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联俊 邓双全 |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及提升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及提升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

陈联俊教授

作者简介

陈联俊，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邓双全，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党外知识分子是目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行为影响深远，需要深入探究其政治认同问题。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逻辑贯穿在政治观念来源、政治利益博弈、政治交往变化以及政治传播情境中，生发特质表现在专业性、指向性、公共性、批判性等方面，生发影响通过网络主体观念、网络社交媒体、网络舆论空间、网络公共领域体现出来。要从推进网络政治自觉、建构网络政治信任、维护网络政治权威、优化网络政治生态等方面增强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促进形成良好的网络政治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党外知识分子是指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包括参加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20年6月，网民群体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数量约1.77亿。在中共党员队伍中此类知识分子总人数为4661.5万名。也就是说在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占多数，具有活跃的思想观念和参政议政意识，热衷于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虚拟空间中表达见解、观点和诉求，对社会价值导向影响至深。政治认同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探究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问题，开展有效治理，对夯实党和国家执政根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一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逻辑

　　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党外代表人士的源头，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有其独特的生发逻辑，涉及政治观念来源、政治利益博弈、政治交往变化以及政治传播情境等方面。

　　党外知识分子学历层次高，认知能力强，观点意旨自主，活动视域多向。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由主体思想观念决定，与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经历活动、利益需求等深度关联，也在网络空间虚拟环境中发酵嬗变。在网络空间中，政治主体从现实存在转变为虚拟存在，从实体形式化身为符号表达。现实政治主体以身体为要素，以此时此地为表征状态，但在虚拟空间中，主体符号显示价值关系，延伸政治场域的互动仪式，转变了政治活动形态，建构了虚拟的认同空间。时空拓展带来观念来源多样，主体从不同网络渠道获取信息资讯，融合个人记忆情感和价值研判，形成独有的政治认知和身份归属心理。“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网络空间多样意识形态加上党外知识分子多元的政治立场，催化了多变的政治认同，带来了变动不居的网络政治生态。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和价值判断，算法推荐技术制造“过滤气泡”，相同的事实得出不同的政治见解，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改变主体的认同序列。对华持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伺机收集情报，制造话语陷阱，编排政治隐喻，利用网络传播推送，影响党外知识分子的认同状态。意识形态的信念、理念和观念都在进行适应性转化，按照网络信息传播规律推广，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冲击党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消耗认同资源，催生认同困境。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竞争优势体现在话语吸引力上，尤其是对代表性、有影响人士的说服力，通过网络体验和话语逻辑承载价值内核，唤醒主体内心的价值记忆，才能提升党外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

　　网络空间政治力量存在政治博弈关系，利益多元伴随价值多元，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首先，从党内与党外来说，执政党政治力量强弱关系政治影响力。网络空间中执政党权威与现实呈现非线性对称关系，执政资源在网络空间中发挥作用，需要适应网络空间政治规律，进行执政效能转换，合理调节利益分配，维护政党价值体系，体现人民利益向度。网络空间中党外力量的监督作用彰显，公共场域交融共生，形成了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政治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源泉。”网络空间党内外力量的利益博弈要求执政党既要有执政权威，也要受到权力监督，彼此的有效制衡影响着党外知识分子的认同信念。其次，从国家与社会来说，国家力量建立在社会力量之上，两者关系的强弱对比形成不同的利益动力。“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互联网技术赋权社会组织和个体，无数的社会群体在网络空间中以组织化或非组织化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利益团体。公民个体亦可直接通过网络渠道开展政治传播，成为政治活动的发起人或组织者。国家力量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强化管治，同时必须应对社会力量在网络空间的反制力，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状态改变党外知识分子的认同心理。最后，从国内与国外来说，网络空间中边界消融，不同政治主体的利益博弈改变了虚拟环境中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态势。网络空间中政治安全与政治认同相辅相成，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随着网络政治秩序状况而变动。网络政治主体为了实现政治利益开展政治活动，彼此之间在竞争领域中必然出现矛盾或冲突。只有将网络空间利益矛盾管控在合理的限度，才能最大化地维护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水平，防止矛盾激化带来思想混乱。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突破现实时空场景，呈现虚实交互特性，体现在党外知识分子与政党、政府、组织、公民的虚拟交往上。第一，与执政党的交往上，党外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党际互动，及时获取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提供政治建议和意见，发表政治见解和看法，监督执政等。在与其他政党成员的适时交流之中，能够随时与不同政党进行合作，争取党外社会系统支持，扩大政治影响。第二，与政府的交往上，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发挥知识优势，提供专业咨询，参与政府活动，反映民众心声。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不受政府机关管理职能的掣肘，弥补政府治理不足，能够更多地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协调关系，提升效率。第三，与组织的交往上，网络组织形态打破传统社会秩序，实现了无差别的组织互动，不同政治组织主体处于信息开放环境之中，保证了信息权利的平等性，无形之中加速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先进的技术逐渐干预我们的身份领域”，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空间边界扩展，强化了身份认同的主体选择性，能够利用技术在不同性质的网络群体中进行政治互动，分享政治资讯，集合政治力量，进而促进政治交流，开展政治活动。第四，与公民的交往上，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具备角色优势，可以利用专业特长解疑释惑，反馈公民呼吁，强化亲和力和吸引力，尤其是在网络舆论极端化的场景中，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第三方发表专业意见，弥补价值阙如，打破舆论旋涡，纠正舆论偏向，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认同的主体性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意义上的，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过程中建构的。”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在与其他主体政治交往中产生、变化和发展。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是在技术和资本的传播情境中形成，而且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演化。政治传播情境指政治信息在一定传播环境中形成的情境，既包括政治主体目的性的政治宣传、政治沟通等活动情境，也包括不同的政治客体、政治关系、政治媒介等形成的文化情境。网络空间的政治主体和客体处于虚拟场域中，彼此之间的作用机制交相重组，政治传播从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互动式，两者力量交替共生，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随时干扰传播效果。在政治上，同类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他们在行为和信仰上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政治认同不是单一主体自行完成，而是在认同主体与周围环境反复的信息交换中强化形成。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既会接受执政党的政治信息，也会与多元政治主体进行多维互动。由于网络空间政治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党外知识分子可以自行决定接受政治信息的渠道和频率，导致政治信息输入的窄化现象，形塑出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认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不同政治主体的传播优势、传播力量、传播修辞的变化，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在网络政治传播情境中，政治主客体之间相互转化，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传播手段、情感表达、节奏频率、舆情动态等不断更替，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起到催化作用。图像流和图像空间的全球化正从根本上改变空间性和人们对空间与地域的观念。网络空间政治主体的话语范式发生转换，从抽象式转化为具象式传播，从强制性转化为人本性传播，从垂直型转化为横向型传播，从扩散化转化为个性化传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潜移默化地被网络传播情境所转变，增加了认同状态的不稳定性。

 二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特质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既发挥出专业化特质，也体现出指向性意涵。网络技术工具增强了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公共性，加深了政治认同的批判性，扩大了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影响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在于擅长或精通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反思，推进对知识论域的认知和理解。知识分子本身使命决定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群体视角，注重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党外知识分子擅于从不同的专业维度来审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执政行为，政治认同呈现个性化特点，价值取向多元，不受制于主流的价值视角或传播维度，显示出科学理性以及审慎质疑的态度。“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互联网给党外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网络空间信息多元化色彩浓厚，知识的交流和沟通开放共享，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视域融合和信任合作。党外知识分子热衷于接受新知识和学科进展，在网络空间中与国外专业领域的交流频率增加，不可避免地产生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甚至文化认同。专业教师和社会科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比普通民众的观点更有影响力，网络空间中知识权力递进提升，内化巩固了党外知识分子的专业优势，增强了政治认同的知识维度。在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自觉运用专业知识对国家或政党行为进行观察分析，尤其是对国家公职人员或精英人群的监督叠加推进，实质上为国家或政党自身的政治净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知识分子从注重专业学术到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促成了网络“公共思想”的形成，进而影响了社会舆论。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不仅局限于自身的直接政治影响，而且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政治见解或观念，用价值分析提升公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素养，促使网络空间中社会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逐渐重塑政治决策和政治治理的逻辑策略。

　　网络空间中政治主体通过互联网实现语言文字图像的交换，本质上是间接性交往，政治主体可以在网络互动中隐藏利益诉求和政治观念，通过技术媒介人为建构欺骗性的政治形象，但实质是不同政治主体的目的指向性驱动着行为抉择。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充斥在网络空间不同领域之中。在虚拟交往场域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多元，政治诉求多样，自组织性明显，受到信息、技术、资本、权力、文化各种因素的交叉影响，网络言行通过网络技术工具展现出来，遮蔽价值意图，以谋求最大化的社会支持或利益资源。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多元价值观念深刻影响政治认同，表现形式复杂多变，状态不一，既会通过网络社交或虚拟活动显示利益取向或价值倾向，进行微信和微博点赞、转发、评论等，产生网络舆论反响；也可能隐藏真实的利益立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群体中交流政治观点，传播政治思想，在适当时机寻求利益表达。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指向性来自利益群体的内在追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受网络空间权力博弈和利益关系的影响。党外知识分子吸收来自虚拟空间的不同政治观点，政治认同存在多重考量，反映出不同政治集团的力量均衡状态，一方面在预制指向范围内关注执政问题，容易触发网络空间异质思想对主流价值的误读或曲解，可能在价值系统上损害政治信任，但是通过党外知识分子不同指向的网络活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党和国家政治行为的正负效能，从而改进网络治理，规避隐形政治风险。

　　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的关怀源于社会责任感、基于理性求真精神可以透视社会现象，发现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但对事实真相的局部认识或片面判断，以及纯粹从抽象的政治理念考量政治设计，就会陷入政治理想化的境遇。互联网给予党外知识分子透明的政治信息，能够及时获取更大范围的政治事实，但网络传播的中介性也会带来主体缺场。公共性是网络赋予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是网络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外缘与内需。党外知识分子更多地从公共视角审视社会发展的环境，必然出现与执政视角考量的差距。从执政视角来说，党外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有与公民权利共生的属性，可以推动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条件，提升执政水平。同时，网络空间的技术迭代放大党外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追求特质，多元的政治期待和政治主张竞相投射，贯通汇集表达出来，与主流政治理想形成竞争图景。话语权的等级制度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被建立起来，在网络公共空间获得极大权重的仍然是一小群教育、职业和技术精英。党外知识分子借助网络价值载体，凸显情感表达和底层视角，形成公共话语论域。网络空间中不同政治价值的话语符号抢占网络场域的话语优势，划分话语权力的领域与边界。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色彩，既可能是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也可能代表民众的心声和困境，还会反映政治群体的理想和信念，亦或公共利益的谋划和打算，以及“为了更好地追求在自由选择的各个领域的充分发展，尽快完成自我实现的意愿”等。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政治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信息公开，推动政治民主化，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政治问题，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延缓政治现代化进程。

　　知识分子本质上不是对权威的接受和支持，而是审视和评判，持续不断地理性质问和确证。执政党要依赖于卓越的执政效能、透明的执政环境、可靠的执政官员以及公平的执政程序等回应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不是本能式的‘刺激反应’，更强调反思性和建构性。”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持续强化，在于互联网拓宽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和信息来源，突破了个体的知识和环境局限，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宽知识边界，改变思维范式，增强了批判能力和效果。在政治认同领域中，党外知识分子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对政治决策、政府人员、政治利益、政治关系等进行全方位的即时监督，加大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考验。从短期来看，党外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监督可能带来政治信任的削弱和政治权威的消散；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体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执政基础的夯实，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党和国家更加关注民众需求，着眼长期利益考量政治设计和政治效能。政府官员从思想观念和行为决策上信念坚定，担当作为，绩效突出，才能不断积累政治成就和认同资源。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批判性长期存在，要将批判性监督作为执政动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生发影响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不仅对文化建设产生影响，而且作用于诸多领域，凸显价值意义，改变网络政治生态。

　　知识分子拥有理性知识，在创造和传播知识过程中确立政治信誉，带来政治观念的变化。党外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派别的独立性，可以发出代表不同利益体的声音。互联网技术在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中起到了扩散作用，在民众中分享不同政治观点。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对诸多主体观念产生涵化作用，加速主体的政治整合或政治分化。第一，政治认知影响。互联网信息化既为政治认同提供了机遇和拓展空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符号化、感性化、生活化表征显现，信息传播的“马太效应”极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知识分子具备专业知识帮助民众甄别是非真伪，客观上起到思想启蒙作用，尤其是对政治信息的价值判断，能够影响民众政治认知，指引认同方向。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不仅需要政治体制的传播力量，同样要借助党外知识分子的专业评判，提升政治动员效果。第二，政治情感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政治传播特性是即时互动，政治主体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情绪传递，调动各方的政治资源，形成舆论风暴，造成政治压力。网络空间普通民众难以全面深入地审视舆论话题，可能被人误导或裹挟，不明就里地释放情感，成为舆情事件的推动者。在网络舆论的情感震荡中，党外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可以发挥话语支撑能力，稳定社会情绪，化解冲动行为。第三，政治态度影响。在网络空间中不同政治力量都会进行政治传播，民众对于政治观念的接受程度既受传播范围的影响，也会受第三方政治态度的影响。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够显示政治立场的中立性，能够传递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政治方针的信任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克服外部势力的蛊惑或诱导，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

　　政治认同是对政治信念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实践，网络社交媒体具有交叉渗透特质，必然会对不同的政治价值作出评价。网络社交媒体集中反映了互联网的连接属性，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价值取向的驱动力量，而且逐渐集中折射社会问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呈现问题焦点，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或纠偏，可能累积政治焦虑和社会矛盾，加大政治风险。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行通过社交媒体扩散，呈现指数式爆发，形成社会共振，可以成为网络政治舆情的生发燃点。在网络社交传播过程中，党外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交媒体的舆论指针，通过专业分析的政治观点和见解在个体认知与政治现象之间建立起连接纽带，帮助民众明晰权利和义务，找到价值归属，用行动参与到政治系统的运行之中，形成政治认同。曼纽尔·卡斯特指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可以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承担着合法性认同建构的任务，抗拒性认同一般需要复杂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网络社交媒体的政治分化可以承担抗拒性认同建构的使命，党外知识分子在对社交媒体政治事件的分析评判中，为建构不同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角色起到促进作用。民众在反思中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普及相似的政治理念、发起协同的政治运动，从而带来叠加的政治效果。而且，党外知识分子可以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帮助民众建构自我认同，在社交媒体中找到自己的社会网络，并从“生活政治”中获得价值认同。在规划性认同建构过程中，党外知识分子也能够利用社交媒体重新界定社会群体的角色地位，搭建网络价值交流平台，驱动网络价值世界祛魅，进而推动政治结构的转型和政治认同的增长。

　　网络舆论遵循从个体发生、群体发酵、社会扩散的链条环节，舆情事件是事实、信息、观点、情感、文化的集中碰撞，不同的舆论主体持有不同的利益立场、观察视角以及分析逻辑，从而带来大众狂欢式的交锋，给予国家、群体或公民以动力或压力。不同的网络舆论空间价值取向不同，党外知识分子从自身立场出发，承担不同的舆论角色。从舆论发起人来说，党外知识分子能够进行议题设置，把握舆论话题的主导路线和情绪基调，调动政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自己的政治观念传播出去，激发政治活力，促进政治发展。从舆论参与者来说，党外知识分子的优势在于深度的理性分析，依赖专业眼光，擅长多视角挖掘事实真相，全方位透视问题本质，精准剖析问题焦点，客观平衡多方关系，保持舆情可控性。同时，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的互联共通性，对政治主体的舆论倾向进行挖掘诠释，调动社会资源增强或削弱政治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舆论演变中，党外知识分子能够起到舆论风向标作用，在网络舆论中发声的次数和频率也会改变知识分子的价值地位。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形象影响网络舆论空间的公信力，形象建构就是政治认同的外在表现，是长期言行形成的价值记忆和心理图式。党外知识分子的职业声望、专业知识和思维模式在网络舆论变化中的价值力量显著，只有克服专业视角、范式或偏见，协调吸纳不同领域的观点和见解，才能形成政治认同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实践过程既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也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网络舆论的实践作用转化，舆论空间的变化因素反过来也会改变主体认同状态，强化或消解价值共识，彰显舆论的张力效应。

　　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的范围大大拓展，他人与自我的界限越发模糊。在网络公共领域中需要知识分子来充当信息仲裁人。从政治认同来说，涉及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教育文化、网络公共服务等领域出现变化。“在所有现代国家里，公民是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的。”在网络政治参与领域中，党外知识分子既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的政治信息，增强自身的政治认知和理解能力，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网络公共领域中进行价值创造。网络政治参与体现党外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能量交换，国家开启便捷的网络参与渠道和途径，与参与者进行协商互动交流，党外知识分子通过网络参与活动，建言献策，反馈问题，从而获得彼此的理解和承认。但是，理想状态的实现既依赖于执政党执政过程的公开透明，为理性参与提供机会，也需要党外知识分子不断强化参与意识，提升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作用凸显在价值导向上，网络教育、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都具有价值属性，也就必然承担着政治教化功能。党外知识分子在进行教育培训、文学创作、游戏开发的过程中渗透价值倾向，就是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直接政治教化难以实现的效果。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游戏中的人物设定、关系建构、场景分布、环节推进、奖励机制等都存在价值预设，并在游戏过程中改变青少年的价值追求。在网络公共服务领域中，党外知识分子承担着政治认同的激活和开发任务，其理性认同可以驱动公共服务的价值纠偏，摆脱资本宰制，回归社会本位要求。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正向预测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网络公共领域互动沟通中，党外知识分子和多元政治主体的平等交流，就是在重塑公共精神和社会权力格局，开创新型网络政治文明。

 四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提升路向

　　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是内外因塑造的结果，既要重视推进网络空间的政治自觉，也要强调网络权力互动中的政治信任，在发扬网络民主中维护政治权威，通过制度治理优化网络政治生态，促进网络政治发展。

　　当政治主体从事政治活动时，通过言行展现政治自觉的向度。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自觉深刻影响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意志等不同方面推进。首先，澄清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政治信仰决定政治方向，网络空间充斥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党外知识分子具备理性思维，不易轻信谣言，但亦会被西方政治信仰所迷惑。西方政治主体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利用互联网技术揭露西方政治价值的逻辑内核，厘清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历史来源、成就特色、价值优势，消弭模糊认知，防止党外知识分子的信仰偏向。其次，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感。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不同的政治动机决定着迥异的政治行动。关注党外知识分子的网络政治活动，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政治行为轨迹，及时掌握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变化逻辑，创新传播载体手段，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社交媒体、视频网站、手机客户端等传播平台，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新技术新产品，分类激发主体内生情感，生产网络政治符号，塑造网络集体记忆，规训网络仪式场域，解决网络社会问题，化解网络矛盾冲突。最后，调节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志。无论知识分子的党派归属如何，都类属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只有将政治公约数最大化，才能在互联网技术变化中找到共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党外知识分子虽然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主张，但坚持国家认同和法治底线是合作共赢的基础，线上和线下都以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作为政治要求，导引认同规则，筑牢认同根基。

　　知识分子能否被重视，并发挥出价值，关系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知识分子具备的专业性和批判性是执政党加强自身监督的重要资源。网络空间党外知识分子的集聚性强化了政治监督作用，要审慎对待党外知识分子的批判特质，保护党外知识分子推动社会的进步作用，关键是在执政党和党外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可靠的政治信任纽带，要注重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网络空间政治信任的建构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利益机制。互联网给予党外知识分子自由的知识空间和互动场域，强化了知识权力价值。党外知识分子开放的思维特性以及独立的人格特质决定其不会轻易认同权力规制，执政党要“照顾同盟者利益”，充分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建立各党政机关与党外知识分子的网络交流互动平台，不断拓宽协商的渠道”，建立多元、灵活、高效的网络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双向沟通渠道，扩大利益共识，最大化地巩固执政党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基础。二是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进行有效转换，将政治价值的理想崇高性转化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通过表情包、漫画、动图、颜文字等丰富的多模态话语和政治修辞以及叙事逻辑等改进意识形态吸引力。紧跟网络技术前沿创新载体，不断更新主流意识形态与党外知识分子对话的沟通载体和手段，防止信息阻滞造成信任流失。意识形态传播要从纵向科层传播体系转向分层分类传播模式，尤其要与网络空间的社交媒体、舆情事件、娱乐游戏等密切结合，保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性。三是网络执政形象。党外知识分子不仅会了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而且通过具体的机制体制和政策实施来评判执政成效。网络空间中微观的执政问题可能成为摧毁执政形象的导火索，网络执政既要关注民生需求，还要调适执政作风，及时畅通信息渠道，请党外知识分子专业介入，阐释政策背景，协调利益纠纷，缓和网络情绪，积累信任资本，体现开放包容的执政态度。

　　在网络空间中，发扬政治民主，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力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保证政治权力合法性，防止执政资源流失。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权威来自强大的网络执政效能以及宽严相济的网络治理尺度。从网络执政方式来说，将激励评价、创新发展、舆论引导等结合起来，利用党外知识分子的第三方属性来推动执政效能的提升，不断改进政府官员的网络执政素质。根据技术发展规律建立官员考核体系，激励官员更新技术观念，把技术服务的能力作为绩效评价指标，坚守权力人民性的价值立场，防止党员干部技术落伍损害政治权威。网络执政要转变执政理念，从垂直管理转向横向治理，根据执政客体变化调整执政方式和执政手段，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网络舆论点多面广影响大，不同的网络政治主体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及社会态度，要从网络舆论中发现社会心理的变化倾向，及时进行实质性的干预调节和问题处理，避免网络空间中负面情绪的累积和扩散，吸纳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专业优势参与网络治理，理性引导网络舆论，助推建构网络执政的良性循环系统。在网络党群关系构建中，“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政府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智慧等技术精准解决民众的切身关切问题，将前沿互联网技术应用到改进网络执政效能之中，不断巩固执政优势和执政信心。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要体现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合理配置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保障民众福祉。

　　网络空间是人为建构的技术场域，要逐步实现摆脱工具理性的宰制，回归价值理性的指引，防止技术偏离方向。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中担当政治责任，发挥政治能力，体现政治价值。一是政治参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建立在政治参与基础之上，网络政治参与是增强政治凝聚力的必要渠道。互联网技术特性决定着要协调好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调动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专业价值，不断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的社会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降低摩擦成本，通过制度正义实现制度认同，带动身份认同，提升网络空间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二是政治社群。“针对特定群体，有效的方式是跟随社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人与人的连接，实现快速扩散与传播，以获得有效的传播效果及价值。”网络政治主体的符号化拓宽了政治活动的范围，社会交往对象复杂多变，对主体的政治鉴别力和敏感性要求更高，要将网络群体的政治要求具体化、明确化，尤其是注重网络自组织群体的价值导向，把握时机进行价值整合，影响党外知识分子的价值抉择。党员干部要在网络空间与党外知识分子进行互动，用自身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怀带动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三是政治监督。“非政府部门的数据聚集对政府有效监管提出全新挑战。”互联网改变了政治活动的时空场域，网络空间的政治监督要从网络政治生活着手，建设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政治规范机制，既要激励党员干部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政治活动，激发党内生机活力，也要用网络监督来规制党员干部的政治方向。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网络监督进行制度化建设，通过机制体制明确政治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政治预期，防止随机化、片面化、孤立化的政治监督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优化网络政治生态。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网络空间中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对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发展产生长期影响，要“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并且对其问题机理、价值旨归、影响要素、变化形态等进行跟踪研究，将党外知识分子紧密地团结在执政党周围，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责任编辑：马丹〕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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