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7期 赵晔琴：从巴黎的非法移民到上海的棚户区

【石头引】 通常我们做田野都会有一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可能偏离了原先既定的研究方向，但是这些副产品很值得深入开掘，并进一步转化为新的研究成果，有时候这些副产品反而很可能旁逸斜出，一压群芳，成为主角。本期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赵晔琴副教授。

【作者简介】  赵晔琴，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高师集团联合培养。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科学》、Terrain &Travaux，Espace Politique等期刊发表论文十数篇。主持若干个省部级和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法文版博士论文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2011年8月）。新著《融入与区隔：巴黎华人新移民研究》于2016年6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写在前面】 石头老师主持的公众号我关注已久，把知识生产的过程作为公共议题推出，在今天铺天盖地的公众号中独树一帜。我与石头老师素未谋面，不料，他辗转邀请我加盟作者群。本想以“毕业很久不堪回首”作为搪塞的理由，一来总觉得自己的博士论文完成得过于捉急，有点拿不出手之嫌；二来把博士创作过程中的私人化问题作为公共议题，还是需要点勇气的。再加上，作为一个毕业快十年的“老人”，有些经历和经验可能有过时之嫌。不料石头君回：久了好呀，正好可以梳理一下。好吧，好歹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读博那段日子于我而言是一个焦虑、痛苦和煎熬的过程，但回味过来，我今天的成长确是受益于那一段可贵的经历。

一、“可趁之机”

我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训练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本科学的是政治教育。2002年的时候，华东师大还没有社会学的本科专业，所以保研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向往社会学的门外汉有了“可趁之机”。从一门意识形态极强的学科转入一门以解释社会事实为己任的科学，从社会应该怎样到社会是什么，这样的转变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有不小的挑战。

我的硕士导师是时任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教授。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参与陈老师主持的一些研究项目，也第一次开始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调查。由于前期缺乏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我进入社会学的状态并不快。当时，陈老师正好在开展一项有关棚户区居民的生活史研究课题，而我也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研究方向，所以我试图结合老师的研究项目去找点学术兴奋点。也从那刻开始，我的研究对象就聚焦在上海棚户区这个特殊空间聚落中的底层研究上。

说实话，我对自己的学业并没有什么规划，从半路出家学社会学，到最后出国读社会学博士，我一直随遇而安，并没有太多计划性。就读中法班的初衷也只是觉得“学门法语挺好的”。但没料到，最后竟走上了博士这条路。

2005年6月，我成功入选华东师大与法国高师集团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中方导师是人口研究所的丁金宏教授（那个时候社会学系还没有设立博士点）。丁老师是我硕士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人文地理。通过学校的牵线，他很欣然地答应担任我的中方导师。

这里需要啰嗦几句，华东师大与法国高师集团联合培养计划的合作始于2002年前后，最初是从研一学生中选拔进入中法班，经过2年的法语学习和法国专家的不定期授课，至研究生第三年根据学业成绩和提交的博士研究计划再次接受遴选。2004年秋该项目派出了第一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共计11人次，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联合培养在今天国内的高校中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但在当时还算是一个创新之举。

我是联合培养中第二批派出的，当时华师大给我的博士学习规划是三年，在法国的奖学金只有18个月。第一年在法国研读文献、听课、完善博士研究计划，第二年回国调研，同时完成华东师大的学分要求（因为要拿双学位），第三年回法国完成博士论文并争取答辩。这样的规划对一个文科博士来说简直就是催生啊！（如今对文科博士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延长至4年）后来我才知道，法国的文科博士一般都要4-6年，读个7年、8年的也大有人在。

2005年9月的最后一天，上海的暑热渐渐退去，我告别父母和两位导师，只身带着博士研究计划来到巴黎（中法项目的运作初期基本都是导师根据学生提交的博士研究计划来进行遴选，所以在入选之前我们对导师并不了解。这和自己留学找导师有很大区别）。接纳我的是加香高师（ENS-Cachan）的Pierre-paul Zalio教授。Zalio教授曾经来华师大上过课，所以我们并不陌生。

我还记得凌晨抵达巴黎时，他睡眼惺忪地举着一块标有我名字的接机牌。当时，Zalio教授正在准备博士生指导资格的答辩，我自然很幸运地成为了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而且还是个中国学生。正式赴法做博士研究之前，我已经在华东师大的中法班学习了2年的法语，也考了法语水平能力测试。但当教授告诉我，我的博士论文必须用法语完成时，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吗？天知道对法语半生不熟的我来说，要用法语完成一篇专业的博士论文那意味着什么！之后的数日我忧郁寡欢，辗转难眠，甚至一度有放弃的冲动。好在当时同在加香高师的几个师大同学们经常不时地抱团取暖、相互慰藉，虽然学习理科的他们并不一定了解文科生的“痛苦”。

与导师Zalio教授、丁金宏教授的合影（2008年）

二、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人的潜力有的时候就像弹簧一样，你不压一下可能不知道能弹多远。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就是动力吧。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硬着头皮奔走在巴黎各个高校，旁听社会学理论、移民研究、城市研究方面的课程。因为我所在的加香高师IDHE研究所主攻的方向是经济制度与历史研究，至于我感兴趣的城市研究方面几乎为零。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常去地方就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那里是全巴黎甚至全法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

也就在那段不断蹭课和旁听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高研院的Isabelle Thireau教授和Christian Topalov教授，并经常在课后拿着研究计划向他们请教。Isabelle Thireau教授是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具有丰富的中国研究经验和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敏感度。Christian Topalov教授是法国知名的城市社会学家，也是我的法国导师的导师，按照中国人攀亲附会的叫法，那就是我的师爷了。他也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研究在法国的积极推动者。后来，这两位教授都成为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组的专家。

初到法国的三个月，对于法语蹩脚的我来说，每次上课就像一场噩梦，因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特别是讨论的时候，我几乎插不上一句话。法语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对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首催眠曲，两三个小时的研讨课，通常一半时间我是在神游和瞌睡中度过的。而我最流利的几句法语就是自我介绍，因为每次旁听课程，在座的师生都要轮流做一番自我介绍。

博士论文第44期李钧鹏博士讲到留美的种种经历，与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同，法国的博士生制度相对比较自由，不用修学分，无需进行课程注册也不用参与考试，所以旁听课程纯属自愿，压力自然小了不少。博士生的任务就是一篇博士论文。除了通过听课来恶补法语之外，更多的时间我是窝在办公室或图书馆的一方天地里啃文献。从逐字逐字查字典到逐句逐句翻译，再到逐段逐段理解，每天都熬到凌晨才睡，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十几年前，国内对法国早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知之甚少，各种引进介绍也并不多见。因此，我利用初到法国的前三个月，阅读了大量的城市研究文献，为能尽快熟悉和了解法国的城市研究做准备。从Maurice Halbwachs关于巴黎土地使用的开创性研究到P.-H.Chombartde Lauwe关于集体住宅新社区的研究，从Henri Coing的城市改造研究到Manuel Castells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长期以来主导法国城市研究的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都是从经济学（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中选择并采用一部分方法论。但后期城市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主流相结合的研究十分活跃，其中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给城市研究者开放了更广泛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门户。后来，我对法国城市研究的发展路径的梳理发表在《中国城市研究》的电子刊物上（2006年）。这也成为指导我开展博士论文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中途折返的比较研究

带着一个中国问题远赴法国做博士研究总会招徕这样那样的质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困惑。所以，潜心啃了三个月法语文献之后，我主动约见法国导师试图调整下博士研究的计划。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到了法国，为什么不做一下比较研究呢？比较的对象就是中国的乡城迁移群体（农民工）与法国的华人移民。一种是国内的迁移，另一种是国际的迁移，两种迁移之间有没有可以相互映照和投射的可能性。

Zalio教授当时没有对我的想法作出直接的判断，而是鼓励我再扎进文献和田野中尝试各种可能性。于是，在上课和啃文献之余，我在巴黎蹑手蹑脚地开始了调查。虽然巴黎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但是要让他们驻足接受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何接近他们，成为我进入巴黎田野的第一个难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巴黎七大Gilles Guiheux教授的介绍下认识了正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做博士论文的Florence Lévy，彼时Florence已经进入博士论文的第三年，她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巴黎的中国北方女人。与她多次接触之后，她告诉我进入某些社会组织可能是进入田野的一个突破口。有了“高人”指点之后，我开始尝试向一些中法协会投递义工的简历。几周之后，一个名叫Pierre Ducerf的法中协会回复了我。Pierre Ducerf是位于巴黎三区的一个法中协会，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新近来到巴黎的中国大陆移民和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协会给我安排的义工任务就是每个周六上午给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教授汉语。

那之后的半年里，我每周有两三天时间待在协会里，查档案资料，观察协会里来来往往的人。因为大部分来协会的中国人都是无证人士（sans papier），协会出于保护他们的角度，不允许我做访谈，但我就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了第一个访谈对象，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滚雪球……那个时候，我时常沉浸在他们苦难的诉说中难以自拔。每每因完成一个访谈而兴奋不已，有的时候为及时整理出当天的调查笔记可以熬夜到凌晨一、两点，直到鲜活的记忆化成了文字才安然入睡。后来，部分访谈作为特稿专栏刊发在《南风窗》上（巴黎非法新移民调查，2006年第5期）。

调查是兴奋的，但是怎么和原有的研究计划结合起来是让我最头疼的事情。国内的乡城迁移人员（民工这一现象在中国已被广泛研究）和在法国的华人移民（国内研究甚少），这两个研究课题在各自的国家都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研究，但是很少有研究者将这两种移民群体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讨论。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田野有不同的接近路径的可能，国内学者接近国外田野存在较大的难度，包括空间上的、制度上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比较研究的尝试，其可能性备受质疑。这里有的可以归结到问题出发点本身，比如，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与巴黎社会的华人移民问题，前者是制度框架内的迁移，涉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而后者涉及到国际迁移和民族、种族问题；也有经验层面的普适性问题，比如，移民的身份和认同问题、生活史的问题；再或者是中西方田野调查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背后起支配和主导的已经不是所谓的“中国问题”或者“移民问题”，而是不同田野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诸如此类，国内外移民比较研究的缺失成了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软肋。Thireau教授也建议我不要专注于移民研究，因为移民研究在法国学术界是一个边缘领域，她的几个博士生都在做，但没一个能做好的。

在田野里折腾了近半年，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做比较研究的想法。但是这段调查的经历和文字始终萦绕我心头。毕业之后，我又利用多次重返巴黎进行学术交流和访学的机会做了些补充调查。2013年，我关于巴黎华人移民的研究论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去年，在学院的支持下，我终于把这一系列的相关调查和研究整理出书，也算是对这个十年前开始的研究兴趣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小结（《融入与区隔：巴黎华人新移民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年6月）。

四、我的田野在元和弄

2006年8月，巴黎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空城计，法国人陆续休假去了。此刻的我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调研。此时，我也很幸运地获得了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的博士田野基金的调研资助。

我的博士论文的调查对象是位于上海内环以内，苏州河北岸的一个棚户区。沿用陈映芳教授在《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中的取名，我也管她叫元和弄。元和弄社区的历史始于解放前，那时大量的江浙农民由于诸如自然灾害等原因大量涌入上海谋生，他们用毛竹、藤条等在苏州河沿岸搭起了简易的棚户。在此居住的多为江阴、海门、绍兴人氏及部分本地人。

最先到的一批人充当种子，在本地安家后，从各自家乡带来新的移民，绝大多数为同乡、亲戚。新来的这些人安定下来后，同样充当种子作用，从家乡带来更多的同乡、亲戚，以这种模式繁衍发展，加上已来居民的繁衍。这种树型结构的发展模式使得元和弄很快的发展聚合起来。至一定规模后，形成动态平衡。至50年代，社区就正式得以冠名。解放后元和弄居民的籍贯构成情况就和今天差不多。

江浙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而且把他们相当多的同乡、亲戚也带来了。元和弄的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扩散。这些人在元和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个生活圈子，因此，血缘和地缘成了元和弄形成的一个基础。以至于虽然处于上海大都市的中心城区，采用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城市管理体系，但是元和弄却依旧保留着某些传统的“乡土本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都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以按照居民们的祖籍地划分出元和弄的居住分区，不过这些区域的界限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正在慢慢消失。事实上，血缘和地缘关系同样成为今天数以千计的新移民源源不断落户元和弄的根基。80年代以后，由于城乡政策的松动，外来者开始陆续进入元和弄。起初涌入元和弄的外来者是一股涓涓细流，然而，就在21世纪的头几个年头里，由于周边房屋陆续拆迁和打工谋生人数的激增，这股细流逐渐汇成了一条洪流。与此同时，棚户区也被列为上海城市改造的重点对象，这些承载着老上海记忆的棚户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铁律中正在悄然逝去。

经过反复几次的社区进入，我决定把元和弄作为我论文的研究个案。首先，元和弄自解放前形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它聚集了上海棚户区的基本要素，其本地居民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其次，随着上海旧城改造进程的推进，在中心城区，面积较大、户数较多，相对保留较为完整的棚户区已经很少了，剩下的绝大多数是零星分布的棚户简屋。而元和弄具有较大的规模，保持也相对较为完整。再次，依托熟人关系，在元和弄做社区观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之前调查的缘故，我认识了当时在居委会工作的陈伯。陈伯祖籍江苏海门，自小出生在元和弄，对这里的每一条弄堂都如数家珍。之后，我几乎天天待在元和弄，一边帮助居委会整理一些户籍资料，和他们唠家常获得他们的信任；一边跟着陈伯开始在社区里串门，与在元和弄里生活和谋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

与难以接近的上层相比，对底层的调查介入相对比较容易。但问题来了，我要用什么视角加以观察呢？坦率地说，我并不打算把它变成一个太过学究化的复杂问题。仅仅出于个人偏好和观察叙述的方便，我主要采取了社区观察、深度访谈以及都市人类学式的叙述风格。因此，我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我观察元和弄的主要视角。跟往常一样，描述经验事实比感受经验事实要困难得多。一方面既有的这些概念、范式一般说来更多地具有西方社会的背景，较为偏重静态的描述，因此，相对于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迁显得有些“隔”。另一方面，国内已有的关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一些前驱性成果相对于新近出现的变化可能显得有些不够用。所以，在更加深入到城市社会去感受，研究新的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多层次多角度地寻找接近城市社会变迁的经验事实，并且更能表现它的动态变迁过程的各种描述范式显得相当重要。基于这样一些困惑，我试图把基于居住生活史回忆和当下的社区变迁结合起来，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当下，这个由老移民构建的底层社区发生了什么变化？新移民与老移民（上海人）的混居过程中，空间、社会的互动机制是怎样形成的？社区变迁中有些什么样的张力在起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以社区窥视社会的研究视角，也促使我试图通过一个底层社区的经验来看上海整个城市社会的流动与变迁。

回国这一年，我一边完成华师大对博士生的学分要求，一边忙于我的田野调查，乐此不疲，日子也过得非常充实。我的法国导师后来一直称我是实证主义者，或许就是因为我喜欢在田野中寻找研究的乐趣吧！

五、写作是一场修行

按照法国导师的要求，在国内这一年多的田野时间内，每两个月必须上交一份田野调查报告，交代调查的情况、进展和问题，以便他及时跟进我在国内的田野动态。2007年下半年，我带着积累了近一年的调查资料又回到了法国，过起了一个人坐冷板凳埋头码字的生活。面对一堆调查资料，上百个访谈，近十万字的访谈笔记，我几乎无从下手。调查的材料越丰富往往越不知道怎么取舍，总觉得什么都想写，什么都不能浪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对研究框架和问题意识还不够明朗。所以写作过程中，我心情起伏太大，有的时候因为一个想法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但更多的时候是断片儿，没思路没想法，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没有丝毫进展。再加上法语这门让人又爱又恨的语言，常常让我陷入崩溃的境地。

2008年初，我带着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完成的一篇论文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试图借着这个公开发表的机会希望可以讨教一些专业性的建议。当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觉得我的博士论文框架太窄了，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欠缺。她见我如此为论文焦虑就宽慰我说,博士论文就是一份作业而以,又不是要得诺贝尔奖。我听闻好歹释放了一些压力。

从香港回巴黎后，我决心发奋写作。2007年底和2008年中，我的两篇论文先后发表在《社会》和《社会学研究》上，给当时正苦闷的我以极大的鼓舞。再加上法国导师不断地按照华师大的既定时间表催促我尽快完成论文，他给我的规定是一个月必须上交论文一章给他过目。于是，这半年我像打了鸡血一样，几乎回绝了大部分的社交活动，每天除了写写写就是改改改。我成了研究所里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人，也是唯一一个申请周末来办公室的博士生。

在慵懒的法国人看来，我无疑是一个异类啊！尽管如此，写作法语对我来说还是异常的艰难。所以，每次在上交导师论文之前我都可怜兮兮地央求办公室的同事们先帮我粗略地改一遍语法。他们对我这个中国女孩也特别优待，总是耐心地帮助我，后来中法班的师弟们对没有这样的礼遇还颇有微词。我的法国导师也是一个行动派，7月下旬他收拾行装准备去法国中部的山里度假（据说是那里没有网络）。临行前他特地把我的几章论文初稿打印装在行李箱里，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今年陪我度假的是你的论文哦！8月中旬，我陆续收到他从山区邮局里寄来的修改稿。我想，如果我今天做事尚有些行动力的话，那多少也是受他的行事作风的影响。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中，9月底我的博士论文终于修改完成，11月如期在加香高师完成了答辩。行文至此，我仿佛又回到那段岁月中。

六、结语

每位完成博士论文的苦行僧都经历过一次人生的修行，但每个人的个案又都具有特殊性，可以借鉴但不能模仿。今天的我再来回忆当年，确实感慨万千。那段经历是痛苦的、煎熬的，但也足以让人成长，受益终生。如果非要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众多博友提点建议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两点非常重要。

1. 关于研究方向最好要明确且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博士阶段研究主线的连贯性可以避免走太多弯路。你未来的研究可以有几个不同的领域，但有一根主线是非常重要的。回顾我写作博士论文的前前后后，总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和挖掘，所以毕业之后的最初几年，我又陆续进行了些补充研究，把原来想要做但没做得，把原来有的一些想法又进一步拓展开来，比如关于中西方田野调查的反思，以及“混居”在底层社区中的实践逻辑等等。所以，博士论文只是研究生涯的一个起点，走好这个起点可以助力整个学术长跑生涯。

2. 保持对田野的热情。田野需要扎根，也需要反复进出。进入田野可以亲身感受经验事实，而适时地退出田野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从2004年第一次步入元和弄到2008年正式完成论文，我与这个社区有着五年的缘分。2013年，当我再次进入元和弄时，得知元和弄地块已正式被纳入旧城改造范围。如今，陈伯和他的邻居们被集体安置到了城郊的动迁房里，在老社区的旧址上矗立起了上海最新一批的高档住宅群。人们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文明而欢呼雀跃，有关棚户区的记忆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仅记录你消逝的一面也足以让我再次重返田野。

我记得石头老师在有一期的开头语中讲了一个监狱里学习论文写作的段子，我看了之后真是啼笑皆非，读博有风险，入行需谨慎啊！如果没有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心理准备和十足的研究兴趣的话，博士这一行得慎入，否则会过得比较“惨”，这个“惨”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因为读博是一场异常艰辛的人生修行，需要心无杂念、耐得住寂寞。当然，自我调适能力强者除外。不要太过纠结于完美的创作，因为你要知道最终完成的不是一篇不朽的作品，而只是一份长达几年跨度的作业而已。因此，一旦跨入读博行列，既要全力以赴，又要轻松以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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