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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海远｜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理论问题
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澄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细化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方案。结合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理解，归纳推进共同富裕出现的新情况，指出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瞄准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矛盾，总结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提炼下一步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握的几对关系，从而为更好实现共同富裕远景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共同富裕目标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这标志着共同富裕在中国正式由目标理念走向现实政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并细化共同富裕之路？应该说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初心和历史使命，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更是坚定政治信仰的群众基础。在新发展理念下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并明确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说明收入分配对于经济社会全局问题的重要性。党中央把共享发展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转型的重要标志。
推进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新情况
（一）从理念目标到现实政策
历史上我们是在“大同社会”理念下推进“均贫富”，在新时代下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并细化到当前的各项具体任务。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承诺制定具体的行动纲要来切实推进。近期又进一步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要求浙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省域示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前我国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目标，更是现实要求。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战略”，在2020年底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基础上，现在到了要更加重视先富带后富的发展阶段，所以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应该说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顶层设计已经十分明确，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需要更加细致的实施方案，需要推出具体政策和行动措施来定量实现，这不仅包括时间表、路线图等宏观规划，也包括主要任务、重大工程、责任分工和具体措施等。
（二）从全球共性到中国特色
共享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共同目标。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共享发展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但理论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发展阶段和禀赋特征等都存在差异，特定国家的共享发展更是千差万别。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目标，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不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各个主体的自我发展，是回应全体人民共享需求和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过程。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包括精神层面的全面富裕，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逐步实现；是目前标准偏低但标准不断提升的渐进富裕，不是简单以高福利兜底的结果。中国特色共同富裕要统筹发展和可能，体现分城乡、分区域、分阶段的过程，并最终使全体人民迈入共同富裕，这与欧美尤其是北欧城市型国家有本质区别。
西方部分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近年来出现了拖累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国要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建立与西方福利主义有明显区别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目前我们在界定政府基本责任方面在稳步提高标准，力争全方位提升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做到更高水平的“最低富裕标准”。同时我们也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可及性、富裕性和共享性出发不断提高全体居民所能享受的底线标准，从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路径。
（三）从定性方向到定量评价
过去关于共同富裕的分析局限于理论内涵的定性表述，缺乏共同富裕的量化研究，尤其缺少将共同富裕理论应用于数理分析的实证研究。一旦进入到实际操作，什么叫共同富裕、多少才是共同富裕，就进入了定量测算层面，需要指标体系来识别进展、短板和问题等。指标体系既可以是事实结果的单维度评价，也可以是进展过程的多维度监测。虽然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有不同理解，但政策部门必须要从工作实际出发，拿出一套能执行、有抓手、可操作、有考核、能分工的指标体系来，使得共同富裕可感知、可量化，并且之后再逐步完善。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标准要明显提高，而且其内涵不仅包括收入层面，也应考虑生活质量和精神富裕层面，因此与宏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密切联系。共同富裕目标应该有可以衡量的具体标准，比如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多少、基尼系数达到多少等，不能想当然地给定一个具体数值，这会引起争议。2021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并没有给出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定量内涵，关于如何度量主观精神富裕等也存在争议，给2035年设定具体数量标准也具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四）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共享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随着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要求逐步发生转变，对物质消费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层次化的需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更高要求，预期我国到202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规划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这个政策规划体现了过程的共享性和时间的渐进性。若过早谈结果共同占有与均等分配，则容易走向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其结果可能是共同贫穷。因此，无论是历史教训还是现实要求，都应在结果导向过程中来逐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真正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全实现的，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打算。所以在政策设计中，要坚持从提高人的早期发展能力出发，注重高质量充分就业，鼓励辛勤劳动实现高标准共享富裕。综合来看，共同富裕不仅是目标也更是过程，是增进全体人民不断共享的过程，是在结果导向中螺旋实现共享的过程。 （五）从国富优先到民富同进
在国家总体富裕层面，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人均富裕角度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仍然要坚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向，要求在发展中实现总体富裕。不过在国家总体富裕的基础上，也不能寄希望于国富就能简单解决民富问题。过去我国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持续下降，近年来趋势上虽有所回升，但存量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劳动报酬占比较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民享民富问题更加迫切，所以应更加重视共享问题，让更多国家财富被全体居民所获得。
在民富总体提升的基础上，目前更加突出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故需要考虑如何带动更多人共同致富。在新发展阶段下，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此来呼应国家总体富裕和全体居民共享富裕的关系。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该是先达到国家总体富裕，同时实现居民总体富裕，并促进全体居民共享富裕，由此践行从国富到民富再到共富的过程。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挑战
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源于初次分配，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也允许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在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绝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不是限制私有资本，不是简单的财富再转移，而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政策工具来优化分配结构。我们一定要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鼓励资本能够获得合法合理收益，提倡私营资本扩大再生产并获得利润。在新发展阶段，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并有效组织劳动要素，从而提升国家总体富裕水平。
资本在本质上具有无限积累、无限流动、循环增长的特点，因此“先天性”容易成为扩大收入差距因素。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资本强势回归现象，如资本回报率在提高，资本控制力在提升，资本集中程度正在接近一战前水平。在互联网、全球化、智能化等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上主要国家资本所得份额不断上升，资本无序扩张明显，资本精英即教育、文化与政治精英现象严重，因此发达国家普遍面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固化问题。在全球性资本强势回归背景下，我国收入差距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我们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平衡资本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并增加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分享程度。
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有资本或国有企业占主体成分，但这不是要求国有经济在所有行业领域都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是在全局方向和关键领域起控制性作用。但对于这种原则在待定具体行业领域中究竟如何体现，还存在一定分歧，现实中少有企业或行业主动认为是垄断性行业，实践中究竟如何具体体现国有资本的主导性地位还存有模糊地带。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公有制为主体究竟如何具体体现，怎样才能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缩小收入差距并助推共同富裕的优势。
（二）财富差距的调节办法并不太多
过去实体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居民通过劳动也积累了更多财产，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其中有少数群体是利用政策不完善而获得较高财产，当然近年来财产增长与资产价格膨胀也有一定关系。新时代的重要挑战是要区分居民财产积累来源，预防财富在高收入群体中过度积累，并重视财富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重视财富代际传递，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提升代际流动性，在长期内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当财产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财产性收入就会成为部分居民的主体收入来源，继而固化收入差距。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财产通过资产赠予和遗产等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使得财产代际流动性下降，财产和收入的相互关联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财产差距不仅是过去收入差距的累积结果，同时也成为导致收入差距的新的基础性原因。财产分布不均等的直接后果首先是财产性收入不均等，并继而成为推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所以若不对财产分配进行政策干预，那么财产差距和收入差距相互转换的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收入流量的调节政策比较丰富，但财产存量具有瞬时转化和变形的特征，背后的资本形态也具有全球无限流动和自由配置的特点，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对于资本或财富存量的调节并没有太好办法，可用的政策工具也相对较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始终保持对资本适度的必要调节，成为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屏障。在资本强势回归背景下，我们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防止资本在教育、媒体、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过度蔓延，尽快推出针对性更强的资本税或财产税，防止资本与劳动的群体性分割。
（三）绝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风险
共同富裕既要避免平均主义也要避免两极分化，特别是先富之后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是面临的重要挑战。有研究表明，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富裕，而在于收入分配的共享富裕方面。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为各类人群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收入流动性，防止以身份为特征的利益集团的出现。近年来我国相对收入极化又出现历史性下降，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收入极化出现显著缩小趋势。不过随着经济的持续累积，在相对极化下降的背景下，居民不同群体间的绝对收入差异也显著增长，不同群体间的绝对收入差异在持续上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人群可能面临收入纵向下滑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如果还出现明显失业现象，则部分低收入群体就可能会重新返贫，再加上高收入者财富水平和份额急速扩大，由此会刺激居民的不满情绪并引发潜在社会风险。推进共同富裕目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化解各种风险，不能过度强调效率和先富，而必须走包容性增长道路，选择既要增长且还不能扩大差距的发展方式，因此改革的空间路径会进一步收缩。
（四）国际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我们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占领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从而顺利融入全球化过程，使得低收入者转移到城市工厂，在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使得就业岗位和收入持续增长。但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背景下，国外循环很难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渠道，在新发展阶段要推进共同富裕只能更多着眼于国内。特别在当前保护主义盛行和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受到较大影响，而且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来实现高增长的方式受到限制，因此未来要推进高标准共同富裕更多依赖于内循环。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经济、社会、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资本强势是未来财富分配的重要挑战，但不能简单通过高额资本税的方式来调节，而必须要考虑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财富形态的不断转变。在全球税收竞争格局下，通过征收高额资本税来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式应有所变化，依赖税收手段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工具也应更加慎重。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全球布局容易受到影响，不能贸然对跨国企业采取过高调节措施。所以需要考虑国际环境对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影响，梳理在国际竞争格局下各个战略手段的可行性问题。 （五）新发展阶段下的政策经验
我们刚从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走来，精准扶贫的一些做法同样适用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但我们也应意识到，新形势下不能完全简单套用精准扶贫的所有经验，毕竟精准扶贫是以汇集全社会资源集中扶持少部分贫困人口为主要内容，而现在是推进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的高水平共同富裕，是面向14亿海量人口的更高要求。这就不可能用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来实现，更多还是要增长、要发展，只有把“蛋糕”做大才有可能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在过去相对较低水平的共同富裕目标下，我们可以通过政策保障的方式，让低收入群体也共享国家发展红利。但在新发展阶段更高标准的共同富裕目标下，则不可能通过财政兜底的方式，而只能依靠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增长来实现。
推进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
（一）如何国际比较及借鉴？
推进中国的共同富裕目标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就中国而谈中国，而必须把中国放到一个全球比较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里收入差距到底缩小到什么程度、人的能力发展差异到多少才算是实现共同富裕，这需要放在国际对比的环境下才能确定。北欧国家达到较高的富裕水平，同时共享富裕程度也相对较高；它们是通过福利主义方式来推进共享发展。相反美国是以创新为导向的高水平富裕国家，但居民共享富裕的程度则较低，甚至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后美国富人的财富仍然在加速增长，美国财产不平等程度仍然在显著上升，由此带来很多制度方面的教训。
理论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别，在共同富裕内涵目标上更是有很大差别。有观点提出在实践中很难找到理想的对标对象，特别与我国存在很大差异的欧美国家不能作为我国的对标对象。不过也有观点提出，纵然不能找到很好的比较对象，也应分阶段、分领域、分类型地观察相关经验，并认为把其他国家作为适当参考仍有借鉴意义。如日本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就没有出现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他们具有我国类似的小农经济，在土地生产要素被盘活以后，其产业结构支持了充分高质量就业，农民收入增长明显，使得收入差距控制在较低水平。
（二）是否进入钟摆的下一个周期？
共同富裕是既要公平又要效率关系的集中表现，“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公平”主要体现为收入分配。实际上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命题，历史上的发展实践也总是在这两个方面来回摆动。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一直践行着“公平”与“效率”的钟摆轮回，并先后经历了多个战略性调整阶段，总体包括“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注重社会公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等阶段。目前全球性收入差距持续扩张，底层社会力量触底反弹，要求福利保障的声音日益明显，很多国家进入到下一个钟摆周期的关键节点。
虽然大家都认可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确实在不同领域也出现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会自然带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分配只是不同群体收入增长的自然结果，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任务来抓。但近年来，各国因收入分配问题导致各种社会动乱后，对不平等重要性的理解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后就逐渐实现统一。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确实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公平共享方面做更多努力，而且社会公平问题处理得好，也更有利于全社会效率提高。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收入分配究竟如何作为专门重大问题来研究，仍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三）如何理解精神富裕的内涵？
大家都认同精神富裕在中国特色富裕内涵中是必可不少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的政策推进过程中，精神富裕的界定存在一定困难，把精神富裕置于何种角色也存在一定分歧。教育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都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若包罗万象则难以体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无法体现中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政策的针对性，因此还是要有限目标和适当聚焦。除了精神文化、司法民主、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外，如果把概念继续进一步扩大化，那就与推进社会主义全方位现代化没有什么差别，体现不出共同富裕目标的针对性和阶段性等特点。
从聚焦当前主要问题、针对主要政策的角度出发，近期内侧重物质富裕和部分精神富裕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紧密相关，精神的富裕自足与物质水平的增长共享有很大关系。而且经济发展水平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是居民满足感、获得感的直接来源，由此在现阶段做大物质基础有助于提升精神富裕。从实际政策开展角度看，也应区分长短期并有所侧重。从短期来看，更多的还是收入财产和权益直接分配，体现当期物质水平的共享富裕。从中长期来看，则要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侧重各级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儿童早期发育和营养健康，聚焦人的发展能力全面提升，从人民福祉和人的能力两方面做实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四）要不要确立最低富裕标准？
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情况下，推进共同富裕本身要以高水平发展为基础，要超出之前关于小康社会的要求，否则就会成为小康社会目标的翻版。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目标必须是高标准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否则就容易演变成为共同贫穷。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指标体系等要更加聚焦低收入群体。因此应树立底线思维，尤其是在人的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方面，要分别设置最低要求。
从底线思维角度出发，如果人人都享有相对较高的最低富裕标准，那么相对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就会下降。如果分阶段制定底线目标的逐步推进，则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指标则可以适当放宽。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最低富裕标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根本体现，而不是搞“民粹主义”。中央明确提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直接点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
从可及性角度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底线要求，也是最低富裕标准的核心方面。而且从居民福祉角度看，消费是真正体现居民福祉的最终内容，因此共同富裕也要关注消费方面的底线要求。总的来看，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框架下，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最低标准，除了要有收入、消费等福利结果方面的优质共享，还应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等过程方面的普惠普及，如制定关于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全方位的最低福利标准，更应重视人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从而从根本上缩小机会和能力差异，并助推2035年与2050年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五）居民收入是否要快于经济增长？
我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取得了很大成功，也期望通过增长来解决分配问题，但现实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过去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慢于GDP，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史欠账相对明显。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基本保持同步，但考虑到过去较长时期的居民收入欠账，而且在新发展阶段要推进更宏伟的共同富裕目标，有观点提出应进一步考虑提出更高目标，即要求居民收入不是同步而是要快于GDP增长。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反倒可能更大，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提出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的发展目标存在一定困难。不过劳动报酬保持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是应该的，而且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关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有观点就提出仍然要倾斜性地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更高要求，即认为应使用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快于人均GDP增长的提法。
推进共同富裕要注意的几对关系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设想，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就更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要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得要有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纵然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富裕，也不能说必然会自动实现全体居民的共享富裕，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居民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因此涉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宏观分配格局。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收入份额长期较低的背景下，当前我们应侧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包容性增长，注重走居民获得型经济增长道路。在收入分配差距长期保持高位的背景下，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居民之间的微观分配问题，重点要协调好城乡、地区和人群间的分配关系，其中西部农村地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因此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从区域匀衡战略出发，在区域布局上带动更多农村地区发展致富，从而促进所有城乡区域和不同人群都迈向共同富裕。
（二）发展与共享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侧重解决。”贫富差距较大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和政策也基本完成了历史任务，必须要转向新的共享发展理念。只不过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从分配入手，而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如果采取“分配优先于发展”的政策措施，把发展置于从属地位，就会削弱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最终实现的也只可能是共同贫穷。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不断发展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坚持不懈抓发展，特别是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做大物质基础，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总的原则是，应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共同富裕，在阶段性区分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共享的前提下，在发展中主动缩小收入差距，在发展中逐步推进共享富裕。
发展和共享并不矛盾，处理好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性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着力点。应该说关于两者的替代率水平究竟有多大还存在不同看法，如牺牲多少幅度公平才能保证一定效率，或牺牲多少幅度效率也要保证一定公平，这个具体幅度在不同定性判断里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是哪种判断，包容性经济增长都是核心，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要找到两者能够相互兼容的政策，使得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并在共享中进一步推进发展。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无论从发达资本主义还是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看，单一的市场化改革都难以实现完全的分配公平。市场经济会出现失灵情况，并不是否定市场力量，也不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仍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但也要完善政策制度，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调节市场化的初次分配差距，进而得到相对合理的再分配差距。在行政集中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具有调节市场的先天优势，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否定政府调控。
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以政府大包大揽方式来推进面向2050年高标准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通过市场为主体、政府同时调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不能等待经济发展会自然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是要主动作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需要在优化初次分配中发挥作用，强力调节二次分配，并引导志愿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替代和共享富裕冲击较大，因此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增加公共支出，甚至连主张私有化、政府小型化的美国，最近也开始要提高政府所得比重，由此具有更强力量去调节市场失灵的结果。
（四）共建和共富的关系
要实现海量人口的共同富裕，必须是共建才能共富，共建过程也是共享过程。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能是所有人齐头并进的共同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同人群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被动的结果均等，而是全体人民通过主动奋斗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需要正面引领和共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不是大家被动享受发展成果，而是每个人都通过劳动参与其中，故应该包括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参与，是全体人民通过劳动参与才能实现的过程。各类市场主体是壮大共同富裕的根本，充分高质量就业是共建共享的基础，守法合法辛勤劳动是共同富裕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考虑系统性、整体性和配套性条件下，这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稳定制造业就业比重，由此使得更多人民通过自我努力迈向共同富裕。
（五）目标与工具的关系
从释放社会成员发展动力角度，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扩量提质，所以从收入分配改革视角来挖掘改革红利及丰富调控政策工具就尤为必要。现实中如果把优化收入分配作为政策调节工具，并达到居民收入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的效果，则宏观上就不必经受产业低质量和低附加值所带来的结构失衡，就不必走压低劳动工资、依赖大量其他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而是转向依靠消费、人力资本质量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由此也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动力不足等问题。
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不仅要把共享发展作为一个单独的重要问题来应对，还应以此为契机来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瓶颈问题，要以共同富裕工作为抓手来带动其他领域的政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通过消费来拉动企业产品需求，并带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政府税收增加和劳动报酬提升，由此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财富的总体提升。从目标到工具转变的视角出发，我们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解决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个政策工具，更要把共享富裕作为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工具库中的一项常规性措施。
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政策工具
（一）以公平来促进效率政策
新发展阶段要侧重研究以公平来促进效率的政策可能。要实现通过公平这一路径来提升效率取决于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性政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让之前没有加入到经济循环的落后地区加入进来，能扩大整体经济规模，因此开发落后地区是促进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增长还是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焦点应瞄准农村低收入者。面向人的早期能力培养，着重农村0~6岁儿童的公平发展，可以实现短期公平和长期效率相平衡。近年来运用反垄断工具手段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可带动更多新的要素参与循环，人均生产与消费总额也会不断上升。
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端出发，如果收入差距在高位徘徊，低收入居民消费潜力就无法激活，国内市场需求也会不足，这是目前我国许多传统产业到达规模峰值的重要原因。在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需要通过消费来进一步促进生产，这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兼容性政策，也是连通企业生产和交换循环的重要来源。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缩小收入差距是做大国内市场、提升经济增长动能的根本办法，也是公平和效率、发展和共享的长期兼容性方向。未来一段时期要全力缩小收入差距，这既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更好共享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二）劳动就业作为共享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优势，也要强调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活力。经济持续增长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当下要实现全体居民分享发展成果的挑战较大，提高劳动报酬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当前我们总体还不够富裕，因此坚持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这需要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来努力实现。因此，要尽力提高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增加劳动工资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劳动报酬份额。
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能靠少数人的福利兜底来实现高标准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注定是面向能力发展的共同富裕，注定是通过共建实现共享的过程，因此依靠劳动力市场中的自我就业非常关键。就业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基础，也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做强产业和促进就业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础。“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就业就是最大民生的原则，以产业结构优化带动稳定就业。要稳定制造业及居民服务类产业比重，这有助于持续扩大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的劳动工资水平。建议通过完善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就业人员致富增收，并进一步提升共同富裕程度。
（三）防范数字化和资本化的过度聚集
数字赋能和数字化改革可以有效提升治理效能，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和总体富裕水平。然而数字化、信息化容易带来创造性破坏，对低收入者造成负面影响，导致不同群体获取数字利益的结果存在差异。近年来，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企业快速崛起，通过积累数据资产迅速实现市场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数字化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所以在发挥数字经济促进总体富裕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提出对个体能力发展与保护的相关措施，如建立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促进人的全生命周期能力提升。同时，还需要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构建鼓励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双重机制，引导平台企业加强行业自律，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合规健康发展，实现有效监管和包容发展之间的平衡，促进经济总体富裕和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均衡发展。
由于资本可以通过增殖获得收益，资本要素份额越高，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得份额也就越高。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资本要素份额占比不断上升，挤压劳动要素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使得居民收入不平等情况进一步恶化。而我国资本市场也日渐活跃，资本所得份额也有所上升，资本强势侵蚀后反而会带来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近年来不同形式的垄断行为有所抬头，因此应全方位审视各行业各领域的垄断行为。
（四）关键是盘活农村土地资产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偏低，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新型城镇化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要素是农民收入最大的潜在增长来源就，因此盘活农村土地资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给予农民更多的处置土地自主权，可吸引并支持新型职业农民，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短板；也可以推动农村土地高效流转，为机械化、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基础，从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目前让农民尽快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是促进共同富裕预期效果最明显的政策方向，其中重要的增长点是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资产具有较大的市场价值和可拓展空间。这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和置换方式创新，推动农村土地资源变资产，加速农村土地通过市场方式变现财产性收入，让农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到土地升值收益。
建设农村富民新型产业是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建议要以土地要素积极支持产业发展，完善以土地要素来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推动广大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鼓励农民依托土地要素发展第六产业，推进农产品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依托土地资源培育乡村民宿、饭店产业，打造乡村休闲旅游新生态，以农带旅、以旅兴农，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与全国居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五）创新区域横向联动发展政策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人群差距等三方面问题。现在调节城乡差距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比较多，但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手段相对较少。按照空间经济学的观点，核心边缘的结构可能会越来越固定，东南部作为发达地区而西北部作为边缘地区的模式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完全消除。随着全国市场的一体化推进，西北地区人口会不断向东南地区流动，加上财政越补贴则欠发达地区所引致的欠发达地区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导致短期内完全靠市场难以实现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的预期目标。
从区域政策的制定逻辑上看，随着生产要素自然流通或配置到东南区域，区域政策资源自然也会向东南地区聚集，如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若区域政策资源越向东南地区倾斜，则西北地区就难以得到政策支持，由此地区间的差距就会愈发明显。从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出发，下一步需从新的区域政策上寻找出路，把更多优质政策资源向西北地区倾斜。这不仅要做实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机制，丰富区域间财政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细节，更要创新城市群之间、国土片区之间的横向联动发展机制，让欠发达地区更好承接富裕地区的发展红利。
〔责任编辑：徐淑云 童传轩〕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2年第1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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