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报道 | 专家点评：《我不是药神》，谁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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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卢意光律师

来源:新浪博客

原以为，《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只是医药行业人士才关注，昨天，发现电影院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还买不到票，这才意识到，医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这部影片，除了专业上略有瑕疵之外，还是值得一看的。它幽默而深刻的描述了当前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功利信仰、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等，它能得以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让很多人颇为感慨，因为我们习惯了歌功颂德，而今，一部广泛传播的电影，允许其披露最底层民众的艰难和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我们政府更加有了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改变现实的决心。

电影贯穿始终的情节是，程勇为那些挣扎在病痛和死亡边缘的患者，寻求生的希望，从而被大家捧为药神。可是，最后，主人公程勇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五年。那么，这些病患，以及将来的病患，去哪里依靠药神，就成为电影中，以及现实中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尝试探讨一下。

一、 医药企业可以成为药神吗？

虽然在电影中，医药企业是反面人物，试图通过各种办法保护公司的利益，导致很多贫困患者吃不上药。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些患者如果没有了这家公司的药品，是不是连生的希望都没有了？因此，准确的说，患者一方面要感谢医药公司研发的药品可以救人，但一方面又因药价昂贵无力购买而生怨恨，可谓爱恨交加。

那么，医药企业有没有可能让药品普惠众生，成为药神呢？

难。医药企业要立足、生存、发展，要应对各种竞争和压力，要追求利润，特别是，研发新药要有巨大的投入，如果没有合理的回报，以及对新药的足够保护，那么就没有公司愿意从事长周期的研发，都会向中兴集团一样，改行做房地产，或者即便制药，也以剽窃为生。目前，国内的医药企业几乎没有原研药，这些高品质的药品都依赖进口，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医药企业应当回归其本质属性，在各种法律制度的保护下，专心研制、生产新药。

二、 医保部门可以成为药神吗？

作为医药企业，不能普惠众生，那么，医保部门呢？

在影片的最后，这家公司的药品进入了医保目录，这些患者从而有了生的希望和保障。可是，其他疾病的患者呢？其他药品呢？

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届政府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把原来人社部、卫计委、发改委、民政部的相关职能整合，组建而成。

那么，医保部门可以普惠众生，成为药神吗？

难。医保部门并不直接产生财富，其经济来源归根结底还是公民大家的贡献，其总额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张，我们的财富还需要投入在教育、环保、公安等等方方面面，而且，我们总体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殊不知，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医保资金严重吃紧，甚至入不敷出。作为医保部门，其实最大的工作，应该是让医保资金的使用尽可能体现公平、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我们还有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人群等待医保的救援，如果在新药、进口药上面投入过多，就会对其他患者产生新的不公平。

三、 执法机关可以成为药神吗？

影片中，执法机关似乎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似乎法律不通情理，将一个“药神”判处刑罚，刑警队长都因此怠于履职。其实，这得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情了，如果从保护这些购不起药，程勇义务代购甚至投入资金的角度来看个案，的确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从保护知识产权进而保护研发积极性，从维护市场秩序进而保护药品安全，从打击真的假药进而保护患者生命健康的角度来看，影片中的执法具备其基本的正当性。

因为，只有可以信赖的执法环境，医药企业才有动力研发新药、药品安全体系才可能构建和不断完善、患者利益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受到保护，那么，执法机关可以成为药神吗？

也难。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执法过程中，难免会对一些利益产生冲击。如影片中，执法机关不允许走私印度药，但如果没有执法，印度药、泰国药、越南药都可以随意进出我国边境，那么，如上所述，就没有医药企业有积极性去研发新药，甚至有些新药就不会进入我国境内，患者对新药就更缺乏可及性。

由此，我们依赖任何一方成为药神，都勉为其难，各有其困境，各有其苦衷。

但是，我们已经过了“生死有命”的时代，我们还得面对、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还得努力找到“药神”，找到普惠众生的机制和神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健康、疾病、生死面前，或许我们都有宿命，但是，人类得以战胜各种灾难、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是其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这种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影片中，吕受益虽然遭受病痛折磨，但在孩子面前，其求生的动力灼灼可见。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的构建，大家都有责任成为自己的“药神”。

在制度构建上，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 应当将“真的假药”和“假的真药”区分对待

影片中的程勇被认定为“销售假药罪”，从而判处有期徒刑。这与当前“假药”的认定密切相关，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无论是真的假药，还是假的真药，都受到同样的法律制裁。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如果是生产销售真的假药，其成份完全不可控，其目的是以假乱真，谋取利润，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因此，苛以刑罚非常有必要；可是，如果是销售假的真药，该药品如果在国外市场反映良好，仅仅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行政许可，即苛以刑责，这是否与刑法的抑谦性相冲突，也不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两种情形区分对待？能用行政处罚震慑的处以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不能震慑的再动用刑罚？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将“假药”的定义进一步细化，并区分对待其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影片中和现实中出现的法情冲突，就能得以妥善解决。

第二、 对于特殊药品，尽快制定落地规则

在我国《药品管理法》中规定，“医疗单位临床急需或者个人自用进口的少量药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但在实践中很难操作。最近，海南等地尝试进行一些突破，但也是仅仅是将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药监部门，并没有对此形成规范性、可操作文件。如何保障法律正确实施，防止权力寻租，建议对该条款进行进一步细化，如规定申请主体、申请流程、申请标准、监督反馈等，否则，我们很难向患者解释，为什么海南等地的患者可以特殊审批？海南等地的患者也很难明白，为什么他用的药可以特殊审批而我不可以？

《我不是药神》如此受到公众的关注，是件好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药神问题上，在生命健康问题上，我们能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自己的药神，积极推动机制建设，那么，前景可待，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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