维新变法触怒太后，罪不至死，所以不建议他逃走。
谭嗣同被杀后，曾广河有着深深的负罪感，认为是自己的建议让谭嗣同留下来，送了性命。谭嗣同做了烈士，他只能一死殉友。
自己惜命，不敢去死，却一个劲地劝别人做烈士，这样的人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