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长沙朱家的恩人 被曾国荃一封密折罢官回家
▲长沙天心阁下纪念太平军围长沙战死的萧朝贵塑像
湖外故人稀，万里遥情春草绿
荆南良吏在，廿年遗爱岘山青。
这是左宗棠写给一位故人的挽联。时在光绪三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公正于肃州大营指挥大军入疆剿灭阿古柏部。所挽的死者叫唐际盛，字荫云，长沙人，曾官至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致仕后回到故乡终老。
左公此联的上联感叹湖南老家的旧友渐次凋零，越来越少了，他此番在万里之外遥想故乡春草已绿，怀念着逝去的老朋友。下联则表彰死者的功业。
唐际盛长期在湖北做官，任鄂省按察使之前，做过多年的荆州知府，所以左公用“遗爱岘山”的典故。西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当时荆州的治所在襄阳），官声很好。去世后，百姓很怀念他，在襄阳城外的岘山上为他立庙、立碑。当地百姓拜祭羊祜时，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杜预因此将其称作堕泪碑。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写有《与诸子登岘山》诗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以左宗棠的威望，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哪怕挽联多有溢美，这唐际盛想必也是个不错的官员。唐际盛任荆州知府时，也确实颇有政绩。他在任上主修了荆州大堤防御长江洪水的最险段郝穴铁牛矶，这一工程至今还在使用。镇水铁牛镌刻如下文字：
维咸丰九年夏，荆州太守唐际盛修堤成，铸角端镇水于郝穴，而系以铭曰：“嶙嶙峋峋，与德贞纯，吐秘孕宝，守捍江滨，骇浪不作，怪族胥驯。翳！千秋万世兮，福我下民。”
可在另外一位湘军大佬曾国荃的笔下，这人却是个品行劣、能力差的官员，可以说是坏透了。
同治五年，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和同驻在武昌城的湖广总督官文搞得很僵。天不怕、地不怕的曾国荃上疏皇帝和太后，参劾官文，在大清官场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而在参官文之前，曾国荃于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上了一道《密陈臬司狡诈疏》。臬司是按察使的别称，曾老九这道折子就是专门向皇帝和太后告唐际盛的状，疏中如此说：
查有臬司唐际盛，狡诈性成，专以钻营接纳为事，由诸生洊得优保至湖北荆州府知府，前年由候补道奉特旨简擢臬司。该员不思力图报称，乃益肆诪张，夤缘当道，倾陷同官于省城之粮台、营务处、牙厘局等处，无不一力把持，多树私党。去年署任藩司，骄横之气更形辞色。
曾国荃例举唐际盛主要的罪状是为难驻扎在湖北的湘军成大吉营，在捻军进攻湖北的紧要时期，竟然拖欠军饷，酿成兵变。官场的同仁和当地绅士对唐际盛愤怒非常，而且他不听巡抚曾国荃的规劝，拒不改过。因此曾国荃要求朝廷，“严旨将臬司唐际盛立予罢斥，永不叙用。”
虽然一省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向皇帝负责的，但到了清末，布政使、按察使已成了巡抚事实上的下属，上司向皇帝如此参下属，而且曾九帅又是劳苦功高的一等威毅伯，这个折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唐际盛肯定难安于位，他和总督官文的关系很好，于是朝廷给了他一个面子，让唐际盛自己提出辞呈，告老还乡。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和唐际盛是长沙府的同乡，他们早就认识。为什么曾国荃如此恨唐际盛呢？非让他滚蛋不可。两人同事刚刚两个月（国荃是年三月才到任），就如此不能相容。原因是唐际盛先使阴招，彻底得罪了曾国荃。
知道曾国荃被任命为湖北巡抚，唐际盛马上展开了阻挠、抵制活动。他深知督、抚同城一定会有权力冲突。官文任湖广总督十数年，把持两湖军政大权，胡林翼之后，湖北巡抚都为官文所不容，接连进行高层活动将其调走。唐际盛在湖北亦为官十数年，从知府成长为湖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兼代理常务副省长，一直逢迎着官文，他是官文在湖广所倚仗的心腹。他出了个馊主意，替官文草拟一个奏折，恳请皇帝和太后让曾国荃专司“帮办军务”，而不用管理民政，将巡抚的印信不授予曾国荃。
这个主意甚荒唐，有悖于朝廷体制。无论哪个时代，政治是要讲名实相副的，既然任命一个人做巡抚，就必须给巡抚的印信和权力，否则朝廷的规矩何在？“湖北巡抚”的全称是“巡抚湖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有统管全省的军事、民政、粮饷的大权。此前唐际盛怂恿官文先下手为强，上奏朝廷明确曾国荃来湖北是“帮办军务”，削弱了其作为军事首长的权力，已经让曾国荃大怒。官文也觉得不给一个巡抚的印信实在太过分，这话向太后和皇帝没法说出口，于是未能采纳。这唐际盛还不死心，把这道草拟的折子寄回长沙，散布舆论，给曾国荃以压力，让湖南士绅都知道曾老九在湖北官场不受欢迎。
官场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何况湖北官场多湘军系的官吏，唐际盛这些小动作怎么可能瞒过曾国荃？性格刚直、行事泼辣的曾九帅哪受得了这窝囊气。心想老子还没到湖北，你就开始搞鬼，看我不收拾你！
那么唐际盛为什么这样害怕曾国荃来湖北做巡抚呢？一则是曾国荃功劳大，很强势。以前唐际盛作为盘踞湖北官场多年的“准地头蛇”，只须抱紧官文这棵大树即可，可以侵夺巡抚的权力。他知道一旦自己在曾国荃手下做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就不可能大权独揽了；二则他在长沙做绅士时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最好的朋友黄冕有较深的过节，担心曾国荃故意给自己穿小鞋。
说起来，这武昌城内的高层矛盾，肇始于长沙城。
黄冕（1795～1870），字服周，号南坡，长沙人。他比曾国藩还大16岁，算是曾氏兄弟的前辈了。这人出仕早，能力强，可仕途坎坷，每在一个职位上，总会受到许多非议，被言官弹劾。鸦片战争期间，他任镇江知府，因两江总督裕谦死难而被浙江巡抚参劾为救援不力，谪戍伊犁，在伊利他成为林则徐的好友。后赦免复官，做过一阵子小官后回到老家长沙做乡绅。
曾国藩办理团练，黄冕出力甚大。湘军出省作战，他和郭崑焘办东征局为湘军筹集粮饷，采办和制造武器，他创制了厘税制度，“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对曾国荃而言，黄冕更是有殊恩的。咸丰六年石达开经略江西，曾国藩作战不利，江西城池大半由太平军占领。黄冕当时被委任为吉安府知府，他建议曾国荃募军3000人，号“吉字营”，去解吉安之围，当然更是为了支援焦头烂额的长兄曾国藩。由此，乡下一位区区贡生曾国荃一飞冲天。说黄冕是曾国荃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毫不为过。
唐际盛和黄冕家族都是长沙城里的富豪。在唐际盛还未出仕前，他应该是很会待人处事的。朱镕基的伯曾祖父朱昌琳、曾祖父朱昌藩家族的第一桶金，就是拜唐际盛所赐。
吾友任波，熟知近世长沙的掌故。据他考证，1925年长沙《大公报》讲述了朱家的发迹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朱昌琳正在唐际盛家做私塾先生。
唐家，广有田地，是年新谷生芽，佃户以芽谷送租，价极廉，只卖500钱一石，无人承受。有人劝住囤之。
芽谷，是因为潮湿发芽的稻谷。当时朱昌琳的父亲朱玉堂在潮宗街开了一个小碓房，朱昌琳找父亲商量，父亲说没本钱吃下这些芽谷。朱昌琳以此番话转告唐际盛，唐际盛说，只要先生承受，明年这些稻谷卖出后，你再还钱。
于是，朱昌琳以500文一石的价格将唐家数千石芽谷全部吃进。第二年即1849年，湖南发大洪水，湘资沅澧流域暴雨成灾，灾民流离失所，谷价飞涨。朱家囤积的芽谷卖到一石2700文，大发其财。朱昌琳人还比较厚道，找到东家要求以前一年议定的收购价两倍付钱给唐际盛，唐际盛不肯要，仍然按原来两人约定的价格收钱。看到朱昌琳善于理财，唐际盛聘请了朱昌琳和其弟朱昌藩给自家做会计。不久后，朱昌藩被聘为南昌知府邓仁堃（宝庆府武冈人，清末诗人邓辅纶、邓绎之父）的幕僚，亦司会计之职。湘军崛起后，朱家和湘军高层关系很紧密，凭借着这种政商资源，朱家到光绪年间已成为湖南首富。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挥师北上，围攻长沙城。长沙绅士协助骆秉章等官员守城，唐际盛捐助有功。击退太平军后，湖南开始操办团练，进而有兴水师之议。据王闿运《湘军志》记载：
长沙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始捐赀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
可见在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中，唐际盛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因而才得以保举做官。大概是因为同为湘军办事，他和黄冕产生了过节，而曾氏兄弟出于情感站在黄冕一边。也是这段因缘，唐际盛和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多有交往。其死后，左宗棠才送了那么一副情深意切的挽联。
唐际盛作为官文的亲信，暗中捣鬼，给曾国荃使绊子，是维护自己根本利益使然。后世人看来，这种做法是逞小智而昧于大局。当时曾国藩、曾国荃位隆勋高，而且剿捻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太后和皇帝会给曾氏兄弟的面子。唐际盛想靠耍那样的手腕，来阻止曾国荃做湖北巡抚，实在自不量力，且结怨于曾氏兄弟。他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忘却和黄冕的那些过节，以官文的亲信、曾国荃的同乡的身份弥缝督、抚矛盾，而不是火上浇油。他最后成为两强相争的牺牲品，且落下个帮助满族高官整湖南高官的“湘奸”嫌疑，也是自找的。当然，当局者迷是常事，人往往为了利益而迭出昏招，即便精明如唐际盛。
同治五年被曾国荃参劾后，直到光绪三年去世，唐际盛在长沙度过了十一载暮年时光。
郭嵩焘在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日记中载：
接唐荫云......各信。又接曾沅甫信，并寄示苍鹰行一诗，为左季高倾我而发也。
此时距离曾国荃（沅甫）劾唐际盛已两个月，这事估计官场已遍知，唐在等候朝廷处理，不过心里应该明白凶多吉少。他俩给共同的朋友郭嵩焘写信，想必都会以自己的角度来叙述两人的冲突。而此时郭嵩焘因为被老朋友左宗棠所劾，被罢免了署理广东巡抚，回到了长沙。曾国荃写诗安慰郭嵩焘，而郭嵩焘的心情大约和唐际盛差不多。唉，湘军系内部的矛盾，是扯不断，理还乱。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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