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宁波民变：打不赢洋人，还搞不定你们这些百姓？
▲今日盛垫桥
吴思先生的著作《血酬定律》中有一篇文章《出售英雄》，讲述了清咸丰年间浙江宁波府发生的一次因抗粮而爆发的民变。事后两位带头的英雄张潮青、俞能贵被出卖，英勇就义。
此段叙述主要是根据段光清所著的《镜湖自撰年谱》。段光清，字俊明，号镜湖，安徽宿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十六岁的他被大挑为知县，分发浙江。大挑，即在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中间挑选一些年富力强者做官，一等的当知县，二等的做教谕。段光清自述他这次被大挑前，道光帝训示主持大挑的胞弟惠亲王曰：“年太轻恐不晓事，年太老恐不任事，先取强壮，后取人品。”段光清正符合此标准，举人的才学未必比进士差，只是考试运气差一些。多年的历练和会试挫折，亦使中年举人更了解社会。在尚未衰老时有个机会出来做官，他们尤其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往往比年轻的进士做知县更通晓人情世故，办事也更有章法，更切合实际。左宗棠就是举人中年出仕的优秀代表。
段光清是一位能吏，在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海盐、江山县知县，处处政声不错。咸丰二年，在江山县知县任上时间没多久的段光清接到调令，调任鄞县知县。
鄞县（今鄞州区）为宁波府首县即附廓县，县衙门与府衙门同城。宁波自古为富庶之地，鄞县又是首县，平常年份这是个烧高香才能得到的肥差。可这一次段光清接到了一个烫手山芋，江山的父老乡亲纷纷劝他别去。原来鄞县四乡的乡亲因为抗粮，上万百姓冲入宁波城，烧毁了府、县衙门。段光清被调往鄞县当“救火队长”。
段光清在年谱中自述宁波民变的肇始、经过和处理，难免会拔高自己贬抑同僚。但从其所述的种种细节，以及事后他被晋升的结果来看，他的记录大体上是可信的。
宁波民变有两个导火索。一是官府的特许盐商侵夺沿海百姓的盐引自留地。二是纳田税绅士和百姓的“红白封”之别。
先说第一件事。历代王朝，盐税是国家主要的税源，盐业由官府垄断，严格划分产地、销售地，指定商家专营，没有特许的人卖盐就是走私，历代对私盐经营者惩治甚严。但是在鄞县靠海的地方，清代统治者采取法外开恩的特殊政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让沿海的百姓也像内地百姓一样从官商那里购买高价的“官盐”，未免太不近人情。于是特许东乡滨海的人背驮肩挑少量私盐，换取粮食（称为“肩贩”）。当然，这些合法的“私盐”销售范围被严格限定，销售量亦是小规模的。但既然开了个小口，难免这些合法的“私盐”流向界外，因为不用交税，价格比官盐低得多。盐商当然不干了，他们活动官府，到了道光朝，官府要求原来可以合法买卖“私盐”的鄞县东乡一带，全部改为只能买卖官盐，“私盐”的自留地一刀切被取消了。此举不但加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负担，也断了许多人的生路，激起了民愤。东乡肩贩的领头人名张潮青，有胆略，威望高，带领肩贩和当地官府对抗。
咸丰元年底，浙江巡抚常大淳（湖南衡阳人，后在湖北巡抚任上，因太平军攻陷武昌自杀殉国）来宁波招抚海盗，巡视治安。这事本来和肩贩的抗争没关系。中国旧时的官员很善于借势，当时鄞县知县冯翊三十多岁，进士出身，可谓年轻气盛，志得意满，常大淳又是他的座师。有了这个靠山，他胆大气足，便借巡抚来宁波指导“打黑除恶”工作的东风，把刺头张潮青给抓进县衙。东乡人燃着香，跪在县衙前为张潮青求情，冯知县根本不搭理。东乡的百姓一看软的不行，干脆聚众冲进县衙门把张潮青抢了出来。当时巡抚还在宁波城，他连忙调兵弹压，可绿营兵根本不听他调遣，无兵前来。段光清评论此事曰：
“不知夷扰以来，民不畏官，乡民因软求无效，改为硬干，聚众进城将张潮青抢出。”
“夷扰”指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场重要的仗在宁波府辖地打的，清军一败涂地；《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又是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领事、商人、传教士进了宁波，在清朝官员面前耀武扬威。这一切，当地百姓看在眼里，觉得威风八面的老爷不过如此，自然生出轻视鄙夷之心，也就“民不畏官”了。
张潮青在官府拘押期间竟然被乡亲们公然抢出来，当地百姓更是把官府看作纸老虎，于是有胆量“闹粮”。
第二件事即“闹粮”的缘由是宁波官府征收田税采取“红白封”的土政策。清廷征收税赋均以白银来计价，民间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钱，百姓缴纳税赋需由铜钱折算白银。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一两银子的官价是2200文铜钱，但市场价却涨到了3200文兑一两。官员们收田税时，按市场价进行征收，照官价上缴国库，每两银子赚取1000文的差价，进入小金库。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合规的，缙绅大户人家晓得这其中的奥妙，又有渠道向上反映。于是官员们采取了“红白封”区别征收的制度来不得罪大户，官府规定达到一定纳税额度以上的缙绅富户们单独进行缴纳，按官价折算银两，用红色纸封钱投柜；普通农户则集中进行缴纳，按市价折银，用白色纸封钱投柜。这就等于同等条件下，小老百姓的税负比大户人家重三分之一。
鄞县南乡的监生周祥千，好打不平。他给一位在山东当知县的亲戚短期做过幕僚，了解到当地征收田税一视同仁，并不分“红白封”。他把当地官府的不公平做法告诉广大百姓，百姓愤怒了，撺掇其出头“闹粮”，要求平均税负。“闹粮”的风潮席卷了整个宁波府，奉化县乡民抗粮，吓得知县跑到府城。首县鄞县的乡民更进一步，他们冲进宁波城要求均平田税，又被冯知县拒绝，闹粮的群众便把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一把火烧了。
“闹盐”和“闹粮”两股风潮合流，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三人成为领袖，另一位监生李芝英是他们的军师。
府、县衙门被烧毁，这么大的事，官府当然不能容忍，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临危受命的段光清应当说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官民对抗到这个程度，只能降温，不能火上浇油。他只带一书吏一差役下乡劝谕，问老百姓说“你等果然要一县都反么？”闯了大祸的百姓对着一县长官，也都回答说只是想平粮税，并不想造反。于是段知县让各户签字承诺纳粮税，并声明未曾进城参加烧毁衙门行动。段光清冀此来逐步孤立领头人周祥千。
此时浙江省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与治安，雅称臬台）孙毓溎和盐运使带领副将、参将在内的一千来名将士赶到宁波镇压。孙毓溎是山东济宁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孙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他本人是殿试状元。其堂弟孙毓汶殿试一甲二名（榜眼），后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由翰林院修撰外放地方官的孙毓溎急于立功，大兵在手，主张用兵围剿刁民。跟着他出征的一干委员和将校更是如此，来到富饶的宁波“剿贼”，是发财的好机会，哪能不动干戈呢？
省城来的长官主剿，主抚的知县无法阻挡。一日几十名官兵来到南乡抓周祥千，周祥千事先得知消息逃走了。扑空的官兵转而跑到东乡石冲衕的山中（是否是今日鄞州区五乡镇石山弄村，望当地网友告知）抓张潮青、俞能贵等人，张、俞亦逃走了，官兵不愿意空手而归，便将当地乡民抢掠一空，放火烧了十几栋房子，胡乱抓了十三名村民，当作“乱民”回衙门充数，并将这些村民严刑拷打。
看到官兵如此强横蛮干，深知大祸临头的东乡百姓便组织起来，积极备战。而城内的臬、运二司和带兵官自恃有上千名将士，还害怕一群老百姓？估计他们心想：打不赢洋人，还搞不定你们这些百姓？
三月二十六日黎明，湖州副将张蕙带领一千来名官兵由宁波城东门码头出发，闹哄哄的一团，一部分走陆路，一部分坐船走水路，而摇船的都是东乡的船夫。他们以为此次出兵捉拿一干乡民，不用费什么力气，简直就是出城郊游，顺便发一笔财。臬司、运司等人坐镇城中等待捷报。一直反对用兵的段光清也留在衙门料理公事，任凭这些省城来的大员胡折腾。
哪知背水一战的东乡乡民在张潮青、俞能贵组织下早就做好了周密的迎战准备。他们在官兵必须经过的邱隘镇盛垫村设伏，架设好从洋人那来采购的大炮，全副武装的乡民埋伏在羊庙（祭祀的是唐末明州刺史羊僎）。那天正好大雾弥漫，更利于乡民隐蔽。运兵船前队一过盛垫桥，就放炮为号，乡民一拥而出砍杀。官军猝不及防，被炮打死者不计其数。前头的船一见炮响，东乡籍的船夫把船摇回，故意在桥洞里将船打横，任由埋伏在桥上的乡民砍杀、炮击，一些兵士跌落在水中溺亡。
这些绿营兵没什么战斗力，又碰上熟悉地形、同仇敌忾的乡民，几乎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一仗官兵死了两百来人，乡民只死了五人。俞能贵一人就手刃十多名官兵。死者包括统兵官、从二品的副将张蕙、通判袁廷举、候补知县蔡琪、秀水县丞李祺、仁和知县德成。这德成做过鄞县知县，贪得无厌，有“德不饱”之诨号。他躲进了麦田中，被乡民发现，拖出后乱棍打死。参将薛允诚被活捉。盛垫桥下浮尸拥塞，河水被血污染红。
城中闻知败讯的官员大惊失色。段光清这时候显出一县长官的担当，他带领十三名事先被抓获的乡民，在两个仆人陪同下，临时雇用当地两名轿夫，跑到羊庙中与起事的乡民谈判，希望换回薛参将。这次谈判也是险象环生，俞能贵差点对段知县动手了，被李芝英阻挡。李芝英深知杀了这么多官兵，官府不可能就此罢休，再杀一个手无寸铁前来谈判的本县知县，那更不可收拾，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搞笑的是，按察使、盐运使看到局面弄成这样糟糕，对段光清说，我们如果还呆在宁波，这事更麻烦。于是带领剩余的官兵灰溜溜撤到绍兴城，把烂摊子留给宁波知府毕承昭和鄞县知县段光清。
最后段光清是如何平息这场风波呢？他以抚为主，采取分化离间、各个击破之策。
首先他着手解决平均田税的事。他将“红白封”的差别取消，无论大户还是普通百姓，一律按2600文一两银子折算的标准征收赋税。缙绅的税负有所增加，但看到此事闹得这么大，当地缙绅也都应允了，而普通百姓的税负减轻，大伙自然拥护。
“闹粮”的百姓做鸟兽散，领头人周祥千被孤立了。走投无路的他，只身来到县衙门投案自首。精明的段光清不愿意把这个祸源羁押在自己衙门里，他知道只要周祥千还在鄞县，难免有变数。于是盛赞周祥千不愧是条真汉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乡亲。然后对他说，上次省按察使带兵前来，主要目标是抓你，你是省城长官要缉拿的人，应该向他们投案。我派县丞，护送你到绍兴按察使那里投案。周祥千答应了，而他私下给按察使修书一封，让他们厚待周祥千，先不要处罚，以免打草惊蛇，引起鄞县百姓反弹。等另两个头目张潮青、俞能贵归案再说。
要抓张、俞二人，段光清先从两人的谋主李芝英入手。他通过李芝英的亲戚、一位医生陆某约见李芝英。两人在天童村河下的船中秘密会见，段光清承诺不追究李芝英，要求他合作。李芝英同意，提出一个条件，先划定盐界，不许官商侵夺肩贩的盐引地。段光清答应了，回城后即刻禀明毕知府，备下百根石柱，上镌“肩贩地界”字样，出示晓谕。数日后，界桩安插到位，东乡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聚在石山衕抗拒官府的乡民一下子走了差不多了。李芝英借病重卧床，也疏离了张朝清、俞能贵。俞能贵一次去看望李芝英，李流着泪说：盐界既定，乡人各自安居，谁还和我们一起抵抗官兵呢？我也要像周祥千那样投案了。
最后段光清对张、俞二人使出釜底抽薪之计，在鄞县四乡张贴告示，晓谕乡亲，只捉拿张、俞二头目，其余随从人士一律不问。如果谁捉拿二人归案，每人赏洋银八百。
咸丰三年的某夜，乡民们把潜逃回村的张潮青擒拿捆绑，送到县衙领赏。在鄞县无法安身的俞能贵逃到奉化一座破庵堂里，被官府捉拿。二人押解至省，和早先投案的周祥千一起被杀。三人的头颅送回宁波城悬挂示众。当地百姓对三位领头人心怀内疚，请求官府不要将三人头颅悬示了。官府同意所请，指使地保把这三颗头颅一并埋了。
这三位带头反抗官府压迫的英雄最终被乡亲们背叛了，也是必然之结局。今日分析此事，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官兵二百人被杀，不可能不追究领头人。地方官府最后能从现实出发，尊重民情，在粮税和盐引方面做出让步，已经相当不容易。这当然也是被逼的，在太平军已进湖南、陷武昌、沿江东下的局势下，宁波这样夷夏杂处的口岸城市不能再乱了。段光清经过此事，在官场博得了“浙江第一能员”之称，晋升为宁波知府，后任宁绍台道道员，官至浙江按察使。巡抚是他的宿松县同乡、在浙江官场对其十分关照的罗遵殿（号淡村）。
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破杭州城，罗遵殿服毒自杀，和妻女一起殉节。而段光清当时带领几百名兵在街巷里防御，知道巡抚殉难消息后，他在部下“徒死无益”的劝说下，带领残兵和妻子儿女，从杭城清泰门城楼乘梯子逃出城外活命。因此他被朝廷以潜逃处罚，免职并戴罪办事。
段光清后来能够复出，因他遇上两个欣赏他的贵人李鸿章和左宗棠。李鸿章是他安徽老乡，段光清的长子段喆原是李家老大李瀚章的属下，后跟随李鸿章，成为淮军一员大将，李鸿章迎娶续弦赵夫人，还是段光清保的大媒。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后，欣赏段光清是因为段办事能力无可替代。浙江残破后，左宗棠要规复浙省，筹集军饷是最重要的事。上海的富商多宁波籍人，段光清在宁波民望很高，左宗棠派段光清去上海，那些宁波富商才慷慨解囊，捐助饷银。左宗棠上奏朝廷，段光清得以官复原职。
晚年段光清隐居故乡宿松，光绪四年（1878）去世，寿终八十岁，其长子段喆因跟随李鸿章平定捻军有功，官至加按察使衔徐州兵备道，两次赏戴花翎，军功随带加三级给正一品封典，诰授光禄大夫。在那样的乱世里，段光清算得上有福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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