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走出七大认识误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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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月26日，“经济转型防风险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闭门研讨会暨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一季度金融分析会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会上发布人大重阳所作的《深化金融强国意识，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研究报告。该报告由执行院长王文、研究员刘英、助理研究员任巍、实习生曾茂霞执笔。本文系该报告的第一部分，刊于《国际经济合作》2019年第一期。
【中文摘要】“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目前国际国内对“一带一路”依然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出现了债权帝国主义论、马歇尔计划论、地缘政治威胁论、过剩产能转移论等各种论调。这些论调和误解或会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形成障碍，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拦路虎。本文就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七大误解，结合五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地调研和走访，利用建设“一带一路”的客观数据和事实，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客观、准确地认知“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用发展的、科学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收益，得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有利于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民福祉，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论。
【关键字】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互联互通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为合作重点，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建设的主体框架。
五年来，“一带一路”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理念[1]，以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取得了超预期的成绩。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投资额超过700亿美元，为沿线国家缴税数十亿美元，带来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新的理念，创立了新的合作方式，也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为沿线各国搭建了平等的发展平台，覆盖政治、经贸、投资、基建和民间交流等诸多领域，但仍然受到国外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以及国内习惯性抵触陌生事物的影响，国内外仍然对“一带一路”存在一定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是马歇尔计划论、债权帝国主义论、投资得不偿失论、地缘政治威胁论、“走出去”战略论、过剩产能转移论、政府主导论等七个主要误区。这些思想认识误区或将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因而需要走出误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1
“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上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2]。然而，“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在实施意图、经济内涵及附加条件等各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3]。
在实施意图上，马歇尔计划意识形态浓厚，服务于当时的杜鲁门主义。美国旨在通过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进而抗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根本意图是确立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一带一路”倡议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积极欢迎世界各国的参与。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助力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动贸易投资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与沿线国家一起搭乘经济发展的列车，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在经济内涵上，马歇尔计划为经济救助计划，形式单一，主要是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物质资源、资金和劳务援助，帮助战后西欧国家的恢复与发展，借此让西欧国家来购买美国过剩产品。与此相反，“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多种投资方式，既包括开发性银行的贷款，也包括投资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PPP）合作、商业投资等，并且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及水、食品安全、健康、气候变化等各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项目。“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直接通过投资这辆“马车”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提升产出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也能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共同发展。因而从长远来说，企业也将从“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得到丰厚回报。
在附加条件上，马歇尔计划在援助中附加诸多不对等、不公平的条件，剥夺了欧洲各受援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受援国毫无反对余地；还通过制度安排加强美国对西欧的经济控制，如要求西欧降低对美的关税壁垒、进口美国商品、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等。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采用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深化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并无任何附加条款，实质是在南南框架下实现最大程度的合作共赢。
在合作关系上，美国将西欧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形成被西欧所依赖的主导地位，进而谋求及维护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4]。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则是由中国发起、各国参与，不存在任何主导成分。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都是秉承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实质为中国是国际公共品的“搭台者”，各国才是真正的“演唱者”，这既非由中国“主持”，更非中国“独唱”，而是大家共舞共享的“众乐乐”。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理念的体现。[5]
在发展难度上，马歇尔计划仅是重建经战争破坏的西欧，但西欧各国仍具有复苏的基础，拥有先进的技术、人才及管理经验，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难度远高于此。一方面，“一带一路”截至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家组织参与，覆盖范围较马歇尔计划更广泛，且国家间的经济结构差异更为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主要拉动处于“凹陷”经济带、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初期，资金、技术及人才缺失。
总之，“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在结合沿线国家实际情况及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摒弃零和博弈、赢家通吃的旧思维，不追求排他性利益，坚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增进政治互信及民间友谊，通过联通欧亚大市场来助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与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
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变化（左轴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2
“一带一路”不是“债权帝国主义”，而是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外国学者曲解“一带一路”所创造的新词中，中国是“债权帝国主义”的论调最具有蛊惑性和煽动性。2017年末，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学者发表文章称中国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有“帝国主义形象”[6]。其中提及中国近年来收购或投资建设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希腊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构陷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而其原因是中国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来让中国控制其本国资源并让渡本国主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实为中国建构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此后，一些智库也开始援引类似观点。[7]
事实上“债权帝国主义”等言论完全经不起推敲。首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盟国家3%赤字率和60%负债率的静态标准作为“债务警戒线”，但这种标准不适用于新兴经济体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以此来衡量“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状态有失偏颇。
其次，债务不仅要区分存量与增量，还要看债务对应的是消费还是投资。发展中国家借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建设能力，并非借债用于消费，债务对应的是资产，是经济增长实力。同时，这部分债务仅占沿线国家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并且该债务创造的经济增长能够保障沿线国家偿还债务。比如老挝、纳米比亚等国家债务高企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的主权债务。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政府债务来自商业银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多边机构、其他国家政府，占比分别为38%、36%及26%，而中国“一带一路”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则属于其他国家政府中的一部分，债务相对数量并不高。发展中国家债务高企的部分原因反而是近些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美联储加息、利率提升、美元走强，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创收减少，借债成本高企。
最后，中国作为许多国家的“债权国”，从未试图以某些媒体描述的“债主”身份谋求特殊利益，而是利用资金杠杆帮助发展中国家创收。以近年来经济增速稳定在7%左右的斯里兰卡为例，中国企业通过透明程序公平竞争赢得汉班托塔港建设项目，并未受到特别优待，最终中国贷款建设汉班托塔将使斯里兰卡经济增长如虎添翼。对于谣传的中巴经济走廊债务问题，丝路基金第一笔资金16.5亿美元是投资在卡洛特水电站上的，不少类似项目是投资而非债务，故意混淆投资与债务是债权帝国主义论的曲解。
中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绝不是企图用债务手段控制他国主权来实现自身“帝国主义野心”，而是诚恳地用中国智慧为世界经济更好发展做贡献，用中国经验为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8]。国际上认为非洲陷入债务危机时，“热钱”乘势逃离，然而非洲的发展亟需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进而推动发展，中国则坚持与非洲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各项资金的支持以推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各类产业以及通讯、医疗等民生项目的发展，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因而，“一带一路”不仅没有侵害他国利益，反而是在向沿线各国“输血”的同时增强其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增加就业等自主“造血”功能，实现帕累托累进，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共赢，为沿线国家求发展，为当地人民谋福祉。正是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产生了“帕累托累进”效应才吸引了10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自贸区建设等深度国际经济合作，将沿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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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投资并非得不偿失，而是构建责任共同体
有人认为“一带一路”也是开发援助或单向援助计划，对外撒钱当冤大头，理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经济不稳定、地缘政治风险及安全隐患等，金融投资风险高，成本回收周期长，甚至无法回收，投资得不偿失。而事实上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巨大，并具有良好的投资前景。
首先，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贫困陷阱”中存在各类风险不可避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指出缺乏资本和投资是阻碍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根源，因此发展中国家提高投资量，突破技术陷阱和人口陷阱，能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内部资本积累提高投资量，亦或是通过获取外部投资，缩短积累时间。“一带一路”正是向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最终投资方也会获得相应回报。其中，老挝就是突出的例子，尽管老挝被称为重债穷国，但截至目前从未拖欠中国的银行贷款。据国家开发银行统计，其对老挝融资支持项目达29个，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行也在老挝有大笔贷款，但截至目前在老挝的贷款坏账率为零。伴随中老铁路全面开工，“一带一路”正将老挝的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经济从根本上好转，民众就会受益，重债穷国的帽子就会摘掉，由此“一带一路”老挝投资风险可控。
其次，沿线各国的主权与机构风险评级是由欧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评出，但这些评级机构在对内和对外评级时采用双重标准，这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公正[9]。三大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指标来源不仅在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且每个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不透明并各有差异，这都极大地影响了主权评级的科学性、严谨性和适用性。数十年的“中国崩溃论”的崩溃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评级屡遭三大评级的下调，但“与其说中国经济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10]，中国经济最终在一片唱衰声中迅速崛起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大国，西方渲染的“中国崩溃论”自行崩溃了。而值得商榷的是，无论是2008年美国深陷次贷危机之时，还是美国深陷债务困境政府停摆之时，三大评级机构都给美国以最高信用评级。因此国际机构评级结果并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及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参考，更不能作为投资决策依据。
最后，同样有媒体没有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了解，受西方媒体影响，盲目跟风，以偏概全，对部分沿线国家的安全问题大肆渲染，称其是恐怖主义盛行之地[11]。而事实并非如此，以伊朗为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曾为世界文明史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民风淳朴热情，只因此前受到美欧的制裁，国内经济才陷入低迷。随着伊朗改革逐步增强和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昔日的文化古国和能源大国或将重回巅峰[12]。由此，金融机构要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全面衡量、多方收集信息之后再做判断，不能根据片面的信息就草率地下定论。
在世界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投资正是助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跨越“贫困陷阱”、启动经济增长引擎，也是中国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等责任的体现。构建责任共同体就是构建世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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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共商共建共享
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亚太战略形成结构上的矛盾的观点[13]，由此认为“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工具。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是一项老练而渐进的外交战略，并非直接挑战当前已有的国际体制，而是着力创造北京可掌控或有实质影响的新平台，建立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国际新环境，进而制衡美方战略。[14]
实际上，“一带一路”源自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认的历史文化符号，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蕴含了两千多年来沿途各国人民交往的友谊及合作共赢的精神，这是美国亚太战略所不能比拟的。如今“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传承丝路精神，打造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增强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建设并非破坏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推动新机制与原有机制合作互补，做增量，完善国际秩序，与地缘政治论相去甚远。
再有从中国威胁论角度误解“一带一路”的观点，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提升中国实力，这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威廉·耶鲁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以往发起的倡议一样具有外交、经济和战略等多重目标，中国旨在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以消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周边国家产生的威胁感[15]。类似地，美国原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声称中国似乎想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把周边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扩大地区影响力[16]。
部分国家对于经济迅速成长的中国表示出不适应，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如此。而事实是，“一带一路”的中国威胁论无法站住脚跟[17]。在政治上，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巴基斯坦的“2025愿景”等，坚持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观念与各国协商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一带一路”倡议从政治对接做起，为经济基础提供上层保障，同时又推动经济的发展，由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良性循环。巴基斯坦正是鲜明的事例，近年来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巴方政府通过“利剑行动”努力剿灭恐怖势力以营造投资建设的利好环境，恐袭事件次数及频率大幅减少，降低了投资风险。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对恐怖主义起到了负面溢出效应。
在经济上，伴随着“一带一路”给更多国家带来切实的发展红利，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为友好合作的伙伴而不是威胁自身发展的霸权。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提升了沿线国家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吸引外资能力。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伊朗、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外资流入数据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中国也为沿线国家的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资银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两千多个，中国银保监会还与数十个“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正在织密一个覆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网。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了社会福利，助力民生改善，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被誉为“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将原来客运航段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平均上座率超95%，极大增加了民众出行的便利性。同时蒙内铁路将会使肯尼亚的铁路运力提升25倍，直接为当地提供3万余个就业岗位，拉动肯尼亚GDP增长2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政治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共赢，中国是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并不存在中国威胁沿线国家安全的论断。
总之，无论是从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还是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等地缘政治学说来看待“一带一路”都是不符实际情况的，“一带一路”绝无地缘政治考量，从来没有控制沿线区域的意图和想法，从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的历史和基因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中国也从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野心，而是坚持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冲突，坚持合作共赢而非冷战思维，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求合作、促发展、谋福祉。
2013.10-2018.11中国对外投资额及增速（左轴：亿美元，右轴：%）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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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是过剩产能转移，而是国际产能合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疲弱，国内产能存在过剩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时，不少人存在过剩产能转移的误区。实际上，“一带一路”是在供求原理指导下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而非转移过剩产能。
首先，产能过剩不等于产品过剩，产能指的是一种建设能力，是建成了的生产能力，比如钢铁厂具有冶炼钢铁的能力，建成能力本身很难转移。同时，过剩产能也不完全等同于劣质产能。产能过剩分为绝对产能过剩、相对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三种，是供需结构失衡的结果。其次，近几年中国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除了5亿吨煤炭产能和1.5亿吨钢铁产能，已经将过剩产能自行消化。再者，过剩产能也不会有人接受。沿线国家如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恰以原生态、绿色发展为特色，这正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绿色之路不谋而合，与中国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因而中国不会给这些国家转移或者输出过剩产能，这些国家也不会愿意接受破坏当地环境的产能。最后，中国是以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利用中国先进的技术能力和先进的装备，来匹配当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需求，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能，扩展与提升当地生产力，通过投资贸易引擎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这绝不等于将落后产能转移出去。
五年来实际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际产能合作机制，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与合作的，恰恰不是过剩产能，而是中国最具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比如高铁、基建、机电和航天科技等全球领先的优质产能，这是符合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规律。而惟其如此，中国才能收到世界各国的如此青睐，才能在中亚、非洲、东盟、阿拉伯国家等国际产能合作遍地开花。因此，“一带一路”正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大国分享工业化、信息化的经济发展经验，与各国的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沿线国家自身的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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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是单向“走出去”，而是内外联动
2004-2014年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了20多倍，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增长趋势相似。近两年，中国对外投资甚至超过了招商引资额。并且“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因而容易让人由此产生误解，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单向“走出去”。[18]事实是，“一带一路”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结合。
首先，约翰·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表明，即便是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同时仍在积极吸收外资，二者维持在均衡的状态。当前我国远没有到达工业化后期，目前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总额只是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中国正是通过“一带一路”的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工业化进程。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由此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解决内外联动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释放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市场的信号，利用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届进博会吸引了全球1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和40多万家采购商参加，6天线上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额为578.3亿美元。
最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处于“走出去”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对外投资较多，但内陆地区仍需招商引资。因而，一味追求“走出去”或导致不必要的投资风险及制造业“空心化”。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是给相对闭塞内陆地区打通了开放通道、增添了开放平台，如国家在陕西等内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总之，“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平衡内外联动问题，在“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引进来”，实现互联互通，共同做大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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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市场主体主导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政府提出，五年来也是由政府推动落地，因而国内部分企业及金融机构认为这是国家间的事情，有些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甚至不愿承担应有责任，对“一带一路”持观望态度，这给“一带一路”的走实走深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但“一带一路”倡议绝不仅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事务，更是各国各行各业的融合以及民心的相亲相通。“一带一路”以合作共赢、共同繁荣为目的，以向沿线国家创造发展红利为基石，旨在推动市场的深度融合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因而沿线各国政府只是起到推动与协调的作用，具体实施还需要各领域企业和机构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全面对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正是在双边政府的支持下，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合作方式，便于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截至2018年9月底，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等超过80个。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 主要境内实施企业 |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 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区投资有限公司 |
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 | 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越南龙江工业园 | 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 |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中尼经贸合作区) | 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 |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 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俄罗斯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 中航林业有限公司 |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 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 |
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区 | 黑龙江东宁华信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 黑龙江省牡丹江龙跃经贸有限公司 |
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 | 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 | 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 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 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 | 烟台新益投资有限公司 |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 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青山园区 |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 | 天津聚龙集团 |
表1：部分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截至2018年9月30日）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不仅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主体“走出去”，而且作为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伙伴，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分工来看，政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的融合剂，在大型项目的实施上是重要的信用指标和敞口；金融机构积极利用各国政府合作创造出的敞口，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结合自身的特点及优势，设计出一套适合“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方案，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为自身开拓海外市场创造机遇；[20]实体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积极“走出去”，在海外进行与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建造、交通网络完善以及能源资源的开发相关的投资和实行并购。“一带一路”市场主体参与，可以将原来位于全球产业链、世界经济边缘甚至无关的发展中国家，拉入全球产业链当中来，拉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尤其是拉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来，将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能够真正实现普惠，能够推动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因而，“一带一路”仍需坚持市场主体主导、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的原则，政府为各国企业的合作搭建舞台，企业则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惠及民生。
“一带一路”源于古代丝绸之路但是面向未来，由中国倡导但是属于世界。“一带一路”正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五年来，签署了170个共建的协议和备忘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取得的超预期成果，足以证明“一带一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首肯。而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杂音、噪音，需要区分是来自不了解还是意识形态的中伤，对于前者需要加强包括专家、智库学者及媒体在内的工作，对于后者除了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用事实来说话以外，还需要构建包括经济、金融、国际传播方面的话语权，从思想上统一认识，从行动上高质量共建，从成果上建设开放之路、繁荣之路、创新之路、绿色之路、包容之路、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存在债权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等威胁，而是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坚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平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挑战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正在推动以贸易畅通为合作重点的“一带一路”，推动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开启世界经济发展引擎，推动构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注释：
【1】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王义桅：《“一带一路”绝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求是》，2015年第12期，第55-56页。
【3】刘英：《“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9日。
【4】卢山冰，刘晓蕾，余淑秀，《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5年第10期，第36-43页。
【5】刘英：《“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9日。
【6】布拉玛·切拉尼，《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2017年12月28日
【7】王文：《“债权帝国主义论”不值一驳》，《红旗文摘》2018年第6期，第41页，摘自《环球时报》2018年2月27日。
【8】王文：《不宜过度炒作‘一带一路’风险》，《多维》，2017年第5期。
【9】江涌：《当前国际信用评级标准的奇异逻辑》，《金融博览》，2010年第8期，第18-20页。
【10】王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第22-24页。
【11】孙力舟：《在中东地区宣传“一带一路”的困难及对策》，《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1期，第73-78页。
【12】王文：《看待伊朗的另三种视角》，载王文：《大国的幻象》，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13】曹筱阳：《中美博弈：“亚太再平衡”与“一带一路”》，《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4期，第101-105页。
【14】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铮在《日媒：一带一路助中国领导亚洲对抗美国更有效》的观点2018年3月28日。
【15】吴素霞：《国外政要学者媒体视域中的“一带一路”战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第84页。
【16】杨国桢，王小东：《“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与理论探索》，《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01期，第75-81页
【17】刘卫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意欲何为？》，《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第33-35页。
【18】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误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0-34页。
【19】吴志成、李金潼：《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中国方案——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当代世界》，2015年第5期，第18-22页。
【20】闫衍：《“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中国金融》，2015年第5期，第32-33页；蒋志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主导作用》，《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9期，第59-62页；胡才龙：《关于“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相关问题研究》，《海南金融》，2015年第10期，第31-34页。
参考文献：
1、王文、刘英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 中信出版社 2015年
2、王文 看好中国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3、厉以宁 林毅夫等 读懂“一带一路” 中信出版社 2015年
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欧元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蓝皮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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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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