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主编寄语 | 白长虹——管理研究与隐喻方法
白长虹，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兼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管理研究与隐喻方法
英国学者保罗·格里斯利把管理学科看作一个多学科，而不是跨学科的领域。所谓多学科，指的是管理学科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只要与组织管理有联系，那就是管理学问题，不管它是以社会学形式、心理学形式、经济学形式或其他什么形式来描述”。管理学可以与其他学科共享许多主题和研究方法，但并没有把这些方法系统地整合在一起，保罗·格里斯利认为，这就是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差别所在。
多种学科交汇在一起用来解决同一领域的问题，甚至发展出交叉学科，这种现象已成为学科发展的自然趋势，这在管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人类的思想成果原本就是可以相互启发的，有些思想可能只是拓宽了其他学者的思路，比如达尔文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启发，认为“所有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是它们依照几何级数高度增值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由此发展出了他的进化论；有些思想可能为其他学者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使一个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地应用在另一个领域中，比如进化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许多概念如生态位竞争、间断平衡、涌现、协同进化等被投影到管理领域并得到重构，甚至有人使用商业生态学的称谓来命名自己的学说。
启发思想最常用的方式是隐喻。“商场就是战场”，这句流行的话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甚至能把市场竞争行动区分为全面防御、正面攻击、迂回包抄、游击战等各种类型；生命周期的隐喻也被广泛地用来说明产品、技术、组织乃至产业的阶段性变化。对于借用一种事物说明另一种事物这种语言现象，过去人们一直把它当作一种修辞方式。20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开始发掘隐喻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意识到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如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他们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所说的，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如果人们对一种事物已经形成了系统认知，而两种事物之间又显现出一定相似性，隐喻就会提示人们另一种事物内可能存在的某些内在结构、机理或变化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喻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方法。
管理知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吸引了各种理论融入其中。究其原因，主要是隐喻的方法可以将各种理论观点用于多种多样的实践问题。一些学说被投影于管理学之后，为解释或解决问题提供了启迪，并使理论得到发展。有些隐喻深深地嵌入理论之中，尽管它们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学说。譬如在管理思维中经常使用的力学隐喻，虽然没有形成管理力学这种理论，但动力、阻力、传动机制这些概念却经常出现在对各种管理议题的讨论之中。有些隐喻则促成了新理论的诞生，譬如前面提到的进化论与生态学思想在管理学中的应用。
当然，仅仅凭借两种事物之间的一些相似性，无法从隐喻中发展出新理论。相似性可以引发猜想，但不是确论，两种事物在多大程度上遵从相同的原理，还需要对原理的组成部分逐一进行检验。约翰·齐曼教授曾经组织过对技术进化过程的研究，在《技术创新进化论》一书中，他明确地说，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这个众所周知的生物学隐喻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发现，将它作为一种认识技术变化的方式时，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加以推进”。参加此书撰稿的作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或文化进化进行了对比，比如基因模型是否适用于文化进化，技术的复制载体是什么，创新型组织的特点，等等。他们发现，进化视角作为一个思维工具，凸显出了历史进程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不管这样一种方法作为一个‘模型构建’是否被认为足够严谨，但它确实丰富、促进并部分形成了我们对什么在发生着的理解”，但如果尝试把人的记忆、想象和意向等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部分也转化为进化过程中的某种模型，其结果都是误导性的。
约翰·齐曼以他的科研实践告诫人们，隐喻只能当作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两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只是从已知走向未知，并把未知转变为已知的第一步。如果研究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有用的理论，已知理论在新条件下的适用性就需要详细验证，直到能够大体划定适用性的边界。当隐喻被用于管理学科时，不仅要看它能否带来新的启发，因为隐喻作为纯粹的修辞方式，比如把企业类比为树木或人体，也会给人以某些启发；还要看它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能够为管理者解决问题提供多少帮助。正如格里斯利指出的那样，一个理论不管证据多么充分，如果于实践者无益，那它一定是有缺陷的。
从思维经济原则的角度看，隐喻肯定是最符合这种原则的思维方法，也就是使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丰富的思维成果。隐喻作为修辞方法也能够促进人的思维，有时一个简单的比方就能带来新奇的思路，甚至用不同称谓命名相同的事物，也能激发思想的联想。一位物理学家曾经说过：对同一理论，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都知道六七种不同的表述。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些不同的表述都是等价的，“而当你看到全新的定律时，它们带来的启发是大不相同的”。
但这种思维经济性也有可能导致隐喻的泛滥，比如人们在使用隐喻时混淆了它的修辞功能和认知功能，用表象层面的相似性掩盖实质层面的差别，用生动的语言遮住理论的缺陷，就如混沌理论中的那只蝴蝶，到处煽动它的翅膀，其实散播着不可知论。用好隐喻这种方法，还需要本着科学精神对类比事物之间的可比性进行深入研究，努力提高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而不能满足于理论的光鲜外表。季羡林先生谈到比较研究时曾说过，“许多人把比较理解为任意比较。这就产生了‘无限可比性’。‘可比’而到了‘无限’的程度，那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学者的使命是严格地守护着理论的严谨性，而不是制造新奇的观点。当流行概念袭来时，学者们应该努力澄清哪些是有意义的思想，哪些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最近有关量子纠缠的说法轰动一时，也有人用量子纠缠来比喻组织内外的某种关系，如果学者们不能通过研究来说明这些事物在什么意义下相似，而一味地扩大隐喻的范围，爱因斯坦所说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就会变成管理学中的神话了。
原文刊发于《南开管理评论》2020年第三期
主编寄语 |面向实践的管理学研究转型
编辑：张维宁
审核：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