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89.1 章士钊：论功利——答朱君存粹 | 边沁的政法思想专题

论功利——答朱君存粹

作者简介

章士钊

（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

注

本文原载《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日,名为《功利》,后收入《甲寅杂志存稿》卷下，题为《论功利》, 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71-76页,本文依此版。感谢澳门大学王静宜博士对本期专题的帮助。

来书力辟功利，有志圣功。此由律己之严，尤本伤时而发。苦心孤诣，不图于熙熙攘攘中见之，甚盛甚盛。惟愚惧足下，陈义太高不适于普通心理。中人以下，审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将甘于自弃，而转即苟偷放纵肆无忌惮之图，贪势近禄，尤其小焉者也。则足下与人为善之心，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恶，此岂倡之者之本意，而人心反动，势必至兹。吾国讲学之风，不可谓不发达，乃为年数千，大儒数百，而民风砦窳，日甚一日，以至于今，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也。以愚观之，欲整饬吾国之伦理，当于儒先所持根本观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之律曰苦，今当易之曰乐也。夫天下积己而成者也，吾以一义律己，即欲人同以斯义律己。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康德尝立人行之本义曰：“尔之所为，当求合通则，通则者，尔以为如斯而适，又必凡人类皆以为如斯而适者也。”以苦为则，断非人类共以为适之端，苦之对义为乐，惟乐可语于是，故曰当易之以乐也。以乐为基而立为训，在欧土曰“功用主义”(Utilitarianism)。此义自伊壁鸠鲁以来，即成宗风,至边泌毕生倡之，学乃大备。穆勒为讲其义曰：“功用主义者，最大幸福主义也。凡行为之足以增进幸福者举曰善，与此背驰者举曰恶。幸福者乐之体也，苦之反也。不幸福为苦之体，而乐反之。”鄙意此主义者，最为平易近人。大师以此立说，学者决无戕性作伪之忧。法家以此定律，举国可收一道同风之效。信如斯也，凡事人以为可乐，而不至贻何人以苦者，皆为此主义所许。欲富贵，人之同情也。此唯叩其情之用法若何，而决不责其情之不当有。英人者功用说之子孙也。多以富为可羡，鲁西烈曰：“凡有可图之富，为其力所及者，英人莫不图之”，此其特性也。足下谓吾人希冀富贵而国以弱，独不闻英人贪富而国日强也耶？舜伊躬耕，于后来事业，无安排等待之心，固也。然古时政尚无为，出处特易地耳。大人养度，无取修学。而今非其时，安排为要，古之所谓穷达，权操人君，用世诚偶然矣，而今之政治，有才便须自用，等待抑又何妨？以此目为病痛，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似过当也。阳明谓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闻见之博，适以肆其奸，此诚有之。然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吾不能以为恶源，乃灭知识，以为奸薮，乃绝见闻。用阳明之说而不得当，必来绝圣弃智之说，收视返听之谈，而宇内进化之机，於焉凝滞，又岂得为通论耶？禹为天子，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号称美德。而有功高如禹者，饮食不菲，衣服不恶，宫室不卑，即谥为无德，亦未必然。人生於世，从其大多数言之，所欲率不出日用饮食之间，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自置妾当别论外，此种自奋之动机，并无不合。须知近世国家，唯一职志，乃在提振人民体质上之欢娱，戴雪推广边说，尝精求幸福两字之定义，谓幸福云者：“在使各种阶级，皆于法律范围以内，享有相当之娱乐。”所谓相当娱乐，实不外生活程度，与当时文明相应而已，非有他也。由斯以谈，吾国“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国家日以衰弱”，其故决不在人民之富于功利心，而别有在。且自愚观，苟有谓吾国陷于斯境。乃人民乏于功利心所致，与尊说适居其反者，愚转乐于赞同。何也？儒生多为不适人性之学说，国家不立淬励人才之法制，人生正当之功利心，无所寄托，遂迸出于贪诈倾巧盗贼奸宄之途也。荀卿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己。曰，若是则其说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愨[1]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是吾国儒言，亦时与西方功用之说相近。足下虽好儒，兹重或乃鄙之。然为立国计，愚深信荀卿，以为“至治”之道，实不外是，故不惜与贤者之意相迕，一强聒之，终不以为然，希更赐教。

附录朱存粹致《甲寅杂志》记者函

（注：原文无此标题，编者所加）

记者足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居今世而谈道德者，不目为迂儒，即斥为赘论。举国上下，或曰何以利吾国；或曰何以利我家；或曰何以利吾身。苟答者以孟子对梁王之言以对。闻着其有不笑而快走者，无其人矣。噫！此政之所以隳，国之所以以弱欤。余读王阳明集，至功利论一节而有感焉。阳明之言曰：“功利之毒，沦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铨杼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奸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傿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之事，而今之初小学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务，而其心则以为不如是无以济其私满其欲也……”斯言真有功世道人心矣。窃尝思之，人之常情，大别有二，当然之愿一也，过分之欲，二也。当然之愿，为义理中所应得者。得之不为僭，失之亦不惜。我苟胸中无丝毫功利存在，则凡有所得，即本分中所应得者。凡所作事，即可谓天下之务，要之始事时即不能有济私满欲之念，一心做去，则自得圣人之道矣。过分之欲，即非所应得者，不有不得为分内，有之得之则所谓侥幸也。且不应有而有，不应得而得，必有违背义理之处也。盖远背义理，侥幸以得之，则中功利之毒也。申言之，在我果无功利心，则所谓钱谷兵刑礼乐，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在我尚存功利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记诵辞章乎？斯则王氏言外之意也。朱之曰：“观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岂不足乐此以终其身。后来事业，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侍之心，便成病痛。”朱子之言如此，夫古人能认真救天下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人断断不是为富贵起见，虽无治天下之权，已有任天下之量。此身即天下之身，天生我才，即为天下。一日用我，我只有此一副本领，按照次序作去，成全平治之天下，故舜有天下而不与，禹为天子，而犹非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何尝有富贵之见存哉？夫安排等待，是希冀富贵终南捷径之流也。为富贵而安排等待，则患得患失，将无所不至矣。今之人或为宫室之美，或为妻妾之奉，或为所识穷乏者得我，失其本心，自觉不可已，遂不辨礼义而为之。地小不足以回旋，则思得繁要之职务；禄薄不足供挥霍，则思得倍蓗之俸给。犹自称名借号，以炫其美。若是者国中比比皆是也。原其所以安排等待者，何一计及于民，何一计及于国，无不欲满其过分之欲耳。呜呼，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国家日以衰弱，谓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吾愿国人三复王氏之言，余不白。朱存粹白

本文系“边沁的政法思想”专题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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