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中洋毒的大臣，朝廷怎么可能给他谥号？
中国明清两代，高官死后，最大的哀荣是皇帝赐予谥号。赐何种谥号，非常有讲究。
谥号，是以一个字或两个字（明清对大臣多是两字）对某人一生做出评价，这是皇帝的恩典，要带进棺材，要留给子孙，是千秋万代荣耀所系，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就如今天高级官员逝世，讣告上是否称“某某主义战士”“某某某某某某家”，前面是否有“伟大的”“杰出的”作定语，那是亲属最为看重的。历史上一些大臣被冤杀了，多年后平反昭雪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追谥，如明代的于谦先追谥为“肃愍”，万历年间改为“忠肃”，“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意指其悲惨遭遇，正能量不如“忠肃”。反之，一位大臣刚去世备极哀荣，予一个很高的谥号，但过了些日子被皇帝清算，重要的惩罚就是“夺谥”，如张居正谥“文忠”，后被万历帝褫夺。直到崇祯帝在位，明白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太难得，又恢复了他的谥号。康老后来被中央撤销其追悼词，庶几近乎“夺谥”。
曾国荃去世后，他长兄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俞樾所送的挽联下联是：“钟灵秀三湘七泽，予谥法者五，建专祠者四，晋赠太傅者二，数列代凌烟盛迹，玉璜金版，足冠千秋。”曲园先生特意点出曾氏一门兄弟父子五人死后获得了谥号，其中曾国藩谥文正，曾国荃谥忠襄，曾国华谥愍烈，曾贞干谥靖毅，曾纪泽谥惠敏。
光绪十七年（1891），湘军系大佬、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长沙逝世，清廷没有赐予他谥号，许多人为之不平，而清廷不予谥的根本原因，恐怕是他在清朝官场的形象已经被定格了：已中洋毒，且不知悔过。
考察清代予谥大臣，大约有三条标准，我以为郭嵩焘都够得上。
第一条是级别。予谥的官职起点一般在朝廷为侍郎及以上，在地方为巡抚以上。这个标准也不是铁定的，更高级别的官员如果因为受过处分也可能不予谥，如当过云贵总督的刘岳昭因“马嘉理事件”被革职，死后没有得到谥号。而有战功的官员这一标准就会放宽。郭嵩焘做过署理广东巡抚、兵部侍郎，职位的标准是够的。
第二条是政绩，尤重战功。在岗位和战场上殉职的，职位低于巡抚的予谥的很多，如罗泽南、王錱、曾国华、曾贞干，不过是道员甚至知府的职衔，但他们是在战场上或战死，或病死。给这样官员的谥号是为了表彰忠节。郭嵩焘也是有战功的，虽然不是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那样指挥千军万马与敌军作战，但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僧格林沁亲王帮办军务，后来长期为湘军筹集粮饷。他举荐过左宗棠，劝说曾国藩墨絰从军，关键时刻做李鸿章的工作，告诉他只有跟着老师曾国藩才有前途。晚年历风波万里出使英、法，风险一点不亚于上战场。
第三个加分项是科第出身。清代中后期不入翰林者很难谥“文”，当然也有例外，左宗棠以举人出身谥“文襄”，那是因为他功劳太大了。如果说中进士是一个门槛，那么入翰林是更高的门槛，而入值南书房（做皇帝的文字秘书）的门槛还要高，这三个门槛郭嵩焘都跨过了。他在咸丰六年以翰林编修身份充南书房行走，深得咸丰帝器重。
光绪元年，在长沙闲居近十年的郭嵩焘奉旨进京，朝廷想起用他。陛见太后和小皇帝之前，据其日记载：“内侍传恭邸（即恭亲王）命，至军机处坐。佩蘅（军机大臣宝鋆）相国让座，予谢不敢。恭邸言：南书房旧人，何谦为！”可见那个时代入值南书房是多么耀眼的资本。
郭嵩焘的会试同年、好友李鸿章为此专门上疏皇帝，恳请朝廷将郭嵩焘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赐予谥号，他重点指出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功绩：
光绪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使之初，人皆视为畏途，朝命特以充选。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英国于南洋开辟新嘉坡一岛，闽、广人流寓贸易工作者，不啻十万，悉受制于英官。该侍郎据约力争于英外部，乃设中国领事官，英埠设华官自此始。自是华人得官保护，遇事不至见陵。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去任后犹称颂弗衰。
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任公使期间向中国介绍西方，保护了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华人利益，赢得了外国政界的尊重。这哪一条都是硬邦邦的功绩，当时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之首，位高权重。这么的大臣，清廷亦不给面子，皇帝下旨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在出使英法时，他的副使刘鸿锡向朝廷打小报告，列举他的几大罪状：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此类外交场合的常识，在清朝众多官员的眼里，竟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郭嵩焘若不向公众宣扬出洋的事，也就只被调回中国，不会有太大的风波。可他将出使外国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使西纪程》，抄录一份寄给总理衙门（这是当时对出洋大臣的规定），尔后在同文馆刻印出版，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
郭嵩焘若只夸赞洋人的器物比天朝上国先进，士林还能接受，毕竟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已经见识了西方人的枪炮和军舰。可士大夫们心中还有一份软实力方面的自信，我华夏虽然器物不如泰西，但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文教制度优于洋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连这一点都否定了。他夸赞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说西方也有悠久的文明，“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并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加以肯定。“都城有公会所（议会），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上院），一曰乡绅房（下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议员）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让中国许多士大夫的心脏哪受得了？从军机大臣以下，士大夫群起攻之，李鸿藻对此书非常不满，湖南大学者、和郭嵩焘多有诗词唱和的大学者王闿运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翰林编修何金寿上了一份奏折，参劾郭嵩焘崇洋媚外，“丧心失体，已堪骇异”，“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郭嵩焘被斥之为“勾通洋人”，近乎被西方思想洗脑的汉奸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廷只能下诏将《使西纪程》列为禁书，毁版而不许印刷。
如果郭嵩焘在甲申易枢之前死去，军机处由通晓洋务的恭亲王主持，朝廷还可能给他一个谥号。而甲申易枢后，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枢，军机处由一帮子保守而颟顸的人把持，怎么可能给郭嵩焘的谥号？从这件小事亦可看出，四年后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九年后而有庚子事变，二十年后清廷覆亡，也是毫不意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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