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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郗文倩 | 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王静博士（左）和郗文倩教授（右）
作者简介
王静，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郗文倩，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摘 要 中国古代博物学强调“物”的善恶祯祥，认为“物”皆有吉凶妖祥之性，人只有知其名、识其形、明其性才能趋利避害。因此，围绕着“物”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一系列“名物”“辨物”“劾物”等知识技术逐渐形成，并构成早期方技数术的重要基础。这些知识技术和思想信仰进一步维系着人们的生存信心与生活秩序，并为逐步构建的伦理社会、礼仪社会带来心理凭借。
在早期中国，人们对“物”尚存浓厚的神秘主义认知倾向，认为“物”皆有妖祥吉凶之性，人只有知其名、识其形、明其性才能规避危害。因此，借由“名物”“辨物”“劾物”等“形名之术”，人们试图掌控自然中各种物怪邪祟，以趋吉避凶。这种行为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渊源，即古老博物学辨物劾物的知识系统。在此系统中，物之“形”“性”皆有隐秘的对应关系，给事物命名，即为掌控它们的过程。知其名、辨其性，也就掌握了主动权，建立了“物-我”秩序。作为“一般”的知识思想，这些观念成为民间信仰、方技巫术的知识技术来源，也是早期知识者构建伦理秩序、社会秩序的基础。诚如余欣所言：“在传统中国的知识—信仰—社会架构及其成立的过程中，方术之学和博物之学，是两个最不容忽视的基底性要素。”此语揭示了古代方术与博物学交错融通的知识形态，亦引起了学者们广泛思考。余欣、郗文倩、王昕等多倾向于从观念上审视古代博物学的方术性内涵，对于其蕴含的实用知识与技术的探查则未予深究。本文将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阐述。
（尧）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尧分别命重黎“绝地天通”，伯夷制定礼法，大禹治水土、名山川，后稷播种百谷，以此让社会建立稳定的秩序。其中，大禹平治水土，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命名山川则表明对山川秩序的掌控。人们对“名”的重视和生活秩序、精神秩序密切相关，因为“命名”本身蕴含着逻辑，也是思想的秩序开端。荀子云：“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先秦诸子多注重“名”的定位与功能，此处荀子即强调了事物命名在逻辑分类方面的意义。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或“其名曰××”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有兽焉……其名曰狌狌”。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一一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由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书中所记近三十种鸟兽名称，大都依据其发出的叫声来命名。如《南山经·柜山》曰：“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此处“其名自号”亦作“其名自叫（呼、詨、訆）”，即后代诗人所说的“山鸟自呼名”。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其音如吟”“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淮南子·汜论训》曰：“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国语·鲁语下》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若将这些名称当作确指，则令人感到错综迷乱。如上述资料中，“夔”用以称山之精怪，亦为木石之怪的名称。后代注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如《周礼》载“方相氏”职掌：“方相氏掌蒙熊皮……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注曰：“方良，罔两也……《国语》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可见，郑氏认为，方良、蝄蜽、罔两三者实乃一物，均指墓圹中精怪。孙诒让《周礼正义》亦从音韵转变角度，推及这些名称之间同物异名关系。对此，江绍原补充道：“罔两（字又作蝄蜽、魍魉、罔浪、方良）与罔象（又写作无伤）最初实只为一切或许多精物之通名。”这种因在特定区域地形产生的物怪而具有“大类通名”的情况，可能也是造成古代文献中记载物怪时，经常存在同音同义异形的原因之一。
概言之，“专名”和“通名”均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这种对名、物关系的探索，对古代名物学发展乃至社会秩序构建都带来深远影响。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如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 典瑞“辨其名物，与其用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可见，辨名物当为周代官员必备的文化素养。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名物辨析体系。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鷩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郑玄注曰：“鷩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贾疏云：“虎取其严猛。蜼取其有智，以其仰鼻长尾，大雨则悬于树，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黻，黑与青，为形则两己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亦取君臣有合离之义、去就之理也。”不同服饰绘制的纹样、颜色皆有相应要求，其中隐含着“智”“善”“合”等道德功能。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多达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区分。简言之，几乎每一种“物”都有独一无二的“名”，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02 “辨物利害”的文化心理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对于名物的关注有着更深的文化心理渊源，即借由对“物”的观察、分类和描述，识物辨物以知其利害吉凶，这是非常实用的一套知识系统。早期先民非常重视“物”之利害吉凶，如《周礼》中“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周知其利害”， “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 “利害”不仅指地形的便利与险要、物产的匮乏与丰饶，更指物对人的感应作用，即吉凶祸福。在此意义上，“利害”蕴含着神秘主义观念，认为物象变化皆为人事妖祥之征。因而，观物以辨吉凶、察物以求永贞遂成为当时普遍的文化认知和行为准则。《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铸鼎象物”就是该文化观念的较早阐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铸鼎象物”，即以九州贡金铸鼎，并于鼎上图刻百物形相，使生民周知物之善恶奸邪，由此出入山林川泽可消灾免难。
最迟成书于两汉之际的《白泽精怪图》也是类似于识怪辟邪性质的图书。白泽，传说是为黄帝作精怪图集、辟邪之文的神兽。《渊鉴类函》“白泽”条引《黄帝内传》云：“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白泽图一卷》今佚。从诸书所引辑得四十余节，合录为帙，图则佚矣。书于诸物之精，能详其名，状似涉元怪，然又夏禹铸九鼎，便民知神奸，不逢不若，如无所本，岂能凿空言之？则圣人实能知鬼神之情状也。”目前可见的敦煌文献《白泽精怪图》多为残卷，具体内容难以详知，但此书确实保存了古代早期观物辨物以求福避凶的知识和观念。
“物”有妖孽祯祥，小则预示个人福祸顺逆，大则事关国家兴衰存亡。因此，对于古代知识者，观物辨物以知吉凶祸福显得尤为重要。这类知识技术最初多由文史星卜等职官所掌握。《周礼》职官大都具备此能力，如“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云在当时被称为“云物”，“五云之物”即五种颜色的云，色彩不同则吉凶各异，“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左传·僖公五年》亦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二分、二至日“云物”特征不同，官员需记录并判断吉凶。新近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天象》、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等，也证明了此类知识技术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传承。其中《天文气象杂占》绘有秦、楚、赵等十四国的云象图，各国的云形状、颜色不一，就有不同征候。
可见，人类社会早期对于观物、辨物的认知往往非常具体，并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系统的传习方式。这些技术和观念虽蕴含着“看云识天气”之类早期天文学、气候学经验知识，但更多属于神秘主义范畴，有具体的操作方式。如《史记·天官书》记载早期人们观察云气，有仰望、平望、登高而望等多种方式，视角不同，获得的视域和观感各异。如《正义》引《兵书》曰：“云或如雄雉临城，有城必降。”云作雄雉之形飞临城池，为此城必降预兆；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预示在征伐中取胜。“云物”有形可察，人们依其形占卜祸福。这类知识在古代政治斗争和兵事活动中，可作为渲染权威、鼓舞士气的吉象先兆。
人们观察、占测 “物”之善恶吉凶，即为“物占”。李镜池认为，古代物占之“物”，或为常物，或为怪物，或为神物，“物占”在性质上与《汉书·艺文志》的“杂占”相类。“杂占”即“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可见，自然生活中诸事百物均可为“物占”之用。如若反常，即会以灾异示警。汉代社会讲妖祥，重灾异，时人对各种妖怪祯祥的观察、辨析兴趣浓厚。“两汉书”《五行志》所记“妖”象达一百七十余处，包括草木之妖、鼓妖、诗妖、鸡妖等。人们通过考察形形色色的妖象，判定其吉凶所指，从而对人事活动作出感知、预判。《汉书·艺文志》“术数略”记数术百九十家，共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多为相关知识技术的记载。如其中“形法”类序文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李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形法，即依据对象的形与相来占断吉凶，包括观察屋宅地势、器物形表以及人及六畜之骨相。古人认为，万物皆有形，因物之形见其贵贱吉凶合情合理。因此，以“形”定“法”是这类图书的共同特征。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篇》有曰：“宇有要（腰），不穷必刑。宇中有谷，不吉。宇右长左短，吉。宇左长，女子为正。宇多于西南之西，富。宇多于西北之北，绝后。”人们根据建筑“宇”的形状、选址来占断吉凶。一旦触犯宅宇禁忌，就会带来“绝后”“不穷必刑”“女子为正”等灾祸，甚至有性命之虞。因此，房屋之“形法”占测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形法”类书目中，《山海经》位居其首。可见班固认为该书是此类图书中最早或最重要的指导书目。这种观念大概与时人对《山海经》的认识分不开。在汉代士人看来，《山海经》所载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据刘歆《上山海经表》，汉武帝时有人献神异鸟兽，东方朔、刘向依《山海经》相关记载辨认毕方鸟、贰负之臣：
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考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寙，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
可见，汉儒将《山海经》视作信而有据的资料。汉人尚奇，推崇博物，有辨识、传播及讨论名物的氛围。能识别殊方异物者往往能取宠获誉。武帝时，东方朔以博学善文而为近臣，终军辨豹文鼮鼠而获赐绢百匹。在这种风气下，“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从内容看，《山海经》之所以有“考祯祥变怪”的博物功能，不仅限于其名物众多，更重要的是书中保存了大量原始朴素的“物占”知识。该书《五藏山经》叙述山川道里、鸟兽方物，常常提及其吉凶占测功能。如“令丘山”有颙鸟，“见则天下大旱”；“凤凰……见则天下安宁”。据统计，仅《五藏山经》中论述吉凶的“物占”材料就高达五十五项，内容多集中于水旱、兵疫、虫害甚至亡国等灾祸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可操作性。对此，有学者推断《五藏山经》与一种失传已久的占法——“妖异占”有关。这种以考察物怪形象为主的占法与书中祭祀等仪式性功能相配合，使得《山海经》成为时人预言吉凶休咎的“参考书”。班固将其列于古相书之首，大概正是考虑其在山海形势中预测物象吉凶的功能特征。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心理之下，古代有关通过辨物、析物以探知吉凶祸福的知识和技术大大发展起来，并成为奠定传统中国知识系统的重要底色。
0３ “呼名辨形”的劾物之术
人们对“物”的观察了解与探知吉凶技术，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物”的状态。理想状态应当是根据对物的了解，知其形、称其名、察其性，最终控制该物为善不为恶，此即为“劾物”。劾，本义是定罪、判决，可引申为掌控之意。《说文》云：“劾，法有罪也。”段注：“法者，谓以法施之。” 关于“劾物”，古人也有一套专门的知识技术，如《汉书·艺文志》术数略所录《执不祥劾鬼物》。在神秘主义信仰时代，此类知识技术大约最先成熟起来，并有一批专业人士传习。春秋时晋太史蔡墨所说的“物官”，大约就是此类知识者。《左传》载：“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古代“物官”之制，即官方为一些与人们关系密切的事物安排专职官员管理，他们专门修炼一种可以控制、劾治的“法术”以安其物。对此官制，孔颖达曰：
物，谓龙也。夫物，物各有其官，当谓如龙之辈，盖言凤皇、麒麟、白虎、玄龟之属，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官者，修其为官方术从朝至夕终日修之。若一日失其所掌之职令，其官方不理，则有死罪及之，居官者当死矣。……居官者安其为官之业，使职事修理，则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修则龙至，其余亦当然也。若灭弃所掌之事，令职事不修，则其物乃止息而潜伏，沉滞壅塞不复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物官”只有尽心竭力，所掌之物才能出入伏藏有序；一旦失职，即可能招致死罪，其物将不复生育、潜伏不出。依孔说，有金、木、水、火、土各官分掌各处神物。龙属于水物，水官修则龙至，而此类职事年久失修，或豢龙氏、御龙氏当年的饲龙之术失传，故“龙物”潜藏不出。
今天看来，蔡墨、孔颖达所谓的龙、凤凰、麒麟、白虎、元龟等“物”，均为后世眼里的“祥瑞”，“官修其方”是为了它们存活并适时出现。但事实上，古代更多的“物”属于“精鬼”或“物怪”。对于它们，“官修其方”是要修炼劾治驱逐之术，防止其现身为祟。对于如何招致祥瑞，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倒是劾制物怪精魅有很多具体操作手段。其一即为口呼其名，以示掌控和威慑。上文已述，古人多认为“名”与“物”是二而一的关系，掌握“名”，其对应之“物”则易于劾制。《管子·水地篇》记载了一种名为“蟡”的精怪：“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太平御览》引《白泽图》载：“故水之精，名庆忌。状若人，乘车盖，日驰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鱼。”由此观之，通过呼名以役使精物，是早期人们制御物怪以免害的一种方术，这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亦屡见不鲜。
“呼名”能役物，亦可驱鬼逐疾，此乃古代祝由术常用技法。马王堆帛书《杂疗方》就记载了一则治疗蛇毒蜂蜇的方术：
即不幸为蜮虫蛇蠭（蜂）射者，祝，唾之三，以其射者名名之，曰：“某，女（汝）弟兄五人，某索智（知）其名，而处水者为，而处土者蚑，栖木者为蠭（蜂）、斯，蜚（飞）而之荆南者为蜮。而晋□未□，壐（尔）妓（教）为宗孙。某贼! 壐（尔）不使某之病巳且复……”
人若被蜮虫、蛇、蜂等毒虫蜇咬，可进行诅咒治疗。首先呼射者之名，然后依次喊出其弟兄之名，即、蚑、蠭、蜮，最后再以言语威胁、诅咒，使其停止作祟。以物怪、邪疫之名来驱逐鬼厉、疾邪，是先秦以来广泛流行的禳物之法，亦称之为“名字巫术”。“名”与其所指代的“物”联系紧密，人们一旦接触、控制了“名”，就能影响其全部行为，甚至掌控其生死。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物”亦包括人。这种观念进入礼仪文化、伦理社会后，多表现为名姓禁忌、称呼禁忌等避讳。《左传》记载，桓公六年秋九月，太子出生，鲁桓公询问取名原则，大夫申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 “五以”“六不以”是春秋时期的取名原则和禁忌。申强调“大物不可命”，指取名要避开重要事物的名称，即“六不以”，不可以国名、官职、山川、隐疾、畜牲、器币为名。最终，鲁桓公根据父子俩同日而生给太子起名“同”。这种命名原则和禁忌与古代“名”“物”间的神秘信仰相关。名字选择不当即为冒犯，将招致不祥，故不可不慎。桓公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生两子，分别根据出生时所遇大事取名。太子因战时出生而名“仇”，取仇忿之义；其弟名“成师”，意为能成其师众。对此，大夫师服表示：“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名字不正是一系列祸乱的根源。这兄弟二人取名不合古制，且弟弟之名有陵越、替代兄长之意。果不其然，后来成师羽翼渐丰，受封曲沃，不断争权夺势，晋国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内动荡。
在命名的神秘禁忌之外，春秋时期君臣间还遵循着“策名委质”的古法礼制。《左传》载，僖公二十三年秋，晋怀公即位后下令禁止臣民效忠于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追随者必须返回，过期不返则重罚。而狐突之子毛、偃跟随重耳在秦，均违抗召令未按时归国。于是，晋怀公将狐突抓来，令其逼子归国。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狐突认为，父亲教导儿子效忠不贰，不仅符合伦理教化，也是“策名委质，贰乃辟”礼法的体现。关于“策名委质”，杜预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孔颖达疏：“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之也。”意即臣子将名书于简策并呈献君王，表示甘愿唯其所使，直至效死。《国语·晋语九》亦载：“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狐突坚守古制，拒绝遵从晋怀公“招安”之令，最终为其所杀。可见，“策名委质”是封建君臣彼此确立的人身关系契约，其深层依托的是有关“名”“物（人）”间密切关系的信仰。
还有一种表示对“物”掌控和威慑的重要方式是画图仿形。如《太平广记》引郭氏《异物志》，记载东汉张衡画“骇神”兽：“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云，此兽畏人画，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这则故事渲染张衡的书画技艺，但也看出古人认为物怪神兽恐惧被画出形体的观念。因为一旦绘制出形象，就意味着伪装被识破，易于被掌控和劾治了。《白泽精怪图》也有类似方术传统记载：“人夜卧无故发自断者，怪也。明旦以黄土涂门所卧床下，方一尺，厚三尺，手画之，曰：‘老鼠也。’不出三日，鼠死穴里，后无咎矣。”夜卧而发自断，显然怪异不祥，为祟者却是老鼠。劾治方式是以黄土堆积封堵，外加口呼其名，手绘其形，遂识破精怪，免除祸祟。
作为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图画早于文字。前面所提的黄帝“铸鼎象物”自不必说，而《山海经》《白泽精怪图》等早期记录物怪的文献最初亦为图书或者图配文的形式。绘制各种精怪形貌不仅是猎奇，也体现了早期人们凭借图像以“劾物”的观念及其知识技术。周代以来，文化建设整体趋向理性，但神秘主义信仰一直很浓厚，以图劾物的方法有时仍用在重大事件中。《史记·封禅书》记载，春秋末周王室衰弱，诸侯不依礼朝觐周天子，而周天子又无力治罪。于是，擅长方术的苌弘就利用“射狸首”的仪式对付不来朝觐的诸侯：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这则记载中的人物时间有错乱，如苌弘不及事灵王，梁玉绳已辨之甚详，但司马迁记载此事，还是认可方士施展方术的核心是“依物怪以致诸侯”。由于史料未详，究竟如何“依物怪以致诸侯”尚有待认知，也引起诸多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施法者大约用图像之类象征物以作为施展法术的凭借，因为“设射狸首”所含信息中有很多指向“诸侯”的象征物。
首先，“狸首”应指《狸首》，是射礼中专为诸侯节乐的乐歌。周代乡射礼共有三番射，第三番射是核心环节。参与射礼的人需跟着音乐节拍射箭，中“节”中“的”最佳。射者地位身份不同，乐歌也各异。《礼记·射义》载：“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为节，士以《采蘩》为节。”《狸首》为逸诗，今本无，其内容难以知晓， 胡宁推断可能即为《原壤歌》，可备一说。郑玄认为：“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此，“射狸首”极可能专指针对诸侯的射仪。其次，射礼仪式中身份不同，所射的箭靶即“侯”也不一样。“侯”通常以画上兽头的布制成。《仪礼·乡射礼》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通典》解释：“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画其头象于正鹄之处耳。”可见，诸侯的“射侯”以赤色为底，上画麋鹿首。因此，“依物怪以致诸侯”或许是利用箭靶图案的象征意义，以达到召唤或劾治目的。此外，《仪礼·乡射礼》记载，参加射礼的人要依各自不同身份打出不同的旗帜即“旌”；级别不够没有“旌”的，就用红白两色羽毛杂缀于旗杆首端，再用大雁颈部的羽革缠绕作装饰。“旌”也要“各以其物”。因此，诸侯各自有对应身份的“旌”，并配有不同的物象图案和装饰。施法者可利用此“旌旗”来控制对应的诸侯。可见，射仪中有诸多“图物”可成为诸侯的身份象征。苌弘大概就是利用这些施展特定法术，以控制诸侯。施法者相信，控制了有关诸侯之“物”即控制了诸侯。
综上，中国古代对“物”的观察、辨识有着较为稳定的知识系统，这也是早期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围绕“物”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形成了一系列知识和技术，并最终构成人们认识世界的观念信仰。该知识体系和思想信仰由于时代局限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内容，但为逐步构建的伦理社会、礼仪社会带来心理凭借，也成为我们深入理解早期中国思想和艺术的重要门径。
〔责任编辑：郑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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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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