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背后大历史 | 元桢墓志：生于平城葬洛阳 草原骄子融入中原

三年前的夏天，我和妻儿去大同看望孩子的姥爷姥姥。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我带着儿子去玉河东岸的大同市博物馆游玩。

大同在北魏时代称平城，曾作为这个鲜卑族建立的帝国首都达百余年。虽然年代已很遥远，但大同人喜欢提起曾是国都的荣光。大同火车站站名、街头的商店招牌和公共汽车站牌，多是用魏碑体写就——这让我这样喜欢北碑的书法爱好者很是喜欢。

那时候儿子才四岁，自然看不懂博物馆里的文物，只是觉得那些古代的刀剑、器具和石雕好玩。二楼大厅里，有一块石碑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碑为《元桢墓志》，字体气势雄奇，意态恣肆，点画如刀削斧劈一样有力度，看上去好似一个个雄武的鲜卑骑兵纵马行进在广袤的草原上。

▲元桢墓志

我知道这是一块复制品，原碑出土于洛阳城北，后一度归于右任先生收藏，今存于西安碑林。

大同市博物馆把这样一块碑的复制品摆在博物馆显眼的位置，我以为大有深意焉。《元桢墓志》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北魏皇族诸宗子志石中年代最古老的，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而当时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刚刚两年。

墓主元桢在孝文帝迁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墓志曰：

使持节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桢，恭宗之第十一子，皇上之从祖也。......用能端玉河山，声金岳镇，爰在知命。孝性谌越，是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暨宝衡徙御，大讯群言，王乃应机响发，首契乾衷，遂乃宠彰司勋，赏延金石。

恭宗景穆帝拓跋晃，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祖父，孝文帝元宏的曾祖父。这位元桢是恭宗拓跋晃的儿子，辈分上是当时在位的高祖孝文帝堂祖父，那么可以想见他在皇族中话语权甚大。这段碑文先恭维了死者的品德高尚，才能出众，是宗室的楷模。然后特意点出了元桢的历史贡献。

“宝衡徙御”指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讯群言”当然是说征询大伙的意见，这个“群”肯定不是一般的官员和百姓，而是指鲜卑贵族特别是拓跋氏的重要人物。“王乃应机响发，首契乾衷”，即言南安王元桢马上响应，第一时间赞成皇帝的迁都意见。

堂叔父的这个态度对迁都遇到旧贵族极大阻力的孝文帝来说，不啻为雪中送炭呀。《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亦记载：

后高祖南伐，桢从至洛，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甚悦。

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大事件。迁都，使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转型为一个中原王朝。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原来的都城平城以及京畿大同盆地，在雁门关以北，是中国游牧区和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大同盆地北有阴山余脉，东有熊耳山和军都山，西有管涔山脉，南有恒山与五台山。桑干河和浑河从盆地流过，滋润着这一片肥沃的土地。处在崇山峻岭环绕之中的大同盆地易守难攻，历史上曾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也是草原政权兵强马壮时问鼎中原需要首先占领的战略要点。

北魏的鲜卑族政权不断向南扩张，攻城略地，统治范围已经越过黄河，延伸到秦岭--淮河一线，处在帝国北部的平城便不适合当首都了。当时的平城通向南方疆土只有两条路：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说是大道，其实很长一段是穿越在险峰和断崖之间的羊肠小路。帝国的官员和兵士派往南部地区，南部地区盛产的粮食运到首都平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平城处在内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气候寒冷，多风沙。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孝文帝对平城的评价是：“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在孝文帝决意迁都之前，北魏对南部汉族地区的统治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期道武帝的征伐与抢掠，完全是游牧民族武装的特点，攻下城池，抢掠一空，载着战利品北归；第二个阶段是对汉族地区的羁縻。当统治时间略长，原先杀鸡取卵的抢掠已经不合算了，抢来的土地变成自家的土地，那么就要好好经营。但是北魏在人才和统治技术等诸方面还不具备精确治理的能力，于是采取“宗主督护”的模式，依靠南方大族的宗主自我管理。这当然是一个节省成本的方式，但时间一长对统治者来说，划不来。宗主豪强统治一个个小共同体，族中的百姓只知道有宗主，眼里没有朝廷，而且户口隐匿严重，许多税收不上来；第三个阶段是“三长制”，即打破宗主对宗族的控制，在基层社会挑选出“三长”，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如此，王朝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统治。这就是此前历代中原王朝以编户齐民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精细化管理，如果都城还在大同盆地，此种管理模式的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以一个“美丽的谎言”开始的。

太和十七年（493）五月，孝文帝召集百官，宣称要御驾亲征，大举伐齐。他先让太常卿占卜吉凶，一卜得《革卦》，高兴地说：“《革卦》的彖辞言‘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没有此卦更吉利啊。”据《资治通鉴》记载：

群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

孝文帝想倾国都而出，以南征的名义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但大臣们也不是傻瓜，知道皇帝的小九九。那些在北方势力甚大的鲜卑贵族知道一旦南下，离开了草原，他们就如鱼儿离开了大海，将完全受制于皇帝。从这番皇帝与任城王拓跋澄的对话，可见当时北魏朝廷尚有部落首领联合议政的遗留（满清八旗早期亦如此）。当任城王反对皇帝率大军南下时，年轻的孝文帝说了句狠话：江山社稷是老子的，你凭什么管哟？哪知道拓跋澄毫不示弱，生生地顶了一句：臣是社稷之臣，看到危险有提醒陛下的责任。

没办法，孝文帝只好单独召见任城王，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对任城王说：

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

取得任城王等皇室重臣的支持后，孝文帝终于迈出了以南征为名迁都为实的第一步。大军到了洛阳，孝文帝和汉族尚书李冲演了一出双簧，让大臣认可迁都洛阳的既成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说书人的口气绘声绘色描写了这一幕：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竞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孝文帝故意在大雨中要率领大军从洛阳继续南下，眼看离北方故乡越来越远的群臣跪在马前阻挡，李冲以为皇帝安全着想的理由也劝皇帝勒马休兵。皇帝只好让一步，说：如今这么大规模的兴兵，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怎么做后人的榜样？朕世代居住在幽州、朔州一带的北方，想要南迁到中原；如果不南征，就迁都于此，各位王公大臣以为如何？同意迁都的站在左面，不愿意的站到右面。

这就是生意场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做法。如果你们想让我停止南征，那就得同意把洛阳定为首都。这时候，另一个重要的配角南安王拓跋桢出场了。他接过皇帝的话说：要建立大功勋的人不必征求大家的意见。如今陛下若能停止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的心愿，也是百姓之幸。

孝文帝和南安王拓跋桢这个传切配合堪称完美，一下子就堵住了反对迁都者的口。南安王这种善解君王之意的表现当然会得到犒赏。本来在此之前，拓跋桢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罪，被削除封爵，贬为庶人。关键时刻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马上受到重用，复封南安王，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

可以说，皇帝不喜欢你，就是“方肆贪欲，殖货私庭”的罪过；皇帝一旦再宠信你，那么就是“孝性谌越”，是“帝宗攸式”。好与丑，功与过的评价标准在皇帝那儿。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进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易服装，不许说鲜卑语，鲜卑贵族改汉姓，南安王拓跋桢也跟着皇帝改姓“元”了。墓碑中“元桢”这名字，南安王只用了不到两年的短暂时光，然后和志石一起埋进幽暗的墓室中，直到十几个世纪后才重见天日。孝文帝汉化改革还有重要的一项是王公大臣去世后，不许归葬平城，一律埋在中原，皇族的籍贯也一律改为洛阳。

我在《元桢墓志》前久久伫立，那志石上的汉字似乎活了起来，让我看到了1500年前洛河边的那一幕。从那以后，一个马上征伐多年建立了庞大帝国的草原民族，开始融于中原。生长在平城的元桢，死后的尸骨再也回不到塞北的故乡。洛阳，成了这位草原骄子的埋骨地，也成了他子孙的故乡。

 ▲元倪墓志

北魏正光四年（523）刻的《元倪墓志》可以佐证这种融合与演化。

《元倪墓志》的墓主是北魏宁远将军、敦煌镇将，他是道武帝的玄孙，卒于太和二十一年（497），比元桢卒年只晚一年。墓志说正光四年二月迁葬于景陵东山之阳，墓志是迁葬时镌刻的，字体的风格已与《元桢墓志》大不一样。

《元桢墓志》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犹带有塞北的粗励与质朴。27年后的《元倪墓志》，书法呈现秀逸潇洒，圆润典雅的风格，横画多有一个美丽的弧度，颇有南朝之风度。

融入中原的鲜卑族在明山秀水间，一点点变得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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