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 陆昕清：我在非洲做农业
编者按
清华求学数年间，在考试周期间的坚强求生，在学生节与DDL之间的痛并快乐，在毕业论文与工作申请间多线作战，当离开清华的时候，这些毕业生留下了怎样的故事？他们走上职场后获得了怎样有趣的经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学长学姐们讲述最真实的生涯故事，分享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陆昕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先后加入麦肯锡和盖茨基金会。2018年搬到肯尼亚，加入了AGRA，一个致力于发展非洲农业的非政府组织。
离开清华的时候，我想象自己会按部就班的走上一条主流的职业发展道路：读研究生，投身金融或者咨询界，在每周55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和日日夜夜对着Excel表格的日子里，从萌新小白一步一步熬成合伙人。没想到这一刻落笔的我，已经打包了自己在内罗毕生活了两年的所有行李，准备登上前往巴黎的飞机。
从清华经管学院出发，在牛津和世界碰撞，麦肯锡和盖茨基金会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两年前我搬到了肯尼亚，在一个非政府组织推动中非农业合作。下一步，我将再一次出发，前往巴黎政治学院就读环境政策。山本耀司在一个采访里说：“一个人的自我，是在关系的碰撞中形成的，厉害人物，是和厉害的东西去碰撞，也要敢于深入你黑暗的潜意识深处，这样你才能看到更多。“ 这是一个我与世界不断碰撞，寻找自我的故事。
与世界相遇
清华毕业以后，我选择在牛津的Said商学院就读金融经济学硕士。这一年的求学经历，我原本以为只是简历上金光闪闪的一行字或是毕业后求职有用的敲门砖，没想到却成为了改变我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分水岭。第一次在外求学的我，第一次与整个世界实实在在地碰撞了一次。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学院的正式晚宴上，在哈利波特式的长桌上，与对面并不熟识的学院同学争辩中国地理、民主政治、核能源、素食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种种。在牛津，同一个项目和同一个学院里的同学动辄来自超过几十个国家五大洲。每看到同学在饭桌上为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争得面红耳赤、或是年轻人在模拟联合国上假装自己是国家领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一开始也会暗自发笑：明明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却操着国家元首的心。
但渐渐的，这对我的世界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认识到自己不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是作为一个“地球人”的存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地球存在，这也就意味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与我这个个体丝毫无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千年前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当地球另一边的火山爆发10分钟就报道在因特网上，“天下”变得比从前更近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关心“天下”的事呢？
有幸加入麦肯锡，给我提供了一个积极参与 “天下事”的最佳平台。我参与了许多个政府和公共领域的项目，其中有两个最有趣的两个项目。第一个是给东南亚某国家政府做全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项目过程中与数十名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发展机构的专业人士做访谈，了解不同交通的优劣和建筑成本；也访谈了不少政府部门人士，给出关于国家财政和融资规划的建议。在这个项目里，我第一次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给全球基建发展和产业合作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和机会，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挑战，其中包括劳工权益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贿赂腐败、以及发展中国家过度借债等等问题。我不止一次被专家在采访中质疑，也进而自己深深反思，如何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总结和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真正给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带来双赢的结果？
陆昕清在英国
第二个有趣的项目，是与英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合作，发布中国循环经济报告。循环经济的核心是通过减少浪费，使用循环利用的方式 ，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与材料的最高价值。在我做这个项目的2017年，“循环经济”一词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而2019年，气候少女Greta Thunberg已经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也终于出台，吵得沸沸扬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农业与环境相关的内容，却推动了我的兴趣和视野到更大更远的地方：我问自己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是中国的循环经济举措，如何降低全球碳排放，为地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走近非洲
2018年，我在盖茨基金会做了一年的借调战略官，主要参与了中国办公室中非健康和农业合作战略的制定，其中主要参与了疟疾项目和私营领域合作。在疟疾项目中，我第一次来到非洲。在16天里走过了四个非洲国家，从中央层面的健康卫生部，到边远村落里破破烂烂的卫生站。看到了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制从上到下的种种问题，一环扣一环。
“你们要怎么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得知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全球健康这个词太大、太宏观、太面面俱到——疟疾，肠道传染病，卫生厕所与清洁的饮用水，乃至普惠金融、教育、农业生产。这些还仅仅只是基金会涉足的一些领域。基金会暂时不涉及的领域：教育，能源，交通，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等等，虽然需要更长期也更大规模投入。每一项都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有效渠道，但每一项又和其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盖茨基金会参加中非疟疾合作考察
18年我做了一个别人看起来有一些疯狂的决定，就是搬到肯尼亚，加入了一个非洲的非政府组织，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AGRA) 。AGRA 是2006年在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号召下成立的非洲地区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为非洲3000万小农户提高农民收入，保证粮食安全，帮助提高非洲实现可持续的农业转型。AGRA现在有超过两百名员工，而我作为唯一一个中国人，负责推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农业合作，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对非援助和投资，并推动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项目更有效、更可持续、更公平地开展。我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有影响力，但并不太容易。
农业合作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对非洲的技术转移和物资援助行为。在中非合作的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其实是企业，是自发看到商机下海非洲、响应中国国家战略走出来的企业。无可厚非，从全球发展援助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中非减贫合作对于南南合作、全球贫困治理有许多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战略角度而言，随着逆全球化趋势和美国等大国的保护主义抬头，负责任大国逐渐成为了中国外交策略的关键词，对于建立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多边主义中核心角色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性。从商业逐利行为而言，非洲市场是一片新蓝海，有着大片的土地等待开发，无论是农产品对非洲国内市场和国际出口市场都具备巨大潜力。农业合作，不是简单的“捐钱”，而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和企业商业动机的自然趋势。
与莫桑比克农业部部长合影
未来
在内罗毕生活的两年，我真心爱上了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四季如春的气候，葱葱郁郁的草木，最喜欢的是内罗毕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背景、怀抱着各自不同理想、形形色色的人。这里有周游世界一百个国家的自由职业调查记者，有肯尼亚最大的教育创业企业创始人。每个人都有一条最令人惊奇的人生轨迹，都自带一百个充满话题点的标签。一群“非主流”的人凑在一起，反而成了这里的主流，于是在这里生活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比起来有什么不同。而我最喜欢的，也正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自在。没有一条所谓主流的生活路线，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组织中国记者团非洲行，报道中非农业合作
几个月前，我决定短暂离开非洲，前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就读环境政策学硕士。选择环境政策这个领域，是因为我看到气候变化与农业息息相关的联系。农业生产活动和毁林造田等后果导致了25%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反过来对农业发展会产生致命的打击，很可能对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形成威胁。未来的一年中，我希望能够深化自己在农业加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的知识，找到自己能够做出贡献的发力点。
考察莫桑比克的中资水稻企业
我愿每一个清华毕业生都能尽最大的可能性与厉害的人和事物碰撞，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找到自己，用资中筠老师的一句话说，扎扎实实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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