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88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 边沁的政法思想专题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作者简介

梁启超

（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注

本文原载1902年的《新民丛报》。感谢澳门大学王静宜博士对本期专题的帮助，文末附有关于边沁的扩展阅读的书单。

汉宋以后，学者讳言乐，讳言利：乐利果为道德之累乎?其讳之也，毋亦以人人谋独乐，人人谋私利，而群治将混乱而不成立也。虽然，因噎固不可以废食，惩羹固不可以吹齑。谓人道以苦为目的，世界以害为究竟，虽愚悖者犹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有求乐求利之性质，则虽极力克之窒之，终不可得避。而贤智者，既吐弃不屑道，则愚不肖者益自弃焉，自放焉，而流弊益以无穷。则何如因而利导之，发明乐利之真相，使人毋狃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致大害，则其于世运之进化，岂浅鲜也，于是乎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遂为近世欧美开一新天地(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快乐派，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隐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

乐利主义远导源于希腊之阿里士帖菩（Aristippus)、伊壁鸠鲁（Epicurus）。至于近世，而英国之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休谟(Hume)，复大倡之。而使之确然成一完全之学理，首尾完具，盛水不漏者，则自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及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两先生。请先言边沁。边沁，英人，以1748年生于伦敦。幼而颖悟，好谈玄理，心醉典籍。5岁，家人戏呼为哲学儿，年14人牛津，崭然显头角。1763年，入林肯法学院，学法律。及法国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状，经验益多。归国后，潜心著述。遂为近世道德学、法理学开一新国土，其最初所著书，即驳击英国法律之谬误。当时英民久蜷伏于专制国王、谄谀议院之下，骤闻边沁之论，咸目为狂，或且雠视之，将构陷以兴文字狱。而边氏不屈不挠，主张己说，始终如一，久之一世舆论，遂为所动。卒能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举数百年之弊法而廓清之，使循次改良，以演成今日之治。及至晚年，而边沁之令名满天下矣。列国之宰相及政党首领，咸尊信其说，施之于政策，述之于演坛。每有所改革，辄踵门叩其意见。而边氏于当代大人先生，无所交接，惟喜与有道之士游。以1832年卒，得年85。其所著书最有名者，曰《道德及立法之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lation，此书日本陆奥宗光有译本，题曰《利学正宗》)，曰《立法论》(Theory oflegislation，此书日本田口卯吉有译本，题今名)，曰《政体论杂记》(Fragments ongovernment)，曰《错误论》(Bookof Fallacies)，曰《裁判制度之方案》(Planof judicial establishment)等

近百年来于社会上有最有力之一语，曰“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其影响于一切学理，殆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语，同一价值。自此语出，而政治学、生计学、伦理学、群学、法律学，无不生一大变革。而此语之出现于世界，实自边沁始（余别有《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释义》一篇登次号本报）。边沁最有力之学说，可分为两大端，曰关于伦理者，曰关于政治者，今请分论之。

边沁之伦理说

边沁以为，人生一切行谊，其善恶标准，于何定乎?曰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无论为专属于各人之行谊，与关系于政府之行谊，皆当以此鉴定之。故道德云者，专以产出乐利豫防苦害为目的。其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

边沁以为，“人群公益”一语，实道德学上最要之义也。虽然，前此称道之者，其界说往往不明。夫人群者，无形之一体也。而其所赖以成立者，实自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于是边氏乃创为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说。

将欲显真，必先破妄。边沁乃于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书中，首取旧道德之两说而料拣之。其一曰窒欲说，其二曰感情说。

边沁以为，窒欲说之目的，往往使人去乐而就苦，其于乐利主义最相背驰。奉此说者有两种人，一为道学家，一为宗教家。道学家之窒欲，生于希望，将以此钓名誉也；宗教家之窒欲，生于畏惧，将以此避冥罚也。夫道学家亦何尝能弃乐利，其所谓名誉，即乐利结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于宗教家，则因野蛮时代之人类，其智识狭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为畏惧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张其军，浸假而使人专投身于苦境，以为美谈，是所谓拂人之性，虽名之曰人道之蟊贼，殆无不可。

按边氏此说，不无太过。窒欲主义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乐而就苦也。盖人类有高等性，Spiritual Life与寻常动物不同。故于普通快乐之外，常有所谓特别高尚之快乐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则毋宁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庄子曰：“民食刍豢，麋鹿食荐，卿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盖人之智度不同，则其所觉为苦乐者，亦自不同。故夫婆罗门之苦行，为涅槃之乐也；佛教之苦行，为净土之乐也；耶教之苦行，为天国之乐也，彼且视此土为五浊恶世。寻常人所耽肉体之乐，彼以为天下之至苦莫过是也。夫人见豚犬之食秽也，辄欲作呕，庸讵知所谓至人者，不有见吾人声色货利之快乐，而欲作呕者乎(婆耶两教之苦行，尚有如边氏所谓出于畏惧心，若佛说则纯是求高尚之乐而已)?其望望然去之，自固其所然则边氏之说不足以为难明已。虽然，厌世主义行，则人道必破坏。观于印度，其前车矣，边氏殆亦有为而发之言也。

所谓感情说者，谓以己之好恶为是非者也。边沁以为，持此说者，其权衡事物也，不以人群之实际为尺度，而以一己之感情为尺度，其中复分数派：(甲)良知派(Moral Sense)。谓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为善、某事为恶也；(乙)常识派。谓以人类之习惯，而知其为善为恶者也；(丙)正理派(Rule of Light)，谓有万古不易之理，以明示邪正者也；(丁)性法派(Law of Nature)，谓万物有自然之律，能别其善恶邪正者也。而考此等种种之异说，其立论根据地，一皆归本于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主张正理，同论一事，而或谓之善，或谓之恶，言人人殊。推诸良知、常识、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学之公例，未定界说，而遽下论断者也。若是乎论者之所谓善恶，果皆空漠而无朕，淆杂而无准也。

边沁既取群说廓清而辞辟之，断定以苦乐为善恶之标准，因进论夫有立法之责任者，不可不以保护人类之乐利而捍御其苦害为目的。虽然，苦乐也者，至不齐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恶之标准，不可不先明苦乐之价值。边氏乃创为苦乐计量之法，谓苦乐之量有大小，取大乐去小乐者，谓之善，取小乐去大乐者谓之恶。其计量之法：（1）较苦乐之强弱；（2）较苦乐之长短；（3）较苦乐之确否；(4)较苦乐之远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乐之本体可表见者也；(5)较苦乐之增减，谓缘甲乐而生乙乐，缘甲苦而生乙苦者也；(6)较苦乐之纯驳，谓缘甲乐而生乙苦，缘甲苦而生乙乐者也，此皆就一人所感受而计之者也；(7)较苦乐之广狭，即以感受苦乐人数之多寡，为其价值之差率者也。夫两乐相权，则取其重；两苦相权，则取其轻，此人类之公性情也。而寻常寡识之流，往往认大为小认小为大，遂至为小利害所诖误，而人治日以不进。故边沁以为计量之法，不可以不审；即常取苦乐二者之量，比较相消。其乐余于苦者，则名为善；其苦余于乐者，则名为恶，然后一切行谊之真价值乃出焉。

案：鄙意欲增“较苦乐之先后”一条，盖先苦而后乐者，其乐之量可增倍蓰。先乐而后苦者，其苦之量亦增倍蓰也。此义虽似包含于长短条内，然长短则就同性言，先后则就异性言也。

边沁又曰，苦乐者不惟随其量而生差别，亦随其所自出之原因而生差别，若是者名曰种类差别。种类差别：于乐有十四：(一)感觉之乐(专就五官所感受者言，复分为九：（1）味官之乐，(2)酩酊之乐，(3)嗅官之乐，(4)触官之乐，（5）听官之乐，(6)视官之乐，(7)色欲之乐，(8)健康之乐，（9）新奇之乐，)；(二)富财之乐；(三)技巧之乐；(四)友交之乐；（五）令名之乐；(六)权力之乐；(七)信仰之乐(指宗教之信仰言)；(八)慈惠之乐；(九)恶意之乐(恶意者，英文之Malevolence也。人性常有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快乐者。其最甚者如张献忠之非杀人则食不下咽，如孙皓之乐观人与猛兽斗。其寻常者如人宰割禽兽以自养，好观危险骇人之戏剧，皆其类也)；(十)记忆之乐（谓人尝享某种快乐，虽事过境迁，而每一念及，则前此之乐历历如在目前者）；(十一)想像之乐(记忆属既往，豫期属将来。此则既往、现在、未来皆兼者]；(十二)豫期之乐； (十三) 联想之乐(指因一乐而引出他乐者也。如围棋本技巧之乐也，然其所以乐者不专在技巧，因而引出权力之乐。两者相合成为全体之乐)；(十四)救拯之乐(谓于苦时，而以心中之现象救之者也)。于苦有十二：(一)缺亡之苦；(二)感觉之苦；(三)拙劣之苦；(四)仇敌之苦；(五)恶名之苦；(六)信仰之苦；(七)慈惠之苦，(谓见他人或他动物受苦而心恻然不安者也)；(八)恶意之苦(谓见己所憎之人或动物享快乐而愤然不平者也)；(九)记忆之苦；(十)想像之苦；(十一)豫期之苦；(十二)联想之苦。于诸种中，复为自动、他动之二大别，即慈惠之苦乐，恶意之苦乐，为关于他人者；其余皆为关于己者是也。此就客观的分类之法也。若就主观的分类，则复区为单纯苦乐、复杂苦乐之两种，单纯者其感觉只为一现象者也；复杂者，其感觉常含两现象以上者也。其别复三：(甲)数种之乐相和合；(乙)数种之苦相和合；(丙)一种或数种之乐与一种或数种之苦相和合。寻常人析理不精，往往认复杂为单纯，此苦乐所以屡相冲突，淆乱而失其真相也。

此边沁苦乐性质分类之大略也。虽然，边沁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性质(即所自出之原因种类)。彼意以为苟其乐之量强弱长短相等，则最粗之小儿玩物，与最优美之诗歌无所择。一言蔽之，则边沁计量之法，即：第一，比较种种乐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二，比较种种苦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三，比较种种乐与种种苦相消之量之大小。凡百行谊之善恶，以此为断。  

案：边氏此论，大为时贤所诟病，以为是禽兽之教也。既称为人，而仅以快乐为无上之目的，则与伊壁鸠鲁之育豚说何异哉(伊壁鸩鲁，希腊主乐哲学之钜子也。时人笑之谓其学说惟豚为适用耳)?于是约翰弥勒病之，起而损益其说，谓别择苦乐，不可不兼量与质之二者，不徒校其多少，又当校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乐”、“思想的快乐”、“道德的快乐”诸名目。虽然，此实与边沁之说首尾不相应也，夫谓乐有高等下等之分，然其所谓高下者，又将以何为标准而定之乎?穆勒乃云取决于舆论(Public opinion)，是亦不外边氏所谓感情说中常识之一种，其不免边氏之呵明矣。且穆勒之意，必以肉欲之乐为下等，以智德之乐为高等者也。若采舆论，则高下不易位者几希矣。故论者或谓穆勒用乐利派之名，而袭直觉派(Intuitionism)之实，非无故也。然则边沁之说，果如论者所讥欤?曰是不然。苟所用择之之术既极精，则必能取其高等者，而弃其下等者。何以故?凡高等之乐，其量必大，下等之乐，其量必小故(高等之乐常与苦绝对，下等之乐必与苦相倚，故用边沁较纯驳一例其量之大小自见)。夫乐之最下等者，声色货利是也。然声色之乐，每当酒阑灯炧，雨散云消，其凄凉更甚于平时。货利之乐，往往心计经营，患得患失，其烦恼亦过于贫子。然则精于苦乐计量之术者，其果何择也。故由边氏之说，虽谓天下但有智愚，更无贤不肖可也。其不肖也，皆由其愚也。算学不明，以苦为乐，以害为利也(侯官严氏曰：“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规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君子同术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于穿窬，极矣朝攫金而夕败露，取后此凡可得应享之利而易之，此而为利则何者为害耶?”即演边氏之意)。边氏不言魂学者也，故其所谓乐，只在世间，而不及出世间。弥氏补之，其理想诚高一著。然边氏之意，虽不及此，若其术则已圆满无憾矣，弥氏增之，得无蛇足耶?得无矛盾耶?乐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说华严。佛知夫世间乐之无常也，惟无常，故乐之后将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此吾所谓较先后之说所以不可不补入)。故毋宁取烦恼根而断之，忍小苦以求长乐。寻常贪肉欲之乐者，佛说谓之认贼作子，故佛最精于算学者也，最善用边沁计量之法者也。若边氏，则虽能知其术，而未能尽其用者也。抑边氏学所以为世诟病者，犹不止此。天下不明算学之人太多，彼其本有贪乐好利之性质，而又不知真乐利之所存。一闻乐利主义之言，辄借学理，以自文，于是竞沉溺于浅夫昏子之所谓利，而流弊遂以无穷。边氏之论，几于教猱升木焉。故教育不普及，则乐利主义，万不可昌言。吾之欲演述边沁学说也久矣，徒坐此兢兢耳。虽然，是岂可以为边沁咎也?边沁自教卿治算学，而卿顾不治算学，顾自托于边沁之徒，边沁不受也，学者苟深知此义焉，则吾之译此，其亦免于戾矣。

既定苦乐为善恶所从出，而苦乐之所从出则何在乎(前记苦乐之种类，谓苦乐以何缘因而生于吾心也，此则论世间以何缘因而有苦乐也)?边沁以为有四种制裁(Sanction)： (1)天然的制裁(Physical sanction)，谓不由人力神力之干涉，任物理自然之运行而生苦乐者也； (2)政治的制裁(Politicalsanction)，由主权者(君主)或代表主权者(如行政官司法官之类)之意，科以赏罚而生苦乐者；(3)道德的制裁(Moral sanction)，亦名为舆论的制裁，其苦乐本无一定，但因相传之习惯，故有毁誉，有毁誉故有苦乐也；(4)宗教的制裁(Religious sanction)，谓以神明之力，直接而于现世来世加吾人以赏罚，缘是以生苦乐者也。边沁之提出此四制裁者，何也?彼既以苦乐为善恶之标准，然则以何术使人为善去恶，固不可不就其好乐恶苦之性而利导之。于是所以使人苦使人乐者，不可不留意焉，则此四者是已。边氏以为天然之制裁，非可以人力改移也；而宗教之事，又其所最不肯措信者也，故边氏欲实行其主义以进世界于最大幸福，首自改良政治、改良道德之两端始。

边沁乃立两界说，曰个人之伦理(Private ethics，即属于道德之制裁者)。曰立法之术(Art of legislation，即属于政治之制裁者)。伦理者，使人能得最大幸福之术也。个人之伦理者，人人自导引己之行动，使进于幸福之术也。而政府之立法，即所以使全群之人，得最大幸福之术也。边沁乃言曰，人道所当勉者有三事：一曰思虑(Prudence)，谓对于自己而尽其义务者也(不言他，而言思虑者，彼以为苟能善算善择，则必不至陷于苦而为恶也)；二曰忠直(Probity)，谓勿毁伤他人之幸福也；三日慈悲(Beneficence)，谓常以增进他人幸福为心者也。然人何以必要正直必要慈悲之故，边沁未能明言。虽有所言，亦涉模棱，故后人持以难之，以为乐利主义不能成立之证。

案：边沁常言人道最善之动机在于自利，又常言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是其意以为公益与私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者也。而按诸实际，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与私益，非惟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冲突者，十而八九也。果尔，则人人求乐求利之主义，遂不可以为道德之标准，是实对于边沁学说全体之死活问题也。故后此祖述斯学者，不得不稍变其说以弥缝之。如阿士丁(Austine)。谓乐利主义为上帝垂示之成典。古罗特(Grote)谓对于公利之义务，更过于私利。而约翰穆勒亦增计量之法为计质。凡所以为边氏调护也。虽然，其与边沁立说之根柢，既已相反。故反对派嗤之曰，此乐利主义家之遁词也，此乐利主义家之降敌也。果尔，则乐利主义遂不能成立乎?吾非欲以此主义易天下，故吾不必竭力为之辩护。虽然，苟辩护之，则亦非无说也。日本加藤弘之尝著一书，曰《道德法律进化之理》。其大意谓：人类只有爱己心耳，更无爱他心。而爱己心复分两种，一曰纯乎的爱己心，二日变相的爱己心，即爱他心也。爱他心何以谓之变相的爱己心，加藤之意，谓爱他者凡亦以爱己也。且有时因爱己之故，而不得不爱他也。此变相的爱己心(即爱他心)，复分两种：一曰自然的爱他心，二曰人为的爱他心。人为的爱他心，亦谓之教育的，盖最后起，积习而成性者也。自然的爱他心，又分为二：一曰感情的，二曰智略的。何谓感情的，盖己所亲爱之人(如父母兄弟妻子之类)，其所受之苦乐，几与己身受者为同一之关系，故不觉以其自爱者爱之，盖如是然后己心乃安。其爱之也，凡为我之自乐也。此不徒施诸平等者为然耳，乃至手畜之犬，手植之花，亦常推爱焉，所谓感情也。何谓智略的?或爱他以避害，或爱他以求利也，臣之于君也，奴隶之于主人也，其爱之也，畏之也，是避害之说也。彼此通商，而愿彼之商务日昌，彼昌而我亦有利也，是求利之说也，两者皆生于智略也，云云。加藤之说，实可以为边氏一大声援。盖因人人求自乐，不得不生出感情的爱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则不得不生出智略的爱他心(智略中之避害的，惟野蛮时代多有之耳，至其求利的，则愈文明而愈发达)。而有此两种爱他心，遂足以链结公利私利两者而不至相离。且教育日进，则人之感情，愈扩其范围。昔之以同室之苦乐为苦乐者，浸假而以同国同类之苦乐为苦乐，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众生之苦乐为苦乐。故康南海常言，“救国救天下，皆以纵欲也，纵其不忍人之心则然也。”而谭浏阳之《仁学》，更发之无余蕴矣。若是乎则感情的爱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于公益者一也。强权日行(强权谓强者之权利，其相亦有多种变化，加藤氏言之最详。吾所著《饮冰室自由书》有“论强权”一篇可参观)，则人之智略，愈扩其范围。苟不爱他，则我之利益，遂不可得，而将终侪于劣败之数(生计学家之由重商保护政策而变为自由贸易政策也。近世君主贵族之让权于平民也，皆由智略的爱他心迫之使然也。诸类此者尚多，不能枚举)。故人不欲自求乐利则已，苟其欲之，则不得不祝全群之乐利，浸假且不得不祝他群之乐利。若是乎则智略的爱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于公益者二也。夫边氏所谓最大幸福者，谓将其苦之部分除去，而以所余之乐为衡也。而一群之公益不进，则群内之人，其所苦必多于所乐，故真明算学而精于计量之法者，则未有不以公益与私益并重者也。苟犹私尔忘公焉，则不过其眼光之短、思虑之浅，不知何者为真乐真利，何者为最大幸福而已，非能应用边沁之学理者也。由此观之，则边沁之说，其终颠扑不破矣。虽然，无教育之人，不可以语此，以其无教育则不能思虑，审之不确，必误用其术，以自毒而毒人也，故边氏之学说，必非能适用于今日中国之普通学界者也，但以巍巍一大师之言，其影响既已披靡百年，全世界之现象，缘之而一变，则吾学界之青年，又乌可以不研究之?吾故绍介其说而反覆言其真相至再至三焉，其有误会焉谬托焉者，则非吾之责也。

边沁之政法论

边沁之学说，其影响于社会最大者，则政法论也。今一一略叙之。

第一，主权论。主权者，代表一国，而国中一切官职，皆由其所左右者也，边沁以为此主权不可不归诸人民。何则?政治之目的，在为国民谋最大幸福故。他人代为谋，不如国民之自为谋昭昭然也。但如前此卢梭等所谓国民全体最大幸福者，边沁以为其范围太广漠，能言而不能行，故不如从多数焉。于是定主权所属，当在一国中有权选举之人民(人民必具如何资格然后可有选举权，边沁别有所论。详下节)。

第二，政权部分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自希腊之亚里士多德，既已论及，至孟德斯鸠而大倡之。美国独立，采其学理，著诸宪法，于是诸国靡然效之，此义几成金科玉律矣。惟边沁驳之，以为有所未备。边沁曰，若谓国家之政权，尽此三者而已，则其所阙漏者有二大政：一曰选举议员之政，二曰解散议会（指半途解散者）之政是也。论者每以解散国会为行政长官之一任务（今列国解散议会之权大率在首相），是甚谬也。国会为一国至重之地位，今不及期而解散，其关系自不轻。行政官者，立法官之次也，今举此权以畀之，其悖理亦甚矣。至选举议员，实为本中之本、源中之源。今之政论家，每视为民间一琐事，仅托司法官监督之而已，是不洁源而欲清其流也。故边氏以为于三权之上，必更立一政本之权，而此三职者皆自之出。

第三，论政本之职。边氏既立政本职，以为一国最上权。若是则此职当何属乎?曰：能尽此职之义务者，必在人民。于何知之? 曰：徵诸理论而知之，验之比较而知之。何谓徵之理论?夫政治固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目的者也。国中最大多数者，非人民而谁?人之本性，莫不好其利己者，而恶其害己者。故以此权归之，其必能尽此责任无疑也。此一证也。凡各人一己之私事，有时不能躬亲。而托诸代理人。其以己意所择之代理人，多能尽职。以此推之，则合各人以成一国，其委托公事之代理人，亦犹是矣。此二证也。何谓验诸比较?夫以千万人而谋千万人之幸福，以视夫一人或数人谋之者，其宅心必较公正，而用意必较周密。彼一人之君主，数人之贵族虽极贤智，岂愿自牺牲一己之幸福而为人谋哉?岂愿使其他多数人之幸福加己一等哉?此三证也。故边氏以为政本之职舍国民莫属也。

按：边氏谓当有“政本”以总此三权，其理固不可易。盖苟鼎立而不相统，则易陷于政权分裂之弊，而危及国家前途不少也。虽然，凡诸权者，必各有代表之之在局院，而其权乃得实行。如国会之代表立法权，政府之代表行政权，理官之代表司法权是也。若此政本权者，将经何局院代表之耶?边氏既谓此权在国民，然今日之国，必非能如畴昔之雅典斯巴达，集全国市民之于一场也。其势不得不选举代议者。若是则亦与下议院之性质，有何差别?徒添出一议院，而于边氏所谓政本之意仍无当也(又按：余未能得边氏原著之书尽读之，不过据译本及他书所引耳。窃意边氏必当有说以处此。姑列所疑以俟考)。而近世主张君主主权说者，或遂以此最上之政本权，谓当归于君主，而个人之利益被蹂躏者多多矣。故立言不可以不慎也。

第四，议员全权论。边沁曰，凡立法官必当有全权，既被举为议员，则其在职中不得受他人之掣肘，使之得行其志，以副一国之舆望，而谋人民之利便，此为第一要事。

第五，废上议院论。边沁又论议院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其言曰：论者或谓于第一院(即下议院)之外，尚当别设所谓第二院(即上议院)者，使贵族与平民共政权，此顽旧之留言也。贵族之世袭垄断此大权，有百害而无一利。夫豺狼害人者也，然时或杀之而用其皮。若夫上院之贵族，其害民甚于豺狼，无力杀之，则亦已耳。既杀之，则并其皮亦不可用也。试举其害：一日误时，盖每事必经两院之讨论，空费时日也；二曰耗费，盖既立上院，则其任议员之贵族，势不可不予以俸廉，以民脂而供国蠹何为也?三曰以少数压多数，盖当上院多数之意见与下院多数之意见不合也，而两院合议之，则下院亦必有少数与上院同意者，若以此获胜，是真多数为伪多数所压也；四曰使政界日加混杂，夫政出多门，非国家之福也。既有下院以代表民意，而复以上院掣肘之，是治丝而棼也，其无益也如此，其有害也如彼，故吾以为上院者，不过贵族政体之余孽，苟在真文明之国，不可不芟夷蕴崇而勿使能殖也。

按：约翰穆勒、李拔等皆主张两院之利，力驳边氏说，语繁不录。但今六大洲中，置国会者不下70国，除日耳曼列邦中有一二小国仅行一院制，余则皆从二院制，盖亦利害相权，舍此取彼耶?边说未尽可据也。

第六，普通选举论。下院议员之选举权，学者有两异说：一曰普通选举，二曰限制选举。而边氏则持普通论者也。其《立法论纲》之绪言曰：选举之权利，不可不公诸众人，若曰甲宜有而乙宜无，则不可明言其可以无之之理。夫下流贫者之幸福，亦人群幸福之一部分也，其关系于一群之荣悴者，与彼上流富者之幸福何择焉?而为政者妄生差别焉，此吾所大不解也，夫所以必举立法权面畀诸民间者何也?将以坊主治者之弄权也。而以此权独归于一部少数之人，其矛盾孰甚也，云云。其言可谓深切著明。虽然，边氏之意固非能谓全无限制者。不过其限制之法，不以贫富耳。彼又言曰，凡人不论男女，苟未成年者，不得有选举权。其理有二：(1)未成年者不能躬亲各事，势不得不怙恃他人；(2)以年限不以人限，则其限不过暂时之事耳，于普通之义无悖也。既而又曰：女子及未成丁之男子，不能识字读书者，皆不得有选举权。此边氏普通论中之限制论也。

第七，直接选举论。选举议员之法，复有两异说：一曰直接选举，谓由选者直接投票以举被选者也。二曰间接选举，谓由选者投票以举代选者，复由代选者投票以举被选者也。边沁则持直接论，言间接之弊有二：曰使议员对于人民之责任较轻，弊一。间选人数，势必较少，易生朋党，弊二。

第八，匿名投票论。选举法中，又有记名匿名利害之争，边氏则主匿名论者也。彼以为记名有两大弊：一曰协吓。谓富豪之家，其手下佣役服属之人不少，或不喜其主人而欲举他人，则有所慑而不敢也；二日贿嘱。谓欲中选者辄以财力通赂，使小民贪一时之小利，以放弃正当之权利也，故其《立法论》纲，持秘密之论甚强。

第九，议员任期论。边沁以为每年选举，于理最完。其利不一而足。尤著者有二：一曰议员有溺职者，得早罢之毋使久尸其位也；二曰抑制议员之野心，使其有所惮而不敢害群也。虽然，其制亦有可难者：曰屡屡选举，徒滋冗费，一也。选举竞争屡生激动，二也。时期过短，或使一人不能终其议政之业，三也。故边氏之论，各国实行之者少。而任期不许过长，实天下之通义也。

第十，论议院起案权。前此各国或虽有议院，而议员无自起草法案之权，如古代之斯巴达，近世拿破仑时代之法国是也。边沁以为议院不可不有此权，其理有三：(1)使起案之权全归行政官之手，则议员自放弃其识见，有为之士无从展其骥足，而议院之政治思想，日以萎微。(2)起案权须在行政官，则当其欲行某弊政也，议院虽得箝制之，至欲求先事防弊之法，则议院之术穷矣。(3)议员若无起案权，惟就行政官所提出之案讨论其得失而已，则议院欲示其实力，惟有反对以废弃原案之一法，屡激于意气，或至并其良者而废之。故惟使政府议院同有起案权，则此三弊者可以蠲除。

第十一，论行政官专职。边沁以为行政官之职，宜以一人专任—事，其理有十五：(1)以一人当其职，则天下之耳目集之；(2)祸害之责归于一身；(3)怨恨之来，无人分之；(4)利己之私，无人助之；(5)旷职之责，无可推诿；(6)有为之誉，无人夺之；(7)人民爱敬得自专之。此七者皆所以全行政官之道德者也；(8)负责任则不得不发奋愈发奋则智慧聪明愈出焉。此开官智之妙术也；(9)数人共事，则互相推诿而必惰，一人专责，则无所逃避而自勤，此劝勤勉之法门也；(10)若职权不专属一人，则不能独行己见；(11)不能不常询同僚之意向；(12)屡受无谓之疑问；(13)屡起无益之争辩；(14)以此四障故，施政不能迅速；(15)以此五障故屡失时耗费，为国家之累。此六者皆所以除行政之阻力者也。

案：前述边氏所论立法官各条，在泰西立宪国，固属最切之问题。以今日中国观之，则贫子说金而已，独此条则直接以针砭中国时弊之言也，天下安有一部七长官(今制各部皆有一管部、二尚书四侍郎)，而能举其职者哉?

第十二，行政首长论。行政官必有首长(即指君主或大统领)。而此首长当由世袭乎?当由选举乎?边氏则主张选举之说。其言曰：无论何种政体，其掌行政之大权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苟非尔者，必为人民之敌。专制君主固敌也，立宪君主亦不免于敌。若使一国人立于其治下，是受治于敌人也。

案：或有疑于此说，谓如今日英国，号称政体最美之国，是边氏之论，得毋太酷乎?不知英国行政之首长，实在人民出身之大宰相，若国王则有其名而无实也(读前号鄙著君主无责任一篇自明)。

第十三，行政官责任论。边沁曰，凡立一法者，必以其法之实行为目的。欲其实行，则必使之有不得不实行者。此责任之所以必当明也。苟其不明，则所谓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宗旨，遂将扫地。明之之实奈何，则惩罚是也。论者谓仅以赏誉，可以劝职。虽然，畏罚之念，过于趋赏，是人类之天性然也。故与其恃赏，毋宁恃罚。罚行政官有三法：一曰治罪，二曰赎刑，三曰褫职是也。故必据此三要以定条例，将议院弹劾之权，著诸宪法，然后责任之实乃可举。虽然，又不徒法律上之惩罚而已，若舆论，亦一种无形之法制也。然必在立宪之国，政治一切公布，言论一切自由，然后舆论乃有力。故苟无宪法，无民权，而欲以他力箝制行暴病日之政府，其道无由。

第十四，论选择司法官之法，边沁曰：使人民自选立法官，宜也。使之并选司法官，非所宜也，盖司法官之性质能力，孰适孰否，决非人民所能知也，苟使其选之，则一政党之首领，必有与法官相结托而谋其私利之事，是实公益之蟊贼也。或有谓使议院公举之者，边氏以为议院不能知司法官性质能力之适否，与人民同。又有谓由行政官委任之者，边氏谓其弊有三：(1)行政官决不能知谁某之可当此职；(2)使行政官选司法官，则权力集于一处，其危害莫大焉；(3)行政官与司法官相结，则立法权必为所蹂躏。故边氏谓必当定一资格，而使法官中合于此资格者一人或数人，专任选举之事。虽然，彼又论法官若有失职者，则当由人民投票以弹劾之罢免之，然约翰穆勒谓此论流弊甚多，反开法官以趋避之路云。

第十五，论陪审官。陪审官之制，孟德斯鸠、李拔等皆极称道之，惟边沁则大以为不可，其言曰，裁判之有陪审，非无利益，然利不足以偿弊也。故非万不得已，必不可用，请举其弊：(1)使法庭有缠扰纷杂之忧也；(2)使法官对于公众而轻其责任也；(3)选择陪审人，甚觉繁杂，徒使一人或众人(即指陪审者)空费其日力也；(4)讼狱不得速决，使原被两造，俱生烦厌也。边沁于是别立准陪审官之法，即于每府县中定一资格，择出若干人以抽签之法，使应其役，苟遇疑之案，则征集之云。

此边沁氏政法论之大概也，要之，边氏著书虽数十种，其宗旨无一不归于乐利主义。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常山蛇阵，首尾相应。圆满周遍，盛水不漏，虽谓乐利主义之集大成可也。更以一言概括之，则边氏之意，以为凡举一事，立一法，不论间接直接，苟能使过半之人民得利益者，皆可取之；其使过半之人民蒙损害者，皆可舍之。无论世俗所称若何大圣、若何鸿哲、若何明君若何贤相，苟其所发论所措施与此正鹄相缪戾者，则昌言排击之，无所顾恋，无所徇避，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善哉善哉。此所以边氏之论一出，而全地球之道学界、政治界，画然为一新纪元，盖有由也。更质言之，则边沁实英国学派一重要之代表人也。英国今日乐利之结果，其食边沁之赐者，非一二也。边氏亦人杰哉。若夫貌袭其似，不究其原，以独乐独利，而自托于边氏之徒，恐边氏有知，必当戟手于九原曰：“是非吾徒，吾贼也。

边氏之说博大精深，其著书浩如烟海，著者既未能遍读，而各译本中，亦未有荟萃其精义为一编可供重译者(西籍中当或有之，恨未得见)。本篇之作，以有限之日力，涉猎原著，兼取材于各书，所征引者颇极艰辛。虽然，东鳞西爪，其不能尽揭边氏学说之精华无漏无误也明矣。兹将所引用书目列后，学者欲窥全豹，请更就下列各籍而浏览之。

陆奥宗光译　　　　　　　《利学正宗》

边沁原著　　　　 Theory ofLegislation

中江笃介译　　　　　　《理学沿革史》

纲岛荣一郎著　　　 《西洋伦理学史》《主乐派之伦理说》　

山边知春译　　　　　《伦理学说批判》

竹内楠三著　　　　　　　《伦理学》

田中泰磨译　　　　　《西洋哲学者略传》

杉山藤次郎著　　　　泰西政治学者列传》

小野梓著　　　　　　　《国宪泛论》

冈村司著　　　　　　　《法学通论》

有贺长雄著　　　　　　　《政体论》

今译《政府片论》。

附

关于边沁的法哲学的初步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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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沁的早期文本

1.1.        J Bentham,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 and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s JH Burns and HLA 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s JH Burns and HLA Hart, OUP.

1.3.        J Bentham, The Limits of th Penal Branch of Jurisprudence, ed. P Schofield, OUP.

2.    解读边沁的文本

2.1.        HL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OUP.

2.2.        Gerald Postema，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UP.

2.3.        J Dinwiddy, Bentham: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Dinwiddy, ed. W Twinni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P Schofield, Utility and Democracy: Bentham’s Political Thought, OUP.

本文系“边沁的政法思想”专题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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