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少奇 李晨星｜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研究

作者简介

俞少奇

俞少奇，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晨星，经济学博士，湖南大学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发展道路，也与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大相径庭。新发展阶段，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固然重要，但更应当关注制造业比重变化背后深层次的全球竞争格局、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和空间异质表现等。置身于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分析作用于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厘清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影响因素，通过科学认识指标比重、聚焦关键短板攻坚、构建梯次产业空间格局、推动数字赋能制造业发展、积极参与内外循环等路径，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断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一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工业化一直是理论界高度关注的问题。纵观全球发展史，工业发展呈现出“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特征。20世纪中后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开始实施“去工业化”战略，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向发展中国家。理论界普遍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造业比重一般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倒U型”变化规律。然而实践中，进入21世纪后，全球工业发展存在工业或制造业比重下降过早过快和工业或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两种情况，这与“倒U型”规律不一致：一种是过早过快“去工业化”，工业或制造业比重下降过早过快，以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在“去工业化”后引发了增长乏力、经济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创新能力下降等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工业深化，即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制造业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等为代表，没有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推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流”和“逆转移”，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等等。

我国在历经了“以钢为纲、重工业优先、工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调整后，形成了坚实的工业发展基础和宝贵的工业发展经验。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西方国家打压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等的大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就引发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应如何考量制造业合理比重？

学术界普遍认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意义重大，我国存在“去工业化”过早过快的风险。比如，黄群慧等提出，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加大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魏后凯和王颂吉认为，目前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兼具全面性、过早性和过快性特征，可以被定义为“过度去工业化”，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蔡昉判断，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早熟性质，这不利于生产力潜力的深度挖掘和提高，也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产生影响。黄群慧和杨虎涛分析，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其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却持续上升，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的前提下，这种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的现象表明，中国“去工业化”进程过早、过快，可能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整体衰退风险。燕翔认为，在当下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2万美元之际，保持制造业较高增速和占GDP较大比重非常必要。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徐朝阳和王韡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进行了模拟，认为目前我国还未进入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和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后工业化阶段”。赵伟认为，工业化末期制造业比重下降是普遍现象，“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还是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硬性提出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不仅有悖产业结构演化规律，而且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早期有部分学者针对新型工业化动力机制、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机制、创新驱动作用机制等开展研究，但对新型工业化与建设制造强国进行研究的较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以人为本、质量优先、自主创新、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开放循环是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从强化组织领导、降低要素成本、加快科技自主创新、畅通内外循环、优化竞争环境等方面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陶元等结合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分析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和作用，提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和举措。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把我国制造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其在超大国土空间、超大规模市场背景下的产业内部结构、产业空间结构的异质表现有所忽略；注重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等研究，而关注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作用机制较少；关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认识还停留在统计现象上，针对制造业内部结构变迁的剖析不够。而这些正是本文期待能够突破的重点所在。

二

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发展特征分析：基于事实描述

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的工业化历程。分析我国工业发展特征，不仅要把我国制造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置身于全球发展格局来把握，还需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超大空间结构现状，观察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异质性工业化发展特征。 

（一）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就业人员比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等下降较快，需警惕“去工业化”过早、过快的风险

图1　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绘制。

综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当国民经济呈现以下三个特征时，方具备“去工业化”条件：一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达到较高水平；二是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三是先进制造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当前世界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临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重构全球创新格局，大国围绕制造业布局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受消费结构服务化、服务业价格上涨偏快、制造业服务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见图1）均在2012年后进入呈连续下降趋势。

一方面，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风险。从工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一般在工业吸纳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达到峰值后才开始“去工业化”，德国在1991年时接近40%，而我国在2012年时达到峰值30.3%（见图2），工业就业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从国民收入水平看，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已达到10000美元左右（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但我国在2012年时人均GDP仅为6100美元。由此可推测我国“去工业化”时间偏早。另一方面，存在过快“去工业化”风险。具体来看，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到2020年9年间下降了8.7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了5.8个百分点，而同期德、法、日、美、韩、英、意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则相对稳定，从趋势线来看，我国2012—2020年间制造业比重变化曲线明显陡于其他世界主要国家（见图1）。从就业看，中国工业吸纳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在2012年后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见图2)，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变动值在0.7个百分点以内，在工业增加值占比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远超德国的前提下，2021年工业吸纳全社会就业人员占比仅比德国高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工业就业人员占比基本保持稳定，我国工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下降过快。由此推之我国“去工业化”进程偏快。

图2　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吸纳全社会就业人员占比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绘制。

（二）虽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较快，但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劳动力向高技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尚未陷入“中高端制造业陷阱”

一般可从需求侧恩格尔效应（也叫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来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恩格尔效应强调收入增长导致三个产业部门产品相对需求变化的经济机制，即随着收入增长，人们会更多地消费收入弹性比较高的产品。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与投入要素结合时存在偏向性，通过非对称地改变要素生产率影响产业内要素收入分配，引发要素在产业间流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演变。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进一步调整，同时，随着我国由人口规模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要素投入比较优势，逐步转变为巨大人口资源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加速演进变化，呈现出有别于“去工业化”一般性趋势的异质性特征。

一方面，我国中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总体规模不断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逐年增长，2014年至2022年9年间增长了4.9个百分点（见图3），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5.5%，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1.8%。产品竞争力逐步增强，表现为近年来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稳定在29.7%到32.1%之间，2021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29.96%。说明虽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不断下降，但在产业内部，正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高端制造业不断发展，尚未出现因制造业占比下降导致的产业低端化的情形。

图3　我国2014—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另一方面，制造业从业人员向高技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步伐较快。制造业通过其本身发展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对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Nguyen的研究，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国家更倾向于将大量劳动力投入至低技能服务业。然而，囿于低技能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可能会导致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变缓。据我国按行业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据（见表1），2012年以来，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最高点出现在2013年，为29.04%；最低点出现在2019年和2020年，均为22.33%，2021年恢复到22.5%，与2012年的峰值相差6.54个百分点。按照2013年最高点位与2021年最低点位观察制造业流失人员去向，除近年来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民生领域和保运转需要方面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员以外，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较快，分别提升了1.84、1.67、1.24和0.5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力主要流向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代表高端产业的高技术服务业，劳动力向低技能服务业转移的现象尚未出现。

根据国际经验和理论界研究，当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时，可能存在两种风险：一种是产业低端化，导致产业成本敏感性高、根植性弱，极易造成制造业转移和萎缩，从而造成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另一种是将过多劳动力流向低技能服务业，导致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从我国情况看，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劳动力向高技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暂未陷入产业低端化和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窠臼。

（三）北方地区、内陆地区及部分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一些老工业重镇“去工业化”趋势明显，可能引发潜在的“工业空心化”风险

根据梯度理论，创新活动一般发生于高梯度区域，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趋于成熟后，逐步从高梯度区域向中梯度区域、低梯度区域依次推移，从而促进中梯度区域、低梯度区域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几次调整，沿海地区发展程度较快较好，我国逐步形成了“沿海—内陆”的区域梯次发展空间格局。但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新情况，即北方增速变缓、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而这正是我国“去工业化”异质性趋势特征在产业空间的外在表现。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北方内陆、北方沿海、南方内陆、南方沿海四大板块，以此考察各大板块工业发展情况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从各板块来看，比较2011—2021年数据（见表2），各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下降。其中，北方沿海板块各省市平均降幅最大，达14.06%；北方内陆板块次之，各省区市平均降幅为12.17%；再次是南方内陆板块，各省区市平均降幅达10.73%；南方沿海板块各省区市平均降幅最小，为10.11%。从数据表现可看出“去工业化”程度北方大于南方、内陆大于沿海，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沿海好于内陆的梯次发展空间格局的趋势相对应。由此可见，在当前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仍呈正向关联关系，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越好；反之，“去工业化”力度越大，经济发展越可能后劲不足。

从各省区市来看，一方面，“去工业化”趋势与全国大致相同。2011—2021年各省区市工业增加值占比数据，自2011年起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吉林、安徽、湖北、贵州、陕西等省下降趋势稍微延后；另一方面，除湖南触底较早，上海、河南、湖北仍在探底阶段外，2020年起工业增加值占比呈现逆势回升态势。另一方面，快速“去工业化”趋势值得警惕。比较10余年来数据，全国有8个省区市工业增加值占比降幅在5到10个百分点，有20个省区市降幅超10个百分点，其中3个省降幅在20个百分点左右。快速“去工业化”的省区，包括工业化水平较低的青海、甘肃、新疆、安徽、广西等，以及河南、河北等老工业重镇和东三省等老工业基地，快速“去工业化”可能隐含“工业空心化”隐患。

据此，本文提出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应注重：首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警惕制造业降幅过大导致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其次，注重制造业比重变化后的产业结构变化，高度关注中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防产业向低端产业转移造成国家产业低端化、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再次，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超大国土空间背景下，各板块、各省区市制造业发展政策不应“一刀切”；最后，应厘清影响当前制造业比重变化的作用机制。

三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作用机制

推进新型工业化，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工业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路径。新时代新征程，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等变化，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形成了新的影响机制，作用于我国制造业发展。

（一）新需求机制

从需求侧维度看，宏观层面，新发展格局下要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需更多依赖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国内市场需求和制造业在国内的梯度转移；中观层面，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亟须加快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微观层面，打造自主创新的市场主体，则需缩短产品迭代步伐，降低创新成本。新发展阶段，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释放出新的需求，共同作用于我国制造业发展。

1.宏观层面：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态势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西方国家鼓吹经济“去中国化”，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重组，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求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可依托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形成难以复制的产业竞争优势，为我国应对产业链“断供”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保障。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制造业稳定发展提供了内生驱动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促进各类要素在全国城乡区域之间自由高效流动，进而释放出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在这超大规模市场背景下，制造业发展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逐步从大规模出口需求拉动转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拉动。三是新发展格局为制造业梯度发展提供充足空间。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抑或是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都有充足发展空间。东部地区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可承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托我国超大国土空间，构建制造业梯度发展格局，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提供有力的空间支持。

2.中观层面：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方面，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综合美、德、日等世界制造强国发展经验来看，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往往对制造业比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得益于中高端制造业高研发强度、高人力资本强度的特点，对大学、科研机构等要求高，行业以外的公司很难进入。因此，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有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当前制造业已成为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主体，2021年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6.89%，新装备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和新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59.73%。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继续通过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来维持制造业比重，保持经济的强劲竞争力。另一方面，繁荣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中高端制造业自身具备的高扩散性和高关联性特征，在带动制造业繁荣发展的同时，还有力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随着产业发展和进一步分工，原本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从中脱离出来，形成专门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可被认为是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化，这种外化行为则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途径。根据前述知识产权局数据，目前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和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比重接近30%。因此，我国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比重，支撑涵盖密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高技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3.微观层面：打造自主创新的市场主体

制造业往往是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的集聚地，被视作技术创新的主阵地，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源泉。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常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产品更新换代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进一步占据主动。而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越丰富，代表制造能力越强，其新技能、新产品越多，接近“目标产品”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制造业规模越大，建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基地、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制造业创新平台的成本越低。如过快过早降低制造业比重，制造业规模缩小，产品之间的空间日益稀疏化，将导致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耗费更多的研发成本、试错成本、时间成本等，才能制造出“目标产品”。因此，打造强大的自主创新市场主体，发展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尤为重要。

（二）新供给机制

从供给侧维度看，宏观层面，得益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新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应用和工业门类齐全的制造业规模效应等，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范式正加快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中观层面，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比较优势变化，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微观层面，工业互联网模式则推进企业微观主体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变革。数字经济范式、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工业互联网模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创造了新的供给，作用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宏观层面：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范式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和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已加快赋能实体经济。数字经济范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范式之后新开辟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数字技术成为制造业领域提高质效和竞争力的内生驱动力。根据世界各地智库和机构发布的5G报告，第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可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开展更为精准、更为具体的市场测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产业化，从而为技术迭代、产品更新创造更优渥的条件。第二，我国钢铁产量、轻工业产品、手机电脑产量等均为世界第一，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制造业规模效应强，可为制造业各个环节降低成本，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第三，新兴制造业领域广、探索空间极大，可通过超大规模市场支撑的应用优势和迭代速度优势，快速建立起以我国为主导的自主创新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抢占全球价值链话语权，进一步形成赶超发达国家的优势。

2.中观层面：技术密集型这一新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后，受经济基础和要素禀赋结构影响，我国着重发挥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加快嵌入全球分工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竞争优势仅体现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历经40多年发展，我国的要素禀赋、产业比较优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产业优势日渐衰减。据研究，2005年以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较高，此后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趋缓，我国正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创新投入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转变。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带来的产业比较优势变化，为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带来机遇：一方面，通过创新投入，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实现产能优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提升制造业高附加值，并以此减轻传统产能缩减带来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压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微观层面：工业互联网这一新组织形态

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数字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对人、机、物、系统的全面连接，以“数据+智能”重构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为制造业乃至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供重要路径和方法论，加速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变革，以此实现节约成本、效率提升、产品服务提升和业务模式创新。根据《2022中国“5G+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评估报告》，全国形成了4000余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覆盖了45个国民经济大类；而在“5G全连接工厂”种子项目统计中，工业设备5G连接率超60%的项目占比过半，5G技术正与工业深度融合。我国工业互联网作为一项赋能技术，已成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智能制造的关键因素，正通过“5G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新型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

图4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作用机制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四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路径

（一）科学考量指标比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中央层面，更加注重考量“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一方面，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另一方面，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推动数字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以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创新，从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综合两项指标的基础上，考量产业竞争力和总体生产率，以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二是地方层面，采取差异化考核指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省区市，针对性关注工业深化或者防止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指导性产业指标，比如，北方地区应高度关注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势头；南方沿海地区可面向内外循环衔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高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南方内陆地区可重点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快提升制造业比重。比如，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应着重提升中高端制造业占比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浙江“制造业2.0版”即提出“三大工程”，其中两大工程紧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包括“数字化—智能化工程”和“服务化工程”；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省区市、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老工业重镇应防止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导致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

（二）聚焦关键短板攻坚，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

一是实施国产替代战略。聚焦对外依赖性高、受制于人的前沿技术、高端基础制造工艺、高端装备、高端基础材料等“卡脖子”环节，积聚力量面向国内大市场实施国产替代战略，力争五至十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把更多贸易顺差转化为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二是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针对重大技术装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产学研等创新要素。完善支持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体系，构建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设施、基础人才等方面评价分析体系，加大对制造业关键环节的财税支持力度，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安全可控的供应链“B计划”。坚持全国“一盘棋”，推进建制化科研模式创新，鼓励各地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组建由领军企业牵头，集合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各方力量的若干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生态体系，提升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效率。三是完善制造业全球协作网络。构建开放、包容的供应链体系，破除关键产业链的制度性壁垒，推动与其他国家在高新技术层面的合作交流，加强与国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协作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三）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挥我国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配套设施完善的制造业优势，加快叠加新型基础设施完善、5G技术全球领先的数字优势，紧抓新一代产业革命契机，以数字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强大制造能力和丰富制造场景应用优势，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变革，大力发展智能装备、智能系统，建设一批智慧车间、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发展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传统企业上云、上平台，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加快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持续做大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中高端优势制造业，壮大数智云网链等新兴数字产业。加快推动战略领域技术创新，围绕第三代半导体、类脑智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不断增强竞争优势。三是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围绕制造业产业链，积极发展工业设计、信息增值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加快推进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模式，依托信息技术沿着制造环节的两端延伸，通过发展共享工厂、柔性化定制、反向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来重塑制造业价值链，在产业链上形成新的盈利点和增长点，从而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巩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四）优化产业布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依托超大国土空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强化区域空间分工协作，在确保产业链完整性前提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分工协作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发展基础雄厚、创新要素集聚、营商环境水平高等优势，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制造等先进制造业，进一步推动工业深化；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东部地区工业、制造业转移，防止制造业空心化。二是强化地区协作合作。探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和后发地区通过飞地、园区托管等多种方式，开展新型产业合作，推动制造业从梯度高的东部地区向梯度低的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确保产业链各个环节、各个阶段在我国均具备强有力的制造生产能力，确保产业体系完整性。三是深化“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抓住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优惠政策和窗口，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延伸，鼓励链主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寻求合作，建设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构建以我国制造业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国际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五）促进供需动态平衡，构建双循环分工体系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不能再继续过度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而应立足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内外循环”的分工体系。一是立足“外循环”，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巩固工业产品出口优势，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出口货运能力和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健全国际市场渠道、跨国物资运输渠道、快速通关机制等建设，增强国际物资调配和产能合作能力，加强与主要投资国家的互信互动和沟通合作，实现产业链跨境协同，从而提升抗风险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产业标准制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新贸易规则制定中贡献中国经验，通过产品出口、工程承包等方式，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市场接受度。二是立足“内循环”，更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积极释放农村农民、民生领域、数字市场等方面的消费潜能，进一步完善物流、新基建等扩大内需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刺激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数字化、个性化、体验化等新业态、新模式，让广大群众共享工业化成果。三是改善全球产业分工关系。用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集成创新、产业应用等方面优势，与发达国家广泛开展合作，深度参与、全面融入当前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新体系。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产业体系层面的深度合作，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打造新型对外投资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２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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