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景观设计大师的生态修复之旅 | 绿色中国人物榜
“俞孔坚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景观设计师之一。他的设计作品以及他的演讲和教育活动的知名度，对专业人士和学生以及更广泛的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机会改变人们对这一职业的看法。”——这是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评审团给予俞孔坚的颁奖词。而获奖之后，俞孔坚说：“这个奖能颁给中国学者，是对中国城乡生态环境建设成果的肯定。”
“所有艺术之母”，这是英国景观设计学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杰弗里·杰里科爵士给景观设计下的定义。10月8日，以其名字命名的国际大奖颁给了一位中国学者。这位学者就是俞孔坚。
这个奖项被誉为“人居环境及景观设计学与风景园林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景观学与风景园林界最高终身成就奖。但对于俞孔坚而言，这只是他生态修复之旅中的一个小小驿站。
赤子最忆是乡愁
浙江省金华市，白沙溪和婺江的交汇处，有个叫东俞的小村庄，俞孔坚就出生在这里。年少时的经历以及浓浓的乡愁，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设计作品，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初春在小溪里抓鱼，仲夏在溪水里游泳。牵着水牛看它在水边和田埂上吃草，村前的风水林，村口的大樟树，村里的水塘……大自然的一切，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给了他设计的灵感，成了他作品的灵魂。
从小他就知道，每寸土地和每滴水都非常珍贵。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合理地设计和管理土地和水，遵循自然循环节律，避免浪费并懂得适应。他和乡民们敬拜土地爷、水神、传说中懂得规划土地和管理水系的大禹，敬仰那些适应自然、开荒辟地、充满智慧的祖先。
本该读书的年龄，无学可上。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学习如何种地、如何管理……
1978年的一天，一切发生了改变。夕阳西下，他骑着水牛回家。从部队转业到村里教书的退役军人周章朝叫住了他：“你有机会上学了！”他高兴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争分夺秒地恶补荒废的初中课程，勉强考上了高中。
1980年，他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成为当地农村中学300多名应届生中唯一的幸运儿。这一年，他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园林专业全国统一招生的30名学生之一。
不善言谈的俞孔坚，师从全国最好的园林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创始人汪菊渊院士，他的硕士论文导师陈有民教授，以及孙筱祥教授、陈俊愉院士，他还在孟兆祯院士等大师们身上学到了许多。
离开满是泥土的东俞村，在首都北京为城里人建造花园，这对他和父母而言，都曾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但毕业留校任教，开始雄心勃勃地为城市建造美丽花园时，他却发现远方的家乡已遭到破坏。神圣的林子消失了，香樟树只剩下树桩，清澈无比的小溪成了采砂坑，鲜活的鱼儿不见了踪影……
身在都市，他却时常想起东俞村和白沙溪，想起村里的父老乡亲。他反问自己：除了在城市建造园林，还应该做些什么？除了城市和城市花园，那些养育全国约3/4人口的广大国土，是否也在期待着自己的呵护？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在他的内心深处愈来愈强烈。
在2020年10月8日的线上+线下颁奖仪式上，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受国际景观学与风景园林联合会委托，给俞孔坚（左一）颁发杰里科爵士奖证书。
深刻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他萌生了出国深造的想法。1992年，他被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录取。在他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时间里，他与景观和区域规划教授卡尔·斯坦尼茨、景观生态学家理查德·福尔曼、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专家斯蒂芬·欧文等颇有造诣的学者们一起学习和研究。在学校走廊里，他常常能遇到生态规划之父伊恩·麦克哈格、当代景观设计大师迈克尔·范·沃肯堡、城市学研究权威彼得·罗等知名学者。对他而言，遇见他们，和他们探讨学术、碰撞火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更是将求学时接触到的中国当代造园大师的思想，与西方最优秀的设计理念相互碰撞、有机融合的好机会。
景观生态学与城市生态学、以人为本的都市主义、景观感知与进化人类学、景观与建筑现象学等学术和思想，启发了他的左脑。而彼得·沃克、劳瑞·欧林、迈克尔·范·沃肯堡、理查德·海格、玛莎·施瓦茨、彼得·拉茨、伯纳德·屈米等当代大师的设计作品则激活了他的右脑。
他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时期。他发觉自己常常处在对立观点形成的张力之中。规划是一个可辩护的政治过程，还是一个遵从自然生态的理性过程？如何将艺术与生态统一在一起？对这两种关系的探讨，令他兴奋不已，也一直是他学术研究、专业探索的动力。
科学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与艺术的统一，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设计追求。
加州的拉古纳海滩，风景如画。毕业后，他被SWA城市设计与景观设计公司录用。在那里，他与设计大师合作，为蓬勃发展的亚洲国家开发商规划豪华房产和新城市发展项目。
眼前是蓝天白云、棕榈海滩，笔下是豪华地产设计，脑子里是新城市宏图美景，过着舒适安逸、自由惬意的生活，他却品尝不到期待中的快乐。他知道，在大洋彼岸，家乡故土正面临巨大挑战：城市的老旧建筑被推倒，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泊和湿地被填塞、被污染，河流被渠化硬化，公共广场和景观大道建设成为时尚。所有这些景象，都与他理想中的宜居城市和自然景观截然相反。
他十分清楚，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挑战：众多城市空气污染，洪灾每年造成巨大损失，400多个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大面积地表水、城市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在过去的50年里，大量湿地消失不见。
他从加州飞回祖国，开始践行自己用景观设计修复生态的诺言。
此生最爱桃花源
1997年，回到祖国的俞孔坚，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授。他和挚友李迪华一起开启了景观设计学的课程，从3名学生开始，建立景观设计学科。
那时期，人们仍习惯于把他简单地看作“造园师”，认为他与城市发展、土地和水资源管理、防洪和生态恢复等关于国土、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的问题毫不相干。
支撑他在生态修复之旅中前行的，是“桃花源”的传说。在他眼里，景观设计学就是一门可以修复桃花源的学科。他要呼吁更多人看到景观设计学的重要性。
俞孔坚主持设计的广东省中山市岐江公园，体现了工业遗产地的生态修复和再用（2000年）。
创办《景观设计学》期刊，传播新理念。邀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做讲座、举办了15届景观设计学相关的国际会议，以此教育动员更多的人积极推动达成共识。他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如今学院已有200名在校生，600多名毕业生在这里学业有成。
他践行的是生态优先的逆向规划，致力于推动相关政策的变化。他认为，当下务必立即采取行动，以遏制不可逆的破坏行为。他强调保护现存的、关键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休憩资产，尽快划定不建设的底线。
他意识到，扭转传统规划造成损害的唯一方法，是说服决策者改变相关政策。那时候，他马不停蹄为各地市政决策者和部长们做了300多场讲座、演讲。他给高层决策者乃至乡镇领导写信、探讨，影响他们回归桃花源。
2006年，他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一项提议。他提出的概念，可以帮助识别和保护重要景观，维护它们的自然、生物、文化和休憩价值与功能，最终保护对人类社会可持续性极为重要的生态系统。这项提议推进了国家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和生态红线划定的进程。
“大脚革命”最自然
俞孔坚设计思想的内核是“大脚革命”。
中国历史上，年轻姑娘为了所谓的漂亮而被迫缠足。如今的城市建设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对文明的误解及审美的扭曲，他将此定义为“小脚都市主义”和“小脚美学”。
一方面，过度依赖工业技术和钢筋混凝土的灰色基础设施缺乏韧性，带来能源和材料的浪费，丧失自然的、生态的韧性与活力。另一方面，拥有畸形的“小脚”审美观的人，却拒绝大自然内在的健康和生产力。
他是“大脚革命”的倡导者。他希望能够唤起对城市与自然审美观的变革，走向生态文明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他是“大脚革命”的创立者。他创立的“大脚革命”包括3个层面：规划和保护“大脚”，跨尺度构建生态基础设施；让“大脚”做工，吸取传统生态智慧，发展基于自然的生态工程技术；使“大脚”美丽，发展新美学并构建“深邃之形”。他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保护那些可以确保自然过程安全与健康的关键空间格局。他在设计中，吸取古代生态智慧，特别是农业智慧，创新基于自然的生态工程技术。通过造梯田台地、水池坑塘，桑基鱼塘、垛田浮岛等传统农业技术，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生态工程技术模块，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大规模进行生态修复。
他更是“大脚革命”的践行者。
浙江省台州市永宁江。他将水泥驳岸重新设计为生态堤岸，城市河道成了“雨洪公园”，削减至少一半的洪峰流量。通过创建季节性的自然湿地来维持自然过程，展示了一种用于防洪和雨水管理的生态学途径。
俞孔坚主持设计的哈尔滨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通过绿色海绵，营造水弹性城市（2011年）。
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市。他将群力湿地公园变成了“绿色海绵”，可过滤并储存城市雨水，提供保护原生栖息地、补给含水层、提供休闲娱乐、审美体验等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促进整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金华江的燕尾洲。他通过塑造具有水韧性的地形设计和种植设计，适应季节性洪水。他设计的桥梁和路径系统不仅可以弹性地适应洪水，还可灵活地为人们所使用。
在海南省三亚市的东岸湿地公园设计中，他采用简单的挖填方法，沿公园的外围创建了一条基塘链，用以截留和过滤来自周边社区的城市径流。在公园的中心区域则用泥土和土壤建造人工岛，种植榕树以营造水上森林。这一人工湿地系统可容纳83万立方米的雨水，显著降低了城市洪涝的风险。
在上海市黄浦江沿岸的后滩公园设计中，他营造可再生性的景观系统，不仅修复了受污染的河道及退化的滨水区，还兼顾了美学价值。这个公园每天可吸收2400立方米水中的磷和其他营养物质，生产的净水可供5000人使用。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红树林公园，是他完成的另一个基于自然进行生态修复、实现气候韧性的案例。他找到有效且经济的方法，来重建因城市快速发展而遭到破坏的红树林栖息地。短短3年内，位于城市中心混凝土防洪堤内曾经了无生机的废弃土地，已生长为红树林和游人共同的乐园。
中国大面积的城市土壤受到污染，传统的修复方法通常非常昂贵。他在天津桥园公园项目中，展现了通过基于自然的土壤修复，开启自然自我修复的过程。
在秦皇岛市的河流整治过程中，他引入了一条“红飘带”，将杂乱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了有序的城市公园。这条500米长的飘带蜿蜒穿梭于自然地形与植被之间，集照明、座椅、解说和标识系统的功能于一体。项目展示了如何通过最少的干预，创造高品质的城市景观，并使河漫滩自然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保留。
在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景观设计中，他借助稻田元素定义校园的形态，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环境。他认为，这是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与粮食生产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示范性策略。
他以“都市农业”概念设计衢州鹿鸣公园，在高密度的新城建设之中，结合作物轮作的种植方式和低维护花田，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园。步行道、栈桥和亭台组成的高架游憩网络漂浮于人工农田与自然山水之上。这片荒芜的、失于管理的城市废弃地，涅槃为丰产而美丽的景观，保留了场地的生态和文化的格局与过程。
他设计的广东省中山市岐江公园，证明了将原有建筑与其他构筑物融入新景观的可能性。场地仅增加了部分乡土植物，原有的植被与自然栖息地均被保留。同时，原有的机器设备、码头等都被保留下来，赋予了新功能，延续了美育价值，传达出“野草之美”的环境伦理。
20多个风雨春秋过后，他在中国200多座城市和10多个国家建设了500多个项目，呈现了众多可复制的模型，可在不同的尺度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人居环境，从而改善和修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20多年来，他一直在与日益恶化的城市生态和环境作斗争。他出版了25部书籍、发表了300多篇论文。2012年、2016年，他分别当选为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17年被授予意大利罗马大学荣誉博士，2019年被授予挪威生命科学大学荣誉博士。
在他的脑海里，常常会想起大禹王，及其改变世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智慧和宏伟愿景。更多的时候，他会想到用双手和简单工具改变和创造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农民。他希望自己能像大禹王一样去思考，像农夫一样去行动！
在他看来，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是强劲警示——任何自以为可以征服自然的想法都是愚蠢的。与气候变化危机一同席卷而来的全球疫情，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创造能够治愈人类身心的景观和修复地球的健康是何等重要。
为此，他还要在生态修复之旅上继续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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