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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本文删减版刊于2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
核心摘要
- 把人员返程后到企业开工的防疫安全检查设置得更常态化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
- 民生物品“手速秒杀”现象不是“缺货”造成的，而是基于以往常态建立的供货体系不适应“宅+网购”局面造成的。
-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复工恐慌”？社会出现了信息混乱、前后矛盾的诸多现象，缺乏权威声音“一锤定音”。
- 作为制造大国，工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有韧性，短期不会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造成实质影响，但中长期会面临挑战。
- 随着全国返工潮的临近，物流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晴雨表，其在疫情之下的一举一动，需要多加关注。
元宵节一过，各地纷纷迎来复工。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调研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要加强经济运行高度，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人民最终战胜疫情、恢复生产坚定了信心，也对如何在人流量骤然上升、确保“抗疫”与经济两不误的高难度工作指明了方向。报告提出对于防控疫情，要做好从“战时”状态转向“常态化”机制准备，同时避免“一刀切”，明确复工标准，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允许防控达标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目前，“复工潮”的新形势下，我们认为，需要对各地采取的“战疫”措施能否顺畅与疫情背景下的复工要求相衔接进行一番细节化、特殊化的梳理，识别需要注意些什么、防止哪些可能性，才能适应好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开工状态。为此，我们通过调研，提出务实的九点建议，供地方上各级决策层参阅。
近日，多地政府严谨地发布了复工通知，对防疫与复工“两手抓”做出详细要求，这既是应对疫情大局所需，也是对企业负责之举。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不止一例复工政策执行起来出现犹疑、反复的状况，使一些未能按预期实现复工的企业信心受到意外打击。例如，某市先是通知要求全市企业复工实行申报备案制，分类分区分时段有序复工，并上线了企业复工线上申报平台。符合主体责任落实到位、防控方案制定到位、联动防控机制到位、员工信息排摸到位、防控物资准备到位、安全生产保障到位等“六个到位”的企业即可提交复工申报。然而几天下来，全市申报复工企业数近3万家，获批仅一百余家，被戏称获准复工难度相当于“幸运大抽奖”。很多自以为达到复工标准的企业大失所望，其信心和热情大受打击。如果有关政策执行时，把“前置条件”设置得更灵活，而把人员返程后到企业开工后的防疫安全检查设置得更常态化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各地方也需要与企业加强日常沟通，及时了解企业动态，及时反馈长链条的政策信息。对企业来说，也需要在相关疫情防控机制和物资准备到位的情况下，做好复工复产的应急预案和调整机制，做好应对非预期内调整情况的物质、资金和人员准备，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稳步高效地实施复工生产。
从总体上看，在“疫情”期，副食品、日用消费品等民生物资在各地的供应是充足的，但从分布角度看，由于大量居民“宅”在家里，电商APP里包括生鲜在内老百姓“最需要”商品几乎天天出现一旦显示“有货”就被“秒抢光”的现象。一些不熟悉网购的中老年人被迫出门到实体超市购物，甚至是在缺乏口罩的情况下出门，加大了传染风险。目前，社会上出现大量家庭短期囤积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行为，医用口罩、医用酒精等防护用品价格居高不下，“一罩难求”，蔬菜、肉食以及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1月CPI上扬至5.4%，为8年来最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0.6%，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7.7%，八大类价格同比全部上涨，环比价格中也仅衣着下降0.5%。需要看到，民生物品“手速秒杀”现象不是“缺货”造成的，而是基于以往常态建立的供货体系不适应“宅+网购”局面造成的。在目前条件下，需优先保障一批民生领域、防疫领域生产企业升级防疫条件，通过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增加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指导地方引导商业企业增加商业库存，充实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储备以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对生活必需品保供的重点企业给予贷款优惠利率等政策支持手段，来稳定保供。物价稳，则民心稳，打好防疫“总体战”，稳定物价、保障供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复工潮”下，回城人员对家乡所在地的权威防疫信息有迫切需求。然而，我们注意到，当前，各地普遍存在信息出自不同主管部门，然后淹没在自媒体信息“海洋”中难以分辨的现象。现在，一场经济保卫战正在打响，但社会上仍然蔓延着对复工、复产的疑虑，自上而下的指令虽达，但自下而上的信心未至。不排除出现“形式复工”、“出工不出力”、“出工不出活”的假复工现象。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复工恐慌”？病毒传染性强弱、被隔离的可能、没有效治疗药物等原因可能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出现了信息混乱、前后矛盾的诸多现象，缺乏权威声音“一锤定音”。从空气不传播再到人与人传播，从服用双黄连有效到隔夜辟谣，从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改口称“新病毒是非典”系口误，这样的信息混乱状态，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来说难免有恐惧。此时，需要调查真相，需要有组织的进行更高质量的发声，让权威声音为社会普发定心丸！四、中小企业债务切不可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月9日，财政部提出加大对防疫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财税支持力度。央行在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1.7万亿资金后，又于2月10日起发放首批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此前部分银行已通过“先贷后借”的报销制方式向各地重点企业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利率上限3.15%。发改委允许企业债用于借新还旧，支持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支持企业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项目建设。开设“绿色通道”，实行“即报即审”。其它部门以及浙江、广东、北京等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帮助企业尽快复工。这些政策无疑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给今年经济发展和各项任务的完成鼓舞了信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措施有的是原则性的，难以传导到基层，有的可能对大企业可能有利，但是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比如，目前地方政府普遍财政压力巨大，为企业减免税费存在难度。在这场疫情中，受伤最大的中小企业，大多是从事人员密集型、服务型的行业，比如餐饮、培训等，不少都处于在生死边缘。因此，建议地方政府，能够真正从保就业、促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精确施策，借鉴“滴灌”方式，建立更加强有力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让大型商业银行放心、愿意向它们放贷；同时积极减免中小企业第一季度的各种相关税费，灵活处理劳资问题，让中小企业真正活得下去、转的起来，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贸易争端加上外需疲弱，叠加疫情影响进出口，WHO将新冠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同时强调不建议对中国人员和贸易进行限制。但截至2月初已有超过1万个国际航班被迫暂停，上百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人员和贸易进行限制或加强检验检疫。节前受疫情影响富士康宣布关停所有中国工厂，苹果供应链告急，而停产停运影响了进出口贸易。从历史看，新冠疫情对外贸外资的影响超过非典，2003年10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人员和贸易，北京、广东等十大省市的外贸出口备受打击，由于5月出口环比下降30%，尽管食品占比不到5%，但是食品农产品降幅超过80%，而中国当时刚入世全年仍保持30%的增速。从国际来看，十年内另外五次PHEIC也严重抑制出口贸易，美国金融危机叠加流感病毒导致2009年进出口贸易跌到谷底，巴西因赛卡病毒病毒影响2015年经济增速降至低点，期间被证明，2016年奥运会之后才有气色。从三驾马车来看，尽管净出口是需求侧最小的一辆马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会收窄。需要加速进出口复工复产，主动对冲疫情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稳定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我国要加速复工复产，提振进出口，稳定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作为制造大国，工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有韧性，短期不会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造成实质影响，但中长期会面临挑战。
比如，富士康上海、广州工厂2月10号开工，其他工厂据所在地陆续复产。为稳外贸、稳外资、稳定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位，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要加速复工复产复运，特别是伴随疫情好转抓紧重振出口，一是考虑设置专区、专厂、专人、专线，复产推进出口。二是加大对进出口企业的财政金融就业物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三是加大对跨境电商的相关支持力度，增加网上贸易、电子商务，促进企业电子贸易。四是加强中美经贸合作与协调，中美贸易协议执行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影响，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增加对美的农产品、医疗产品等进口和对美机电等相关产品出口。对返城须隔离观察14天的居民来说，网购成生活必需。然而，全国高速路网上任何一个点出现的拦车乃至封路现象，都会造成物流中断导致的频频“被取消订单”体验。而许多城市的小区门外，频频出现快递堆积如山。过于严苛的防疫环境，不少省市物流行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疫情倒逼，物流运输需求旺盛，相比于往年，物流企业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中显得异常繁忙且人手不足；另一方面，不同省市出于疫情控制需要的封路封城、按车牌管理等政策，让物流企业具体到不同网点的复工面临不少条件限制；而在国际上，一些国际航空公司停止往返中国的飞行，或者大幅度减少航班，更加造成物流拥挤、物资上涨等现象，而这对急需将医疗防护物资送到病疫灾区的难度加大，同时加大中小物流企业的经营成本。随着全国返工潮的临近，物流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晴雨表，其在疫情之下的一举一动，需要多加关注。对此，不妨在疫情较低的城市、以及在一些城市的部分疫情较低的区域，加速快递物资的分发，在最后100米的送收环节，解决居家隔离者的燃眉之急，最终提升民众在疫情期的生活舒适感，缓解社会焦虑感。人类的物种演化史就是一部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从大历史视角看，防疫是一门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它大大降低了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但不可能把病毒完全消灭掉。需要认识到，防疫不等于治病，防疫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卫生习惯的塑造使人尽可能避免被感染。因此，防疫，重点在于它是一门公共治理，而非等人生病了再救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开展了防治鼠疫、霍乱的卫生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继续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条件和人们的卫生素质和习惯、减少了疟疾、血吸虫病、非典型肺炎等疾病的传播。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称，中国在1949年以来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可以引领全世界的壮举，并表示乐于支持中国把好的经验和做法介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今我国又站到了防控传染病的前线，举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抗击疫情的阶段性成果获得了数十个国家近百位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积极评价和支持。当前，在经济和技术的新条件下，需要把防疫这门公共治理的艺术在公众中进行新的普及和升级，而不应把它视作“凭个人修为”的个体行为。作为公共治理的防疫已经塑造了人们用肥皂洗手、喝烧开过的水等日常行为，把历史上是社会生活中某种“常态”的传染病疫情变成了“偶发”事件。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传染源与普通人的距离可以说已经做到前所未有地远，但与此同时，人与人在信息空间中的距离却又前所未有地近。在此背景下，防疫也应从“关于生理的治理”延伸到“关于心理的治理”，把恐慌情绪的蔓延纳入公共治理考量。因此，让公众从宏观图景上理性认知疫情风险分布，也应成为当代防疫的重要一环。自2003年“非典”以来，滥食野味的危害已引起普遍重视。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暴露出“野味”问题并未很好解决。随着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环境破坏的加剧，不排除会出现更严重后果的可能。其实，不少民众对传统饮食文化有误解，让饮食文化成为野味的“背锅侠”。一是将吃野味与传统饮食文化混为一谈，推动非法行为的合法化。一些人认为吃野味“补”、“鲜”，有食疗的效果。例如一些野生动物如猫头鹰、穿山甲、果子狸等被认为有强化某些身体功能、治疗一些疾病的效果。但大量野生珍稀动物是国家保护动物，食用野味本身存在违法犯罪的可能。有这一特殊癖好人员喜欢打着传统饮食文化的牌子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正名”，混淆违法的界限，扩充食用野味的灰色地带。在这方面，需要严格立法进行禁止。二是借用传统饮食文化的概念推广野味销售。一些商家为了推广野味，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上野味，会借用传统饮食文化的概念来推广野味的食用，吸引更多的顾客。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统田园化的狩猎已经变成了工业化的猎杀、并且形成了捕猎、催肥、制售等多个加工环节。野味市场涉及从业人员越多，利益链条越长，越难以进行有效监管。三是“一刀切”关闭各类生鲜市场，并不能根除野味市场的非法食用制售。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野味食疗作为有着一定社会基础的陋习，只靠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介入难以做到长期有效的根除。应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滥杀滥食野味的问题。建议除加强科普、健康饮食的教育外，要广泛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禁止滥杀滥食野味的行动中来，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的执法力度，消解食疗野味的土壤，斩断野味市场利益链，让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我国传统饮食文化正名。
公共卫生防疫属于公共治理领域。复工后，公共治理应继续发挥作用，不要把防疫的责任一股脑“甩”给企业，让公司治理充当公共治理的“接盘侠”。最近，围绕开工与不开工的问题，舆论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开工后是否会引发大规模传染，如果能够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保证不会传染，开工也无可厚非。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较强，甚至出现了无症状感染以及传播的案例，因此，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就是如何从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做好复工后企业的防护工作。从公共治理的角度不妨从以下几点入手：国家权威卫生防疫机构制定科学的准确无误的防护指南，并发放到或者是传达到各个企业单位。派驻专业的防护联络员入驻企业，或者是分区域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进行定时定点检查和指导。确保企业防护物资的供应，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设置心理咨询热线，及时为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的员工进行心理疏导。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非必要企业尽量采取线上办公的模式。企业成立专门的防护小组，确保每天的防护工作顺利进行。以部门为单位实行“方块”化管理，每个“方块”设置一名负责人，分包到人。尽量采取视频会议等方式开会，以线上点名打卡取代指纹打卡，避免不必要的接触。此次疫情正逢“春运”往返时段，使防疫与空间经济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互联网与高铁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把整个中国经济连成同一张网，在疫情到来时，这张网给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带来压力，但善用新的治理手段的话，它就是应对疫情的最有利条件。（课题执笔人：王文、贾晋京、卞永祖、曹明弟、刘英、刘玉书、杨凡欣、关照宇、王鹏、刘典、陈治衡、张婷婷、张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