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在手：带你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百年光辉历程

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积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不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事求是探索出一系列管党治党规律。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以下简称《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一书，采用大事记的方式，对这些规律进行了详细梳理。本书详细记录了从1921年7月至2021年6月百年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事件。用规律总结历史、思考当下、引领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 编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汇聚反腐倡廉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针对不时发现的党员干部违犯群众利益和贪污腐化现象，全会通过《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党内规范性文件首次完整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还一直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对失职者要追究责任。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99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为落实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在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个方面”。通观《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一书，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有效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良好局面。叙事准确、内容详尽，能迅速方便地从历史中找到借鉴，这是本书一大特点。其实，可供借鉴的不仅仅是过往所作决策部署的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决态度、“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力度，以及其中包含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廉洁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品格，坚持把反腐败斗争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员的条件标准，并对党的纪律和监督作出规定。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特别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此后，“纪律”“廉洁”“作风”“党的建设”等字眼，频频见诸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毛泽东曾指出，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党和军队“加强纪律性”，才能实现“革命无不胜”。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内文

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到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一条重要原因是，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管党治党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生存危机，但仍掀起一场场“反腐、肃贪、倡廉”的红色风暴。1932年5月9日，中央苏区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被枪毙，他成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反腐败斗争开始在体制上有所依托。《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列举了不同时期我们党开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包括建设廉洁政府、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加强廉政教育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经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风廉政建设一直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分析腐败的危害，强调“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部署了“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战略任务，为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这为从严管党治党、坚决惩治腐败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以科学辩证理念和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个务必”“进京赶考”“反对四风”“八项规定”……这些平实而犀利的词汇背后，都包含着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不同时期，面临的情况不同、问题不同、任务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标本兼治，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创新理论是管党治党的指路明灯，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从延安整风运动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到党的十八大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本书中记录的点点滴滴，都体现着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把革命理想转化为砥砺奋进、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一百年来，我们党顺应形势变化和现实所需，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的关系，制定不同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战略。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初期，党在抓治标惩处的同时，也不断采取一系列思想教育、制度防范举措。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一度呈现滋生蔓延势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着力治标上，集中力量惩治腐败现象，取得良好效果。但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难以根治，其深层次滋生腐败问题的土壤和条件未被铲除。因此，党中央提出，反腐败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内文

党的十八大之后，无论是“打虎”“拍蝇”“猎狐”，还是巡视巡察、“打伞破网”和加强党规国法建设、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无不体现标本兼治的重要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百年管党治党规律不仅告诉我们从何而来，也昭示着未来去向何方。读《党风廉政建设百年纪事》，回顾党的反腐倡廉思想，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李自强，原题《坚持不懈探索管党治党规律》，载于2021年7月2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内容简介本书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组织编写。全书按照编年纪事，着重记载从1921年7月至2021年6月百年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事件，包括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纪委重要会议、重要法规、重要工作，各地创新做法等，是学习了解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光辉历程的权威读物。1921年大事记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对党的纪律和监督作出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大会进行到7月30日晚上，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法租界巡捕的骚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大会还通过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从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6个方面作出规定，并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纲领明确了党员的条件标准：“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还对党的纪律和监督作出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员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财务委员；“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11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事项的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以前，党员都要达到30人并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超过2000名团员；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1个以上；中央局宣传部要出版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20种以上。同时要求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要依新章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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