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知权善变和左孝同的不识时务
吾友李礼以大著《求变者》见赠。该书叙写了清末到民初十位士大夫在内政腐败、外侮频加、民生艰难的时局中，追求由变而日新之道。作者游其地，读其书，析其人，考其思想流变，解其所处历史大势。为我近来所读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清光绪甲午恩科（1894）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是书中十人之一。在清末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求变”之路中，张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状元实业家”已成为其历史脸谱，其在南通兴办实业、教育、试行市民自治所取得成就亦为今人所肯定，张謇至今仍是南通这座滨海城市的荣光。
在清末那个大时代里，求变的人不知凡几，譬如行旅，前路堵塞而求改弦易辙，是人之本能。关键是知“求变”之必须，而需有“善变”之才能。张謇可谓当得起“善变”。
张謇少年神童、青年名士、中年状元，加上曾入吴长庆幕，随其驻守朝鲜多年，其才华，其见识自是非凡。只是我总认为张謇为人是太聪明，太知权善变了，在重大的历史时刻，他总能尽快地占据道义优势，掌握话语权，并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
以张謇亲身经历两大历史事件为例，一为甲午中日之战，二为武昌起义而致清帝逊位，民国诞生。张謇的所作所为体现其“善变”之特点。
甲午恩科，张謇因为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的多方运作，才得以大魁于天下。翁师傅善于利用权势而市恩，来延揽天下名士为自己的门生，从而增强在官场的实力。张謇这位同乡名士，早就入了求才若渴的翁师傅彀中。为了张謇得状元，翁同龢可谓操碎了心。甲午殿试排名第一的读卷大臣亦是状元出身的张之万，本来张之万心目中的状元人选是湖南茶陵籍的尹铭绶。尹是做过两广总督的谭钟麟孙女婿，谭延闿是其妻子的叔叔。
翁同龢极力游说张之万同意自己的状元人选，还做通了收卷官翰林院修撰黄思永的工作。翁师傅权倾朝野，黄思永当然要给面子。收卷时，黄看到张謇试卷中有一字空白，有科考经验的人知道，这是挖了一个错字，却忘了填补正确的字。《世载堂杂忆》记录：“黄即取怀中笔墨，为之补书。”黄思永又看到一处错，张謇将单独一个“恩”字抬格，上面缺了一个“圣”字——清代行文，逢“圣”“皇帝”必须抬格表示尊重。黄思永又给张謇补了个“圣”字。
有翁同龢的力挺，加上收卷官的擦屁股，张謇四十一岁那年中了状元，尹铭绶屈居榜眼。茶陵谭家大概没有状元命。光绪甲辰科（1904）中国最后一次会试中，谭延闿得了第一名（即会元），殿试只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据说他进三鼎甲本来没问题，慈禧太后最后圈前三名时，看到谭延闿是湖南籍的，又姓谭，便心生恶感（因为和谭嗣同同姓同省），他就被赶出了一甲。
张謇当然对翁同龢的恩惠没齿难忘。那一年，正碰上因为朝鲜问题中日纷争。因为他在朝鲜历练多年，翁师傅极为看重他的意见，他事实上成为翁同龢在中日问题上重要的决策参谋。
翁同龢的另一位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载：
日本闻叶提督（注：叶志超）率兵入其国（注：即朝鲜），大惊，以为轻背前约，是必将夷为郡县也，因议大出师，与中国争。（注：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嗣后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甲午之战前，清廷应朝鲜王室之邀出兵平东学党起义，日本以此为借口而已。其实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清廷不正式照会该国而擅自出兵，落下背约之口实。）事为合肥（注：即李鸿章）所闻，亟奏请撤戍。而是时张季直（张謇字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即翁同龢），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
翁同龢在当户部尚书时，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翁利用自己对亲政未久、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巨大的影响力，促成了浪战，其中张謇又以自己对翁同龢的影响力，坚定了翁主战的决心。
战败后，李鸿章成了最大的背锅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天下许多不明白内情的士林清流之辈，皆曰李鸿章该杀。而张謇马上脸变过来，上疏弹劾李鸿章，把甲午战败的所有责任归咎于李鸿章。张謇毕竟是状元，文章做得好，用笔如刀。他在奏疏开头就说：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人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在这封奏疏中，张謇不再像战前的众多国人那样从道德层面褒主战为有血气是爱国忠君，贬主和为畏葸避战，丧我中华志气。而是认为主战与主和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李鸿章误国甚深，开战则打不赢别人，和谈则没有资本。其中几段话堪称诛心之论：
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李鸿章兼任军务、洋务三十余年，岂不知之？
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此又徇纵欺罔，骄蹇黠猾，兼而有之，见于事外而坏及事中矣。.........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
甲午之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言之是清朝政治腐败，内斗严重，无论从战备、军事组织及执行力远不如日本，战败是毫不意外的结局。李鸿章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但他身处其间，只能做“裱糊匠”弥缝多年，消极避战是不得已的事。别人责备李鸿章，犹不失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唯独张謇上奏劾李鸿章，是难以让人服气的。李鸿章有责任，难道张謇和他的恩师翁同龢就没有责任？开战前，张謇和座师义正辞严主战，如果打赢了，他们主战者得首功；而战败了，他们这些主战者没有责任，责任还是兴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因为你李鸿章不积极备战，所以连与日本和谈亦没有筹码。“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这道理是不错的，可由张謇用来指责李鸿章，真的理直气壮？他对战前怂恿翁同龢主战，没有一点内疚之心？
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了一段比较公允的话：
予以为中日甲午一战，原因甚多，从世界大势及中日国情论之，不勃发于甲年，亦必忽作于乙岁。唯就甲午年各方面情势论之，我国政局中朋党角抵，首促成之者，自为翁、李之隙。唯文恭（翁同龢）之极力窘文忠（李鸿章）以快意，则那拉氏族亦不得逞其灭洋之志也。若就本事件言，则不止翁须负责任，李亦须负责任。
▲清江苏巡抚衙门旧址
甲午战争后，张謇游走于官商两途。他一方面在家乡大办实业，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立宪活动。以状元的名望和超群的活动能力，他成为了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在清廷“预备立宪”期间，张謇任江苏省谘议局议长，这一身份使他被当然地视为江苏的民意领袖。但“皇族内阁”组成使他难免对朝廷有厌憎之心。
武昌起义时，张謇恰巧刚刚坐船离开武汉，在长江上犹能望见武昌城漫天的火光。当他得知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时，最初的态度并不是倒向革命，支持共和。他反而进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率大军溯江西上，驰援武汉三镇的清军，而被颟顸的铁良、张人骏拒绝。他当时的想法还是要保住大清，只是希望借革命党兵变的压力，让清廷立刻行宪，那么作为在重要省份的议长，其话事权自然非同以往。南京碰壁后，他来到苏州，和一向倚重他的江苏巡抚程得全会合，并以程的名义上疏朝廷，奏请解散皇族内阁，向天下宣布立宪。
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局势变化之快，不给清廷以立宪之名来拖延时间。张謇很快看到了他原先希望立宪的想法已经行不通，特别是上海光复，让他彻底明白大势已去，得另外找路了。这条路便是与清廷决裂，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一起搭上革命的便车。——否则是过了这村没那店。
危难之际，对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清廷自然也要借重。袁世凯奉命出山组阁后，清廷下谕旨委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接着任为农工商大臣，希望他能替清廷支撑东南残局。可此时已决心抛弃清廷的张謇怎么可能做这个官？他回电辞去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的职务。
在张謇的策划和襄助下，1911年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就任江苏省都督，成为由清朝督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军政府首长第一人。为了显示革命不能没有破坏，程德全派人拿竹竿捅掉巡抚衙门屋檐上的三片瓦。
程德全出身寒微，后在东北依附黑龙江将军寿山而发迹，1910年才调任江苏巡抚。他在江苏没什么根基，必须倚重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地方民意领袖。没有张謇的大力支持，他是没底气“咸与革命” 的。
武昌起义后，清廷在各地的督抚大员大概是几种态度：一种是抵抗不住革命军便逃走，如湖南巡抚俞诚格、两江总督张人骏；一种是慨然赴死，为清廷殉节，如山西巡抚陆钟琦；一种是看到回天无力，和革命党人搭成协议，交出政权，如四川总督赵尔丰（后被清算保路运动的血债被尹昌衡诛杀）、云贵总督李经羲（由蔡锷等人礼送出境）。而作为受清廷恩惠深重的地方督抚而反正，宣布独立，是由程德全开的头，谋主则是张謇。
程德全决心宣布江苏独立前，不能不考虑同僚的意见。要做成这件大事，他要取得两股势力的支持，至少是不阻挠。一是地方士绅，张謇是这股势力的代表；另外一股势力是湘军系。自湘军攻陷天京后，两江基本上是湘军系的势力范围，两江总督长期由湘籍人士担任，藩、臬大员和各州县长官也多湘人，辛亥革命时湘军系仍然是两江地面上不可小觑的势力。当时江苏提法使（即以前的按察使改设，主管一省治安和司法）兼署布政使是左孝同，他是清末大臣左宗棠的第四子，在江苏巡抚衙门里，他的权位仅次于程德全，相当于二把手。
程德全召集在苏州的旧官员，商量与清廷决裂，宣布独立，遭到了左孝同的强烈反对。左孝同认为各位官员受朝廷赏识才得此高位，应当感恩戴德，不应辜负朝廷之盛意，要为朝廷尽忠到死，即便与敌军势力悬殊，也应穿着朝服，在官衙的大堂里骂贼而死。巡警道吴肇邦附和左孝同的意见。督练公所提调、革命党人章驾时见此情形，掏出手枪，指向左左孝同说:“今日之会是商讨国家大事，应重大义而弃私恩。”
章驾时是湖南湘乡人，我怀疑早就被程德全做通了工作，由湘籍人士来威慑湘籍人士。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左孝同无法阻止江苏反正，他和苏州知府何刚德等不赞成起义的官员，被允许离开苏州，去了上海。自此，左孝同寓居沪上，以诗文、书法自娱，直至1924年病逝。
张謇早年他和袁世凯一起赴朝鲜在吴长庆麾下效力，张謇当过袁世凯文化上的老师。后来两人闹掰了，张謇公然宣布与袁世凯绝交。等到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张謇不计前嫌，又和这位当年的学生和好。在民国的分娩过程中，张謇看清楚当时最有实力主持大局的是与他有几十年恩怨的袁世凯，于是他很快倒向袁世凯，张謇在南方为袁世凯四处奔走。袁氏人马于清廷、革命党两头忽悠，达成了协议，清朝皇帝宣布逊位，将江山社稷交由民国承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清室覆亡，民国建立，张謇是有大功之人。
今日看这段历史，不得不承认张謇的作为是顺应大势的识时务之举，客观上减少江山鼎革带来的流血，有利于百姓。在当时，以传统道德观来评判，许多人对他就不无非议，而左孝同的不识时务得到尊重。
浙江海盐籍的朱彭寿比张謇晚一年中进士，做过清廷陆军部左丞，晚年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历代状元以死殉国者，宋得三人：何栗、文天祥、陈文龙。元得三人：李黼、泰不华、李齐。明得五人：黄观、刘鼐、余煌、刘理顺、刘文升。本朝一人：崇绮。浩气英名，允为龙头增色。乃近有某状元者，当国家多难之秋，命为本省宣慰使，其辞电中竟以“何德可宣、何情可慰”等语，反唇相稽。若此伧者，真名教之罪人，词林之败类矣。
“某状元”说的是张謇，这番责备讥讽是相当的严苛。大概在遗老看来，大清朝的状元，可以不为朝廷殉节，但至少在埋葬帝国的过程中，不应该帮着挖坑填土。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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