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秀 赵兴花｜“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演进与内涵变化

作者简介

白永秀

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兴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厘清“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演进及内涵变化规律，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的前提。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名词是否合理（1921—1978年）、选择何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1978—2012年）和如何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2012年至今）进行了讨论，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展开，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变化。“中国经济学”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三条路径演进，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含义的“中国经济学”，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学”；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

一

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明确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些都表明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探索出中国面向未来的道路、理论、文化和制度创新，在经济学领域表现为创立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简称“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中国梦的实现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并走向世界，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经济学”，因此需要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

何为“中国经济学”？学术界探索百余年，提出诸多名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程天放提出“中国之经济学”、杨选堂等提出“中国的经济科学”、顾寿恩等提出“中国经济学”、陈豹隐提出“中国的经济学说”、徐一天等提出“中国民生主义经济学”、王亚南提出“中国经济原论”、和义等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除了对“中国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名词的沿用外，鲍步云等提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等名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沿用了“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经济学”等提法，还特别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提法繁多，但“中国经济学”仍然是一个概念不明确、内涵不统一的学术用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影响。可见，厘清其概念演进及内涵变化，是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一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需求。

二

“中国经济学”概念与内涵的文献梳理

“‘中国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贯穿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学术界不仅从字面含义分析“中国经济学”，而且对其具体内涵进行解析。

从字面含义解读，“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表明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从地缘政治层面强调学科的空间性；二是从历史层面强调学科的时间性；三是从文化范式层面强调学科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主流经济学相融的文化范式。“中国经济学”中的“经济学”表明，“中国经济学”遵循的是一般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探索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探索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经济学”既研究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也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学”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中国”不仅表明了其研究范围和素材来源于中国，而且明确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科，更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独特的文化传承作用，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经济学”则表明了它属于经济学范畴，是研究人类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沿着“中国经济学”这一名称是否合理、选择何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以及如何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的疑问，学术界展开了三次影响力较大的讨论。

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以王亚南和杨选堂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济学”名称的合理性展开了讨论。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为方便中国人阅读而创建的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并不违背它作为经济学的一般性规律。这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杨选堂认为，这种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称为中国的经济科学更符合实际，分析“当为”关系，以体现学科的科学性为重点。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刘诗白、谷书堂、董辅礽、何炼成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何去何从展开了讨论，即选择何种内涵的“中国经济学”。第一种是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内涵的“中国经济学”。刘诗白提出“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而且适当加入现代数量分析方法，目的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种是选择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为基础内涵的“中国经济学”。谷书堂等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现代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模式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中国经济学”，其重点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第三种是选择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何炼成等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第三次是2012年以后，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范从来、逄锦聚、白永秀、程霖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对如何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展开讨论。具体包括从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理论来源、学科性质等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内涵。首先，从研究对象看，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的改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其次，从基本范畴看，一部分学者从狭义、中义、广义层面研究“中国经济学”。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指理论经济学；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产业和制度等核心要素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论经济学；广义的“中国经济学”既包括理论经济学，也包括应用经济学。再次，从理论来源看，学术界的认知较为统一，基本认为“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演进和内涵变化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实践理论化的全过程。最后，从学科属性看，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本土经济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依托“中国模式”对经济学体系进行重构的“中国派的经济学”。

由于认知差异，学术界始终没有就“中国经济学是什么”达成共识，但是以上三次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大讨论为梳理其概念演进及内涵变化规律提供了基础。本文在对“中国经济学”概念溯源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21—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考察“中国经济学”概念演进和内涵变化。

三

“中国经济学”概念溯源

新生产关系的出现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工业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国家转型，为谋求发展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由此中国市场成为其攻略亚洲市场的核心环节。大量工业品的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中国封建的小农经济解体，工商业随之繁荣起来。社会各界关注到这一经济现象，并认为中国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学者在“不背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先后引入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发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价值，期望形成一种可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

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价值的重新挖掘是“中国经济学”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渊源。1901年严复在《原富》中首次引入现代经济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他在部丁（引论）中写道：“计学者，制治经国之学之一支。其所讲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以嫌其与经济全学相混。（日本已谓计学为经济学矣。）”梁启超认为此处的经济学就是中国古代的“计学”。计学是中国古代专门为国家管理经济问题而设置的科目，同时设“计”“计相”等官职，设“计部”主管官府的财政赋税等经济问题。梁启超认为“我国先秦以前，原有此学”，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道：“余拟著一岌《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梁启超在“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中加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使中国优秀的传统经济思想得以继承，而且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有极强的互补性。比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正好补充西方经济学以“利”为先的价值取向，二者融合形成的经济学更加符合中国所倡导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层面建立民族自信。后续研究者大多赞成这一认识，比如陈焕章在整理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时，使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将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定义为“为了集体生活的人，根据正义原则而进行财富管理的科学”，程天放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中明确提出“中国之经济学”，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基础，吸纳其他国家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形成的经济学才算“中国经济学”。

舶来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过程中同中国经济实践的脱离是“中国经济学”概念形成的另外一个渊源，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创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学者关注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借此向中国宣传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时间、空间和国情等方面都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为了便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往往会加入中国元素。比如分别用“楮币”“银店”“会票”对应西方的“银票”“银馆”“挽银票”，用“仁义”“诚信”等儒家理念代表西方的“合同思想”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传播的媒介。西方经济学影响力在中国的提升和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引发了一场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界定。沿着这一认识，1931年顾寿恩在《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性》中以“发展国家资本以挽救民族经济之落后，管制私人资本以防止资本主义弊害之发生，对外保护民族资本以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为目的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学”。他所提出的这一“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而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经济学”，其目的是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化传入和研究相对晚一些，直至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经济学探索中才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个别核心词汇的传入为主。1899年蔡尔康在《大同学》中提到“马克思”。1902 年《翻译世界》刊载了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首次引入“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论”。1904 年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提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首次应用马克思阶级剥削理论解释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现象。“五四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随之兴起。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它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科学的论证，创造一个理性的、有着严密逻辑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社会主义理论成立的基础，因此，中国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经济学，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三部分：一是历史论（关于过去的理论），即社会组织论；二是经济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即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政策论（关于未来的理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经济学分为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经济学。我国所要选择的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主张组织改造论，是对社会的革命，“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而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实现以资本和资本家为本位向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的转变。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通过论述“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再次说明了“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经济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经济学有本质区别。沿着这一认识，1933年陈豹隐在《经济学讲话》中提出：“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学说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说明“中国经济学”以为中国人服务为目标，且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立场等都不同于外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的经济学。

综上所述，一种新理论的形成首先需要界定其概念和赋予其内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提出了“中国经济学”，但是其具体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百年探索。

四

“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百年探索

“中国经济学”概念提出后，学术界继续沿着“中国经济学”形成的三种理论渊源，衍生出三条路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四个阶段的划分，我们把1921年作为“中国经济学”概念与内涵的探索起点，根据学术界研究的实际情况把第一、二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具体说，根据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代表性阶段的讨论，即“中国经济学”名词是否合理（1921—1978年）、选择何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1978—2012年）和如何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2012年至今），相对应地将“中国经济学”概念与内涵的演进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我国学术界探索“中国经济学”的时间虽早，但直至1931年“中国经济学”这一名词才由顾寿恩提出，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对“中国经济学”内涵的探索集中于19世纪30—40年代。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含义的“中国经济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用过程中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即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创新发展基础上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即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总结提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经济学，即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21—1978年）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信心，在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如何构建一种可以指导中国富国强民的经济理论。

第一条路径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以王亚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改造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和解除封建思想束缚为己任，以中国经济实际为研究素材，创立“尝试把中国经济全体，当作被若干基本经济法则所贯彻着的统一过程或统一运动”的理论，形成适合中国人攻读的学科。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素材来源、学科性质的判断是科学合理的。1944年，他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中论证了“中国经济学”成立的学理依据，指出西方经济学已经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义经济学，发展到以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说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情况下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随后他在《中国经济原论》第一章中再次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讲‘学’，而不在讲‘术’，讲‘政策’，讲‘经济指导原理’”。“学”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实践规律的总结，是上升到方法论高度的理论；而“术”“政策”等更多侧重于执行层面。追溯历史可发现，中国古代对于“学”与“术”的分析是严谨的，“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学”，是为了揭示具有规律性和方向性的东西，即“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初衷是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的运行规律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

第二条路径是沿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徐天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基础的经济学，认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是“全体主义经济学”，“要求人人为全体的福利而活动”，以“现实的巨体的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这里“站在个人主义立场”“追求个人私利”的经济学指传统西方经济学。这一认识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学”的本质是为国民谋福利，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立场。高叔康对民生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民生主义经济学就是“中国经济学”，是“根据中国经济史的演变和现在社会经济的基础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创造出来”的经济学，表明“中国经济学”是一种可以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经济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结合中国现实基础、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形成的。1944年符逸冰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进行了阐析，将“中国经济学”定义为“一种配合中国民生需要，合乎中国现状，使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用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学”。此时的民生主义经济学已经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规范，是一种试图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中国印记、相对科学和创新的理论。

第三条路径是沿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演进的“中国经济学”。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符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切实需要，并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目标。杨选堂通过对当时中国经济科学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科学决不同于个人主义之经济学，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是适用于后进国家的第三种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就是试图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而形成的经济理论。显然，这种以研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的经济学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马哲民在《“中国经济学”导言》中强调，“中国经济学”不能照抄照搬其他经济理论的公式或者概念，尤其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甚至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从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揭发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则性”。沿着这种路径演进的“中国经济学”已经意识到，试图以其他国家的经济理论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的都不是“中国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中国经济学”应是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依据，创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关“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研究集中于第一条演进路径，即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索。沿着第二条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演进路径的“中国经济学”多以被批判改造的形式存在。沿着第三条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演进的“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反思理论贯穿其中。

第一条路径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索“中国经济学”概念与内涵的变化。这一时期主要以毛泽东及王亚南、熊映梧、于光远、和义、刘光第等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经济实践进行总结。

首先，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做法及经济学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联共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他对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不论这本著作中存在多少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诸多理论指导。

其次，学术界论述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关系。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竟可说是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延续。”他明确表示经济科学只有一个，就是吸纳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种观点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理论经济学。原因在于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混合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将“中国经济学”称为理论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更为合理。于光远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不能混为一谈，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仅研究生产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并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计划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

这一阶段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演进路径的“中国经济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值得肯定，不仅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而且提出将中国经济现象作为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素材。

第二条路径是沿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探索“中国经济学”，主要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以边缘学科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高校课程中。当然，也正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力欠缺和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才推动学术界继续沿着第三条演进路径探索“中国经济学”。

第三条路径是沿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演进的“中国经济学”。集中表现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应用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反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通过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探索“中国经济学”必须重视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陈可焜写道：“新民主主义经济学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其倾尽全力，来加强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的信心，并加强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心。”这种经济学既区别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也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鼓励发展国营经济，也维护私有产权，并赞同开展市场交易。其“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沿用，而且融入了中国特色元素，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起源。这些都是创造一种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尝试，具备了一定的“中国特色”。

总体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研究印证了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科名词的出现，既符合经济学科发展的理论需要，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极其适时且合理。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年）

这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研究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更有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同时也存在较明显的分歧。

第一条路径仍然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这种“中国经济学”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和框架结构的基础上，用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种观点延续了上一阶段“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陈伯庚认为“中国经济学”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系统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研究内容，并在吸收其他经济科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丰富“中国经济学”的内涵。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这类观点论述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重点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这一论述提出了“中国特色”这个核心概念，表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沿着这条路径演进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条路径是沿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关注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因此，一部分学者逐渐转变了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批判的态度，认为可以吸收其中的合理及有利因素融入“中国经济学”。1989年谷书堂提出“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构造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而形成、方便中国人阅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孙剑平从市场经济的研究对象出发，指出“中国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相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得出“中国经济学”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或者基本构件的经济学。后续赞同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本内涵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学者大多认同这一理解，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学者在继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拓宽或者修正已有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条件，或通过加入中国的经济案例、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等来检验该学派的理论前提或者结论，进而使这些通过修正或者发展的理论打上“中国烙印”，从而成为具有中国元素的经济学。而研究中出现的新经典、新定义、新理论都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显然，这种经济学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经济学”。

第三条路径是沿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演进的“中国经济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力进一步减弱，需要依据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建立属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这种理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和借鉴其他经济学的科学内容，以中国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通过实践检验和理性批判形成的新理论。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学开始探索不同于已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程恩富和齐新宇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并作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这一认识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内涵要求。“中国经济学”需要在吸收借鉴已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的研究范式，因为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学科独立的前提和保障。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明确了“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系统、辩证的分析方法，以“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实践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独特价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提出以后，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展开，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学”与新时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第一条路径仍然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这一条路径认为“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义，只是表达不同而已。“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化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和拓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根本立场、基本框架、哲学基础、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趋同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经济学”。

第二条路径是沿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中国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实质是借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洪永淼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性内涵是“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一观点更多地将“中国经济学”看作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实质上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关于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经济学”，张林和郭楚晗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具有科学性，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提供路径指向。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关键不在于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在于其所包含的中国元素，既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的融合创新，更包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思想的理论化提炼及研究范式的构建。

第三条路径仍然是沿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演进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宽广、研究内容丰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逄锦聚认为，“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分类研究与根本理论基础研究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白永秀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于“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位学科。“中国经济学”是一种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等学科的综合性理论经济学。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对“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贴近中国经济实践，其中不少研究成果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阶段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集大成阶段。

五

结　论

“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在多种理论与思想的争论中演进，经过实践的反复曲折检验才得以呈现出今天的成果。“中国经济学”沿着三条路径演进，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含义的“中国经济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中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第二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经过创新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学”；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形成的“中国经济学”。其中前两条路径在各自的思路上自始至终是一致的，第三条路径在演进过程中学科性质与内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条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路径在各个阶段自始至终是一致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程度不同。这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以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本质上还是把“中国经济学”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条沿着现代西方经济学演进的路径自始至终也是一致的，只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创新和中国化的程度不同。这一路径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的案例、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风格融入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改造现代西方经济学。

第三条沿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学理化中国经济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路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吸纳多种经济学科融合创新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把“中国经济学”看成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完整的综合性理论经济学，本质上是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

沿着第三条路径演进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学”正是我国所要构建的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这种“中国经济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是以下三方面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学本身具有的局限性需要突破与创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在时间、空间、国情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构建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二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践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构建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济学”。三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功经验，将其总结提炼和学理化，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见，在厘清“中国经济学”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强的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有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２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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