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版“低保”涨了八倍仍无法解决饥饿,巴西的通胀顽症|观察巴西·经济
4年任期内,低保开支共1577亿雷亚尔
“靠天吃饭”的经济环境
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时有个指标叫做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如果有个叫做气候依存度的统计指标,即反映国家对自然气候的依赖程度,我想巴西一定能名列前茅,因为没有一个中大型国家像巴西一样如此的依赖自然环境。
没有人能够否认巴西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大宗商品出口吧,不仅是采矿业,农业也是巴西出口商品的主要产业。
虽然巴西已经有了8340万公顷的耕地,且还不断向热带雨林索要土地。但是事实上却是,巴西的土壤十分贫瘠,严重依赖气候和工业化肥,原因在于巴西有约58%的国土呈酸性,高度沙碱化,导致土地自身缺乏肥力。
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靠天吃饭,虽然在现代农业科技的加持下,一场大旱过后不至于颗粒无收,但也免不了会粮食减产。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在2001、2008、2015和2021年均发生了一次旱灾,拿2021年的旱灾为例,这场91年不遇的旱灾主要影响了巴西中西部、东南部和巴拉那州,这些都是巴西的主要产粮区,其中巴拉那州受灾最为严重。
根据巴拉那州农业供应部(Seab)的统计数据,该州在2021/22的夏季遭受严重损失。主要产物大豆产量损失约为45%,玉米损失约为32%,总体经济损失达300亿雷亚尔。
近乎干涸的巴拉那河河床
在2021年受灾的地区除了是产粮区以外,还是重要的水力发电区。巴西煤炭质量差,水力资源却相当丰富,因此巴西将能源供应的重担放在了水力发电上,结果却造成了能源供应过于单一。
目前巴西的水力发电占能源总供应量的60%左右,于是在2021年的大旱里,巴西的电力供应也受到了威胁。伊泰普水电站(Itaipu) ,位于巴拉那州,是巴西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水电站,占巴西能源总消费量的10.8%。援引Globo的报导,受旱灾影响造成的巴拉纳河水位下降,该水电站记录了26年来最低的发电量,发电量同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兆瓦时,至2018年以来,已经累计减少了3000万兆瓦时的发电量。
发电量下降,电的出厂价格也随继提升,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电力机构在2021年为应对缺水而临时制定的价格阶梯制(Bandeira Tarifária),该制度使发电商在发电量减少时有权收取更高的电价。在价格阶梯制时期,总统博索纳罗一度将电价提高了50%,使电价最终达到了14.2雷亚尔每百千瓦时,这一制度最终在2022年的4月份随着电力供应紧张得到缓解而被废止。但是至2015年以来,电价仍已经上涨了114%,是同期通货膨胀率48%的两倍有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到了现代,巴西对自然气候也有着极大的依赖程度。每次旱灾的到来都会严重影响着生产效率,真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
经济过度的私有化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认识阿根廷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却连年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不景气,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为之费解。关于阿根廷经济差的原因,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以下两点:政府开支过度和经济过度的私有化。巴西也存在着这两个问题,但第一点并不算特别严重,因此我想主要讲讲第二点。
巴西大规模的私有化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国企改制。虽然两者的改革过程可谓是齐头并进,但是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首先是涉及行业不同。1998年是时任总理朱镕基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年,首要任务是为不堪重负的国企裁剪冗员和去除落后产能。推行力度之大、波及行业之深超人预料,5年后的2003年,累计有2818万名职工被砸破“铁饭碗”。部分国企在这次改革的浪潮中过渡给私人运营或引入私人资本,多数企业是传统制造业,对于如电力、通信等国家命脉行业仍牢牢地抓住。这也正是与巴西最大的不同。
巴西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为挽救经济采取的却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包括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解除进出口管制等。一通操作下来,本来就没有产品优势的巴西制造业就逐渐被放弃了,有且唯一受到资本青睐的采矿、能源、金融等行业的国企则被悉数变卖给私人资本,主要是外国资本。世界第二大矿业公司淡水河谷,巴西最大的石油公司Petrobras和一众依赖本国自然资源的重要企业悉数完成私有化。
涉及民生行业的私有化也在不断进行。现如今,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供电商Enel是一家意大利企业,全国20个机场由外国财团经营。中国在此过程中也不示弱,中粮集团和招商局分别拍下巴西第一和第二大港的经营权,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共揽获巴西10%的发电额和12%的配电额。
为什么要强调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差异?首先请大家先想想两者的基本运营模式。做制造业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培训产业工人、研发产品迭代等都是一个制造业企业需要考虑的,正因如此,即便企业是外资,对该国的经济也是有巨大贡献的(此处参考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产业链)。
直到2019年,巴西仅剩5大国企: 巴西银行、国家发展银行(BNDES)、巴西国油(Petrobra)和国家电力(Eletrobras),这5个国企总资产共4.8万亿雷亚尔,占国资总额90%,一共47.7万雇员。但是在今年6月,Eletrobras完成私有化,筹得资金337亿雷亚尔。关于该资金的使用途径,博索纳罗的亲信,经济部部长回应: “将用于总统先前承诺的在大选前的燃油补贴和Auxílio Brasil资金的发放。”
由于这些“现金奶牛”被私人资本吞并,是政府能直接获取的收入大大减少,加剧政府收支不平衡,平时政府尚可小规模发债应对,但是在极端情况时,就只能启动量化宽松政策,间接产生通货膨胀。再言之,公共事业的私有化也助长了物价的上涨。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资本是逐利的,比如,根据圣保罗页报对私有化的评论表明,私人资本仅仅对利润率在15%以上的公路项目产生兴趣。虽然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压制服务价格上涨,但是也无法忽视资本的声音。
央行缺少政策工具
首先,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巴西农业大国,为什么食品价格还上涨得这么快? 只是因为巴西的农产品在巨大的买家需求下大多数被出口了,所以在国际粮价高企时,巴西国内粮价也同样会受到波及。且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根据美元定价,所以雷亚尔汇率的涨跌也会对商品价格密切相关,也包括其他进口商品,影响巴西国内通货膨胀。插句题外话,巴西虽然是最大的产粮国,但是粮食的出口几乎完全由世界四大粮商和中国中粮集团控制。
所以维持汇率稳定是稳物价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国家通过央行稳定经济的手段之一。
之前说到外资流入巴西的大都是低风险、现金流稳定的行业,其实这也与巴西的基本国情相当,巴西缺少让海外投资资金将利润留在巴西的投资机会。但是随着最近几年本地互联网科技的兴起和发展,诞生出了一个投资的风口,资本流出的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
为了将外资留在巴西,央行动用的是第一个政策工具包——提高利率。既然资本青睐回报率,那么巴西央行就选择给出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利率水准留住外资,外资也选择将资金投入国债或其他与基准利率挂勾的低风险存款产品。
在上一篇关于银行利率的文章里忘了提到一点,巴西高基准利率的其他原因是较低的国家主权信用评价。银行一般会给贷款条件不佳的借款人更高的利率作为一定的风险补偿,对国家也一样。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巴西的评级是BB级,即为垃圾级,这也迫使巴西央行维持高利率水平,失去调节利率的灵活性。巴西的利率一直都很高,中国的利率常年在4%左右,而巴西通常在8%以上。
巴西的评级是BB级,与希腊、巴拉圭、越南相当
上世纪80至90年代超级大通胀留下的阴影影响着巴西人此后的消费习惯,巴西流行着超前消费的社会风气,以信用卡分期为首的各种信贷产品大受追捧。加息的另一个作用是打压消费,防止经济过热。为抑止消费,央行会相应对利率进行调整,但随着每次利率的提高,之后的提升效果只会越来越小。这就好比同样是25个基点(0.25%)的加息,在中国是大新闻,在巴西却是稀松平常。
巴西央行的另一个政策工具就是直接出手——买入市面上正在被抛售的雷亚尔。一般情况下,巴西央行会在外汇市场上拿出外汇储备进行外汇掉期拍卖和外汇期货交易的方式稳定汇率。
然而现实却是尽管巴西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且对金融交易征收极高的资本操作税(当前为1.1%,2010年是4%),但是其稳定汇率的能力却不尽人意。
巴西无法在外汇市场上稳定汇率的原因是历年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币值被人为地高估,由此容易造成外资出逃和引来国际炒家攻击。
政治不稳定就无需多言,长期以来,巴西的政治环境一直没有逃脱拉美国家的命运,很少迎来长期的稳定,而雷亚尔的真实价值从1994年雷亚尔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大幅高估。
1994年,雷亚尔诞生初期,巴西政府将雷亚尔汇率兑换美元固定在1:1的水平,这一汇率被严重高估。之后受1998经济危机的影响,雷亚尔兑美元汇率一路下跌至卢拉上台前的4:1。2003年卢拉上台后,由于一系列正确的的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上行,雷亚尔的汇率又大幅上升至2以内,该汇率被长期稳定2附近徘徊直至2014年。
早在2013年,工党政府在经济繁荣期时因其推行的福利政策产生的巨大政府开支在经济下滑时初现恶果,2014年巴西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在之后的2016年达到最高点1557亿雷亚尔。对此,时任总统罗塞夫将经济问题的矛头指向资本集团,随后引起了后者的反抗。最后,该总统被弹劾,工党任内的腐败事件和公共预算假账也被曝光,而在此期间雷亚尔也接连贬值。
原本在2019年博索纳罗上台以后,打算给雷亚尔“挤水分“,放任汇率下跌,但在临近年末,还是无法顶住国内压力,命令央行出手干预汇率。之后就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雷亚尔暴跌近40%,一度跌至6左右。2019至2020年的短短1年时间,巴西的外汇储备减少了500亿美元。这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对巴西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不信任。
巴西外汇储备变化图(单位:十亿美元)
在利率工具和汇率工具半失灵的情况下,巴西央行这个坏了的水龙头就很难对社会资金进行有效调节了。在博索纳罗的施政纲领里,央行独立是重要的一项内容,这意味着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在2021年2月巴西央行成功实现自治。
消费者物价指数(IPCA)修正制度
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好的,雇主需要根据通胀水平对劳工薪酬进行修正,削弱通货膨胀对收入的侵蚀。正因为该制度保护了供给方的利益,所以这一制度不仅被运用在劳动力市场,在租房合同、政府公债发行等需要长期支付固定账目的经济活动上,也都广泛采用了消费者物价指数(IPCA)或其他反映物价的经济指数为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依据。
但是同时这里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通货膨胀连贯化。生产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力成本、房租成本等受到通胀率修正而上涨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更不用提央行为了抑制通胀时采用加息政策而提高的借贷成本。当生产成本被提高而生产力并没有明显提高时,在维持利润率的情况下,产品的最终价格也会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延缓了通胀的周期。
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到经济产生正向反馈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对于社会而言是一段痛苦的过程。2022年6月,在此前疫情下经济活动逐渐恢复造成的消费需求旺盛和俄乌战争引发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下,巴西的通胀率接连攀升至一年近12%的高位。
IPCA的组成部分饼分图
除了常规的央行加息政策,巴西政府破天荒地宣布调燃料流转税(ICMS)由原先的25%至18%,预计为政府共造成约1150亿雷亚尔的税收损失。但这一措施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通胀率连续三个月呈下跌态势,当前巴西的IPCA已降至年8.73%。
木已成舟,在没有重大社会变革的前提下,可以预见的是,往后巴西的领导人也仅能对巴西这艘小船简单地修修补补,勉强前进。但同时巴西也是幸运的,巴西有着庞大的市场体量和自然资源,这个国家对外来人才和资本来之不拒,正因如此,巴西与邻国阿根廷不同,巴西有出现新的社会变革的条件和机会。
作者:梁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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