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美术·展讯丨成为安迪·沃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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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而所有的可口可乐都很好喝。丽兹·泰勒知道,总统也知道,流浪汉也知道,而你也知道。
安迪·沃霍尔回顾展
2020.3.12-2020.9.6
伦敦 泰特现代美术馆
2020年3月12日,为期6个月的沃霍尔艺术生涯回顾展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开幕。这是该美术馆近20年来首个安迪·沃霍尔个展。
展览共12个展厅,囊括了诸多沃霍尔的代表作。围绕着欲望、身份和信仰的主题,策展团队用百余件作品考察了他来自家庭环境与性取向的焦虑,以及宗教与死亡带给他的希望和恐惧。
与此同时,展览还呈现出艺术家当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激变,旨在阐明沃霍尔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他对20世纪文化的独特理解。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自30多年前去世以来,在当代艺术界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正如泰特现代博物馆新展览目录的前言所指出的,沃霍尔有着多重身份:“根据我们观察的地点,我们发现沃霍尔是商业艺术家、流行艺术家或电影制作人;沃霍尔是商业主管、名人。”这取决于我们看的是哪一个,也取决于我们选择怎样看。
新展览的目的是让参观者对沃霍尔的生活和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了解。这样做,它包括熟悉和不熟悉的东西。举例来说,这本书以一系列优雅的线条画、帅气年轻人的肖像开始,然后进入他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艺术家所做的布局,特别是专门为女鞋做优雅的广告。早些时候,我们看到的画上有一排排排列整齐的坎贝尔汤罐和可可可乐瓶。然后是一幅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大画作——一幅同样的图像,也排成一排,但随着图像从左到右的移动,颜色逐渐褪去,仿佛在提醒观众,这个著名的主题现在已经死亡,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死亡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有一个女人从一栋高楼跳下自杀,一场致命的车祸,一张电椅的照片。还有杰基·肯尼迪的照片,就在她丈夫遇刺前后。
然后我们看到安迪在工厂里扮演一个痴迷于名人的纽约布景师,一个“什么事都能发生”的地方,还有安迪在一次暗杀行动中扮演的受害者。《纽约日报》的头版有一幅放大图。这幅画的主角是他后来的暗杀者瓦莱丽·索拉纳斯,画的标题是:“女演员枪杀了安迪·沃霍尔,并且哭喊着‘他控制了我的生活’”。
人们试图把沃霍尔描绘成一种最小抽象主义的反对者和讽刺家,这种抽象主义现在已经开始挑战纽约艺术界流行的统治地位。
泰特美术馆的展览提供了一个充满自由漂浮的氦气枕头的空间,你必须轻推枕头才能通过。他们提出的建议是,这些当时最新流行的极简主义形式是短暂的废话,很快就会成为“随风而逝”。
此外,还有一组前所未见的变装皇后和跨性别女性的画像,至少很少有人看到,其中很多是黑人,这似乎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安迪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作这些画像时,就已经完全符合今天人们对这两种人的看法性别和种族。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你得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信号。他的第一幅毛画像被涂成了女孩的颜色。第二张是列宁的两张肖像,全脸都是。目录似乎表明,列宁的肖像原本只计划在美国展出。安迪准备好为敌人而放弃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不是。这些画与美国文化的主要标志——自由女神像的头像属于同一时代。
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最后一件展品——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反复出现列奥纳多在米兰创作的《最后的晚餐》的黑白画面。这些图像来自于19世纪的一幅作品照片,而不是最近的作品,当时人们正在努力清除积累的污垢和之前修复的影响。如果你想要一具艺术尸体的一系列肖像,这里有。尽管沃霍尔受他斯洛伐克母亲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似乎都是基督教信徒。
尽管他一直享有盛誉,但他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我们对当代艺术的负面情绪,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称王以来当代艺术真正辉煌的最后日子以来,它的走向。当今艺术界的一种反应是,人们急于追求自觉的美德和优秀作品。沃霍尔当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东西。你看着他后来的作品,很简单地想:“就这些吗?”
Business art is the step that comes after Art….making money is art and working is art and good business is the best art.
商业艺术是艺术的下一个阶段······赚钱是一种艺术,工作是一种艺术,而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
“杜尚说“Artist in the future would be a person points his fingers”,这个人不一定是画家,不管他是画画还是做别的,只要他说这是艺术,这就将成为艺术。
围绕沃霍尔至今仍有许多的谜团:他是一个热爱虚荣、擅长社交并深谙商业社会规则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寡言、羞涩、隐居的人。沃霍尔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故事是他与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之间的关系。
沃霍尔原名安德鲁·沃荷拉(Andrew Warhola),出生日期不明,他在美国匹兹堡的贫民区长大。童年时候的他非常喜爱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并深深迷恋邓波儿电影中天真与快乐的气氛,以及那个光鲜、充满美好幻想的、“塑料感”十足的好莱坞世界。
沃霍尔对自己的才华、审美和创造力深信不移,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外形和羞涩个性并不是名利场所期待的。1949年,从当时的卡耐基理工大学毕业的他选择去纽约闯荡,正值卡波特在纽约爆红。
现在回头看,创作出《蒂凡尼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的杜鲁门·卡波特正是沃霍尔倾慕和最想成为的“那类人”:才华横溢并富有人格魅力,为人老练并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
像所有狂热的粉丝那样,沃霍尔不停地给卡波特写信,请求能够为他的这位偶像画像。当时正值卡波特外出数月,等到他再回到纽约时,一定发现家门口堆满了沃霍尔的来信。来信仍在继续,有时夹带一些插画,虽然小说家并没有被打动,但他承认自己开始严肃地注意到这个人。
也许是被沃霍尔打动,卡波特的母亲邀请他来家里喝一杯。正当他们交谈之时,卡波特回到了家,这便是二人的第一次相遇。
之后的故事并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卡波特对沃霍尔的印象是,他是那种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失败中的失败者,但同时他似乎又很享受自己拥有一位如此狂热的粉丝。在之后的许多年间,沃霍尔间或打电话“骚扰”卡波特,并同时发展起自己的艺术商业,直到他经过无数次历练、成为了像卡波特一样的成功人士时,二人才真的成为了“朋友”。
在许多后来者看来,沃霍尔似乎天生就具有融入上流社会、轻松戏弄一切的能力,但事实上,他是靠着自己几乎偏执的不懈努力以及对于任何可能机会的绝对把控,才辛苦挤进势利的名利场。
从另一个方面看,沃霍尔与生俱来的敏锐与单纯让他成为了最直白、一针见血指出“社会问题”的人,尽管在公众场合,他对任何事情都很少发表真实看法,对于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他都只说“太棒了”。
关于他最为“尴尬”的记述之一是电影人约翰·阿尔珀(John Alper)对于沃霍尔的回忆。二人在1982年前往中国拍摄纪录片,更准确地说,是阿尔珀以给邓小平画像的机会为诱惑劝说沃霍尔去的。根据阿尔珀回忆,沃霍尔面对摄制组的镜头极度不适,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旁边的人让他怎么说、怎么说他便原样复制。
这说明沃霍尔对于言语的表达是极为不适的,他曾说“‘光环’必定是一种只能存活于开口之前的东西”("Aura" must be until you open your mouth),但观察光环、成为光环周边若即若离的一部分一定是他所追求的。
艾未未曾这么评价过他:“安迪·沃霍尔是自我制造繁衍的产品,他的传播是其自我特征,包含了他的所有的活动和生命本身······他的最大的价值是他用一生的实践完成了对传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反讽和不屑,用虚幻的表象战胜他不情愿的、残酷无情的、没有人性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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