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 | 制度压力的组织响应机制实证研究：离散身份的调节效应

作者简介

吴波，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区位战略；

陈盈（通讯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创新管理；

郭昊男，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区位战略；

李元祯，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研究缘起

本文研究缘起于我们对于制度压力下组织差异化响应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已有研究从组织身份视角提出了身份过滤机制理论，认为组织是否顺从特定制度逻辑的制度压力取决于组织的身份认同（Creed等，2010；Lok，2010）。而现实中，组织往往拥有多个离散的身份，那么离散的多重身份又会如何影响组织对特定制度压力的响应？在这里，离散性多重身份（即离散身份）强调了不同身份界定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冲突性的行为模式。已有研究通常假定由于冲突性的存在，多重身份中的主身份或活跃身份会凸显进而影响组织响应，即主身份或活跃身份会压制其他身份，而作用于行为（Brandl和Bullinger，2017）。我们认为基于主身份或者活跃身份的研究把离散身份简单还原为单一身份的做法，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具有离散身份的组织在响应制度压力所产生的各种“纠结”。为此，基于悖论理论，我们认为组织会在身份加工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离散身份的悖论式并存，从而同时作用于制度压力下的组织响应（Smith和Besharov，2019）。简而言之，悖论理论认为对立性元素之间并非“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对立性共存”（both-and）。为有效验证悖论理论视角下离散身份的影响，我们以浙商回归政策及其所带来制度压力下的浙商回归决策为研究场景开展实证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省外浙商会同时具有离散的浙商身份认同和当地身份认同，对于浙商回归制度压力产生各自的影响，为探索离散身份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绝佳的实证场景；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压力下组织响应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基于盈利性组织的实证证据。

理论渊源

针对制度压力下组织响应的差异化，组织身份的调节效应已经被新组织制度理论所认可。因为组织身份作为感知过滤器和角色范本，增强了对特定范围信息的敏感性，从而对特定制度逻辑与组织行为的关系起到调节效应：弱化与组织身份不一致制度逻辑的影响，而强化与组织身份一致制度逻辑的作用（Wry等，2011）。但是身份视角下的组织差异化响应研究却存在两个研究缺口。一是，早期研究认为身份的调节效应取决于组织的主身份（master ID）或活跃身份（salient ID），而相对忽视了离散身份在影响组织响应的悖论并存问题。已有研究认为主身份或活跃身份压制了其他身份构成，进而影响了组织响应；因而即使组织拥有多重身份，但是只会有一种身份输出来作用于制度压力下的组织响应（Brandl和Bullinger，2017）。与之不同，Jay（2013）引入悖论（paradox）理论来分析组织离散身份的并存问题，认为离散身份通过身份加工机制实现了并存。因此，在悖论理论视角下，组织所拥有的离散身份可以通过身份加工机制并存，即“离散身份—身份加工—意义赋予—悖论并存”的逻辑关系。之后在离散身份悖论并存框架下，Creed等、Lok、Kodeih和Greenwood等少数研究开始探索悖论并存的离散身份对制度压力下组织响应的影响，但是研究还相对较少。二是，离散身份下的组织响应研究主要是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展开，还有待通过大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例如，Creed等对GLBT牧师所面临的身份冲突的研究、Jay对公私合营能源联盟组织所面临的离散身份及其影响的研究、Brandl和Bullinger对多重身份结构组织高管决策机理的研究均为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离散身份通过身份加工实现悖论并存，并同时对制度压力下的组织响应产生调节作用。但是，应用这一理论框架的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在已有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开展基于离散身份的组织响应机制研究，并以浙江省外浙商的回归决策为焦点进行实证分析，推动制度压力下组织响应机制研究的深入。

理论贡献

以浙江省“浙商回归”为场景开展实证研究，基于353份来自省外浙商的有效调查问卷，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三个结论：指向浙商回归的制度压力强化了省外浙商的回归意愿，以盈利性组织决策为样本证实了制度压力下组织趋同的判断；省外浙商“悖论式”并立的浙商身份认同和当地身份认同，对制度压力与回归意愿之间关系分别起到强化和弱化作用；组织身份对于制度压力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制度压力下的合法性获取动机驱动组织响应的理论框架得到证实，丰富了新组织制度理论在盈利性组织中的应用成果。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浙商回归政策背景下，省外浙商群体中所形成规范性和认知性制度压力提升了省外浙商的回归发展意愿，证实了新组织制度理论的基本论断，从而为新组织制度理论提供了的来自盈利性组织的实证证据。第二，离散身份在过滤制度压力影响的“悖论性”并存，为解决社会化视角和战略视角之间对立性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整合解释框架，推动了制度压力下组织差异化响应研究的深入。结合浙商回归场景，本文实证发现省外浙商的离散身份从相反的方向调节了制度压力与回归意愿的关系，验证了离散身份在过滤制度压力影响的“悖论性”并存观点，为解决社会化视角和战略视角的冲突性观点提供了基于离散身份的解释框架，推动了制度压力下组织差异化响应研究的深入。第三，组织身份对于制度压力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表明组织身份与制度压力的交互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结果显示，认知压力对组织顺从的影响会因为一致性身份认同（即浙商身份认同）而强化，规范压力对组织顺从的影响会因为冲突性身份认同（即本地身份认同）而弱化。我们认为这可能跟一致性/冲突性身份认同带来的情感体验有关。但是由于数据缺乏，我们无法做进一步实证检验，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理论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组织而言，身份管理是组织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维度。面对制度压力，组织的响应依赖于组织身份，如果不系统监控和有效掌握自身的身份结构，就会难以形成预期的行动。二是，对于区域政府来说，本文研究更具价值。政策诚然是政府影响组织行为的重要工具，但是政策的有效性却部分依赖于组织的身份认同。例如，对于浙江省政府而言，如果忽视了省外浙商所形成的“本地身份认同”，就会对制度效果盲目乐观，如果不关注省外浙商所具有的“浙商身份认同”，就难以获得理想的政策效果；同样，对于引资的区域来说，如果不能形成这些“外来者”的“本地身份认同”，就容易被其他区域的引资政策所打动，使得区域之间不得不陷入“血拼政策优惠”的困境。

原文引用

吴波,陈盈,郭昊男,李元祯.制度压力的组织响应机制实证研究：离散身份的调节效应[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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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瀚一

审核：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