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天任｜社区空间治理理论的跨学科视角——构建“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框架
葛天任，法学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摘 要
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出现革命性变化，数字技术推动“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深度融合。基于传统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概念而形成的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已经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复杂社区空间治理难题。数字时代的社区空间治理需要构建三元空间融合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跨学科理论体系，从价值基础、行动网络与系统工程三个层面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与规划学等学科理论，进而解决更为复杂的社区空间治理难题。基于“物理—社会”空间的二维叠加，中国社区空间治理实践经历了从增长导向到民生导向的政策转变。数字时代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时代命题与机遇，面对数字空间三元融合新挑战，需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塑造行动网络、整合跨学科力量以解决复杂社区空间治理难题。
数字时代的社区空间治理新问题
数字革命正在重塑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深度融合进程加速。空间内涵出现革命性变化，势必推动社区空间治理理论跨学科构建与实践的研究，这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发展需要。一方面，社区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已然发生革命性变化，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研究对重新认识数字革命对国家治理的深层次影响提供了基础维度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孪生技术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基础逻辑并推动城市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空间的“物理—社会”二元框架正向“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方向演进。因此，单一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空间三重维度叠加所带来的复杂性问题，更无法将挑战转化为实现基层“一体化”治理的机遇。
数字时代不仅重新定义问题，还提供了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契机。在此意义上，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研究，不仅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多学科整合的实践基点，而且提供了一种探索新技术条件下文理交叉融合的新路径。作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社区空间治理具有丰富的理论脉络，但尚未实现新技术条件下的跨学科整合。社区空间治理既有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政治社会学视角、建筑规划学视角对社区空间治理问题提供了不同维度的理论基础，但既有研究对空间的理解缺乏数字技术维度的分析，没有将数字空间嵌入到已有的分析框架之中，也没有很好地对以上不同视角进行体系化的理论构建。
新时代催生并造就新学科。数字时代的文科发展需要融合式创新以探索解决数字时代涌现的新问题。如果说数字时代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时代命题与机遇，那么新文科的“新”则是创新之“新”，是传统文科与数字技术的多层次交叉、碰撞与融合之“新”。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第一，如何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社区空间的基本内涵与核心问题；第二，如何基于交叉学科视角所提供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实现真正的多学科的理论整合；第三，如何运用跨学科理论框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为此，本文将数字空间纳入既有“物理—社会”空间二元架构构建“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框架，从价值基础、行动网络、系统工程三种研究视角整合社区空间治理的跨学科理论体系，本文还在总结中国社区空间治理的实践演进及其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跨学科整合解决现实复杂难题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社区空间治理的内涵重构：构建三元空间融合框架
数字时代社区空间的内涵不仅有物理、社会维度上的空间，还有叠加了数字技术维度的数字空间内涵。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数字空间并不能脱离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而存在，其本身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而存在，同时也由人类日常活动所塑造，因而也具有社会空间属性，与此同时数字空间也影响着社会活动、社区场所建设等。因此，理解社区空间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空间内涵，然后进一步考察空间概念演变的理论源流和脉络，进而对数字时代的社区空间治理核心问题加以界定。
(一)空间与空间治理：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到数字空间
何为空间？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物理空间的概念，也就是从物理学意义上来理解空间。由于物理空间对于社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所以空间实际上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当空间进入了社会生产过程，就会被社会所塑造。人类社会在空间中活动、创造并由此反过来塑造社会，进而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互构”关系。人类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形态，例如家庭空间、社区空间、城市空间、区域空间、国家空间等，不难理解这些空间形态与人类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而演化，不断拓展空间的范围和边界。于是，空间从一个物理概念延伸社会学范畴，这也是空间概念的第一次跨学科交叉融合。
如果进一步从治理的角度考察，空间治理概念因空间的“社会过程”而进入政治学、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学范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空间可以被赋予经济社会价值，并由此空间价值有了经济资源稀缺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稀缺资源，可以同时在集体或公共领域中作为公共资源，还具备私有属性和商品流通属性。在此意义上，空间不仅可以进入社会生产链条之中，还能进入社会政治过程，包括治理、立法和司法过程。因此，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政治过程，社会群体围绕空间资源分配而展开的利益博弈过程即空间政治过程。针对城市空间资源博弈而进行的政府治理行为即空间治理行为，其治理过程也就可以被理解为空间治理过程。至此，空间治理概念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与物理空间双重维度上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行动者针对城市空间资源博弈而展开的治理行为或治理过程。因而空间治理研究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至少应覆盖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
空间概念正随着人类活动在数字空间中的增长而发生“数字升维”，空间治理研究也面临着新技术条件下的文理交叉融合。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空间不仅在物理维度、社会维度上进一步拓展，还进一步在数字空间维度展开，并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日渐深入、不断扩展。空间正在从传统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扩展为“物理—社会—信息”三元空间。在此意义上，研究社区空间治理问题应基于三元空间融合框架对既有社区空间治理的多学科理论视角加以整合，拓宽理论分析的视野和范畴，从而适应数字时代治理的现实需求。为此，本文进一步将空间概念的内涵界定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融合一体的人类活动的空间载体；将空间治理概念界定为在社会、物理与数字空间三重维度上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行动者针对城市空间资源博弈而展开的治理行为或治理过程。
(二)数字时代的三元空间融合：社区空间治理的复杂难题
社区空间属于典型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交叉融合的三元空间单元。因此，社区空间治理内涵主要是在社区层面如何实现社区私有空间、公共空间、准公共空间、集体空间以及虚拟数字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的综合性“善治”过程。本文强调的社区空间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围绕着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而形成又超越一般家庭层面的社会空间；涉及社区空间系统的子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均嵌入其中。由此，本文将社区空间治理的基本概念界定为：针对社区空间系统包括其子系统所展开的空间治理行为或空间治理过程。其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等社区行动者，其治理对象则涵盖社区三元空间，其治理机制则包括党政主导、市场机构与社会公众参与等。
从既有研究看，当前社区空间治理面临的复杂难题是传统社区二元空间的分化区隔。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区隔问题日益严峻，空间正义问题十分突出。以中国为例，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空间权利分配不公平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尤其在城市社区规划、开发、营造、更新的实践中，社区空间隔离、社区空间不平衡发展、社区空间增值分配失衡等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社区分割、族群隔离等社区空间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痼疾”，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区空间不平等问题的社会政治后果日渐扩大和复杂化，边缘或者贫困社区往往成为社会矛盾酝酿和爆发的策源地。以美国为例，在一些边缘社区或者贫困社区，种族、贫困与社区空间问题相叠加，形成了集中连片的衰败社区空间，那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缺失，社区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社区空间成为各类犯罪乃至政治冲突的“渊薮”。换言之，空间公平和空间正义问题正日益成为当代城市社区发展和空间治理的最突出问题之一。
从三元空间融合角度看，随着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深度融合，当前的社区空间分化区隔问题可能进一步复杂化。所以，社区三元空间融合背景下的空间治理，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从挑战来看，由于数字技术需要空间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使用者需具备一定的资源与资质，数字空间的形塑与再造将不仅是现实空间分化区隔的镜像，而且将固化这种分化区隔。这将为社区空间治理带来更大挑战，社区发展失衡问题将愈发突出。此外，即便那些能够获得优质数字空间的社区，数字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密切互动也将可能导致社区参与率的持续下降、社区地理边界的模糊以及社区空间治理的“信息过载”等问题。就机遇而言，三元空间融合提供了一种弥合社区空间分化区隔的技术介质。数字空间将有助于建立更便捷的社区公共参与机制，也有利于建立更敏捷的治理与政治响应机制。由此而言，关键问题仍取决于我们如何通过治理创新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关于这一点，传统文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传统工科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尽管已经开展了跨学科交叉研究，但需要纳入新的三元空间融合框架，才能更好构建解决数字时代社区空间治理新问题的理论体系。
(三)构建三元空间融合框架：“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互动机制
构建社区空间治理的三元空间融合框架，解决数字时代社区空间治理复杂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政府更加重视“大都市病”的治理，通过对集中连片衰败社区空间进行“城市体检”，相继推出老旧社区改造、社区更新与社区新基建、15分钟生活圈规划、“完整社区”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社区服务智慧精准递送等措施。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涌现出了代表性实践创新案例，为构建基于三元空间融合的跨学科理论框架提供了经验基础。
各地在三元空间融合方面的实践经验，推动了社区空间治理内涵与基础框架的重构。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加速迭代，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交叉融合推动着三元空间的深度互动。这不仅催生了社区空间治理新场景，也加速了“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的“流动”，使得三元空间的连通性、联动性、复杂性大幅度增强。如果进一步从三元空间的互动机制看，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基于数字孪生技术与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进一步交叉融合，催生了数字孪生城市、智慧社区、社区新基建、无人驾驶、物联网等应用场景，不仅使社区空间治理的内容范畴得到极大拓展，而且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将催化数字孪生社区的兴起，从而改变社区空间的治理机制与政策响应机制。第二，基于数字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技术，数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深度融合加速虚拟数字空间与线下社会空间的高度互动，由此带来社区生活活动轨迹与行为沟通方式的改变，并进一步重塑社区空间治理的动员方式与组织行为。第三，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交融推动社区生活服务递送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社区公共交通可达性极大增强，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连通性和流动性也随之极大增强。简言之，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日益融于一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随着人类在数字时代社会活动的高度关联、叠加与交互影响而变得更为紧密。因此，构建社区空间治理的三元空间融合框架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也是进一步构建跨学科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社区空间治理的理论构建：基于三元空间融合框架的跨学科整合
关于社区空间治理问题的研究，不同学科或者跨学科的分析视角各具特色。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与建筑规划学等三个视角加以梳理，这三种视角是研究社区空间治理问题的主流理论视角。社区空间治理问题所涉及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传统文科，还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传统理工科，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纳为价值基础、行动网络与系统工程三个层面，因而可以从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空间治理的跨学科理论体系，进而实现真正的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整合。传统文科和理工科如何进一步结合数字技术实现总体框架的基础融合，实际上三元空间融合框架已经给出了答案。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三元融合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指明了未来数字社会背景下社区空间的一体化治理机制与发展方向。下文将系统回顾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建筑规划学三大交叉理论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物理—社会—数字”空间三元融合的跨学科理论框架。
(一)社区空间治理的价值基础：政治经济学视角
社区空间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视角是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展开批判，继承了欧洲哲学思辨传统，将批判资本主义城市问题作为理论的价值取向，属于典型的批判范式。所谓批判范式，就是以理论批判为主，重在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因此，批判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空间的政治经济过程，有助于从宏观结构层面理解空间的社会后果以及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空间治理问题的最大启示在于：确立了空间治理的价值基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待空间治理问题，意味着空间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民性或人民本位价值。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城市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开始，到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对20世纪60年代欧美城市危机的系统性批判，再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空间问题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经济过程的本质，提出了根本性的空间治理解决方案，指出人民拥有“城市权”、拥有拒绝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城市拆迁的基本权利。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空间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是人民整体利益优先。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一批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基于美国城市化经验，提出了增长机器理论。作为中层理论，增长机器理论试图解释美国城市社区开发的政治经济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增长机器理论由于其理论简洁而具有“冲击力”，因而对中国社区空间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具有较大影响。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成城市开发的“增长联盟”进行剖析，并用冷冰冰的“机器”来描述这一联盟的运行机制，并指明增长机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空间使用价值的破坏。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不少瑕疵和偏激之处，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恰恰可以解释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空间政治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2年前后，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地方政府联合房地产企业共同推动的城市空间大开发过程中，许多大型社区更新项目开工上马，改变了中国社区空间结构、社区居住模式、社区景观样貌。例如，上海“新天地”项目的早期开发可谓是应用增长机器理论的经典案例。从经验材料看，中国版的城市增长机器理论所依据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城市社区空间开发早期阶段。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增长机器理论仍然为理解当前中国社区空间形成及其社会后果提供了理论基础。简言之，空间的增长价值及其分配在快速城市化时期并没有建立在公平有效的制度建设之上，因而埋下了社区空间治理问题的公平性隐患，社区空间分化与区隔问题以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呈现于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
(二)社区空间治理的行动网络：政治社会学视角
社区空间治理的政治社会学视角主要是承袭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思路，经由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学者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经验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视角。韦伯的分析思路主要是从政治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城市社区，以此为基础发展出著名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从社区空间治理角度看，芝加哥学派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社区空间效应”。所谓社区空间效应就是承认在社区在城市社会中不仅存在而且发挥着社会分层效应，不同阶层所居住的社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社区运行机制并导致相应的社区行为反复发生。社区的空间效应始终提示人们，空间治理的社区对象及其类型正是治理策略的前提和基础，通过适当的社区空间干预措施，能够改变社区空间的负面效应。
政治社会学视角对社区空间治理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治理主体关系分析，其意图在于解释和剖析治理过程及其后果。政治社会学视角从治理机制上更加强调社区空间治理的多元共治。就中国社区空间治理问题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利益与资源控制方式高度分化，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这些主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宰城市与社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国城市与社区发展中生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治理结构，需要纳入到社区空间治理的分析过程中。当然，政府在社区空间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既是利益相关方，也是利益协调方。与增长机器理论所不同的是，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十分注重由住房制度改革所激发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崛起，并指出市民社会正日益成为社区空间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参与性力量。政治社会学视角看到了社区空间治理进程中利益博弈过程的复杂性，其核心观点是通过适当的社区参与来促进空间治理的善治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当前，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前沿讨论是如何在社区层面引入国家干预作用的分析。自2012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积极介入空间治理问题，国家干预在社区空间治理层面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家回归社区治理的讨论逐渐兴起。国家治理的制度性变化对社区层面的政治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干预改变了增长的逻辑，也改变了社区空间治理的逻辑。然而，中央政府的制度或政策调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空间治理过程中各方行动者的激励机制与行动取向，理论层面的探讨仍需进一步扩充。
(三)社区空间治理的系统工程：建筑规划学视角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社会学视角是从学科理论层面的解释逻辑来理解社区空间及其治理问题的成因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与对策，那么建筑规划学视角则是从实际操作层面通过空间的规划设计来解决问题，这属于典型的工科思路。因此，建筑规划学视角从其诞生伊始就要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空间分析视角并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优势来综合性地解决社区空间治理问题。在此意义上，建筑规划学的学科基础就是跨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
社区空间治理的建筑规划学视角所提供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案，凝聚在“寓治理于规划”的理念与原则之中，这一点从东西方古代社区空间治理中可以得到体现。中国历代王朝大致遵循“礼制思想”，逐渐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社区服务设施系统，比如明代城市中的就有衙署、驿站、药局、义学、丧葬、消防、坛庙、街市、钟鼓、城隍等配置。西方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则是由社区街区构成，社区围绕宗教和权力空间而展开布局，社区内部往往设有广场和公共议事厅，社区的公共空间系统较为发达，社区自治的传统与社区空间规划融为一体。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通过社区空间规划设计来解决工业时代的城市社区问题，就成为建筑规划学最关心也最具社会价值的问题领域。
在建筑学、规划学的理论发展史中有四个凝聚跨学科交叉知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社会工程方案，这四个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社区空间规划的理念与实践。一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所提出的“新和谐公社”方案。这是社会主义理念在社区建设中的一次重要实验，对后世苏联、中国的工人村建设具有深刻影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新村规划中，尽可能地扩大公共空间、配置多种社区服务设施、缩小私人居住空间等规划设计原则都能够找到欧文理想社区实验的影子。基于社会主义理念所规划的工人新村与国有企业单位制管理模式高度融合，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单位制社区的基本空间形态。二是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方案。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理念，则是针对当时英国工业化所出现的贫民窟、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所提出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不仅对现代城市规划影响深远，而且对现代城市居住社区的空间规划与治理影响深远。他在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收益分配等社会理念方面采取了具有折衷色彩的改革方案。霍华德的经典作品《田园城市》长期被错译了书名，其原文是“明日——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其理想城市方案中浸透着社会渐进改革的费边主义思想。三是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的“光明城市”方案。针对20世纪初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贫困集中等大城市问题，他提出可以通过提高建筑容积率、扩建公共绿地和停车场、建设立体交通等手段来解决社区空间居住问题。他的方案洋溢着技术乐观主义精神，对立体居住的社区形态影响深远。四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劳埃德·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方案。赖特所提出的“广亩”城市方案其实是一个基于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未来社区规划。考虑到美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他的社区规划提供了一个低容积率、高绿化率的城市社区生活方式，并配置了丰富而完整的城市社区服务设施。尽管他针对19世纪美国城市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希望通过回归美国自然主义传统来建设真正的理想社区，但在实践中赖特的方案逐渐变成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国城市郊区化的社区原型，这也间接影响到中国低密度居住社区的空间规划与治理。
建筑规划学视角的核心特色是将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理念熔铸于社区规划设计的系统工程方案中，以此解决社区空间治理的复杂问题，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如何塑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区生活模式。在建筑规划学视角看来，社区空间规划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治理过程：规划设计既是社区空间治理的工具，也是社区空间治理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社区空间规划设计与社区空间治理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社区空间治理理论的跨学科理论架构。
(四)跨学科的整合：基于“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框架
构建理论框架有助于凝聚共识，从而形成规范的价值导向，对于实践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但由于上述理论视角来自于各个学科，每个学科均有各自的研究取向与研究逻辑，因此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交叉具有相当的难度。
这就需要根据各自学科的分析层次与研究特点来构建理论。首先，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层次是宏观结构，优势是逻辑分析，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明确了立场，其核心价值导向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政治经济学视角实际上就是针对社区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而确立的价值基础和治理目标导向。当然，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社会学、政治学，包括对城市规划学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作为社区空间治理研究的核心价值层面的理论基础。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对城市空间开发与规划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属于中观解释，有助于理解社区空间不平等问题。其次，政治社会学视角在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强调因果逻辑或机制解释。政治社会学视角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理论，而且也对社区空间的不平衡发展、邻里社区效应、社区空间政治等问题提供了分析的理论基础。上述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合作治理的机制，其理论逻辑的核心是价值共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最后，建筑学规划学视角属于微观行动层面，其方法论基础是基于上述核心价值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通过设计、规划、控制等技术工具综合解决社区空间治理问题。例如，从城市规划角度看，哈佛大学苏珊·费恩斯坦教授把公平规划视作实现社会公平的规范性路径，她把规划看作公共政策，提出从议程设置上入手，通过多方协商沟通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规划设计本身是一种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设计建造。规划设计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治理过程。因此，社区空间治理无论从行动还是过程看均需要建筑学、规划学的参与，将理论落地，将实践凝结于空间。
上述理论基础实际上建立在跨学科交叉的学科基础之上。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研究实际上需要依托和交融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规划学、公共管理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这种跨学科交叉并非简单的多学科累积或叠加，而是有着明确分析层次的交叉研究，最终体现在前文三大视角所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中。换言之，跨学科交叉的学科基础决定了三大视角整合的理论基础。跨学科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为社区空间治理研究及其实践提供了知识体系的基础架构。
社区空间治理的实践进路：跨学科解决复杂难题的挑战与应对
社区空间治理的实践进路主要是指针对社区空间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治理过程。社区空间治理不仅包括社区规划、开发、更新、运营等环节，还包括政策制定、实施、反馈等政策过程。从趋势上看，中国社区空间治理过程的核心焦点逐渐从早期的快速城镇化时期的社区规划与开发转向社区更新与智慧社区建设。近年来，这种实践趋势进一步转向社区空间均衡布局、解决社区空间分化带来的社区衰落，实现更加公平普惠的社区服务设施均衡布局与可持续运营。近年来，国家部委层面推广的“完整社区”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以及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政府推动的未来社区建设或智慧社区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社区空间治理在解决社区空间分化、均衡社区发展方面的努力。
进一步透视中国社区空间治理的实践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实际治理过程中运用跨学科知识体系解决复杂现实问题已经是一种现实选择。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空间治理实践演进就是一个不断运用多学科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迭代过程。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智慧化进程加速，智慧社区建设正在改变和重新定义社区空间共同体，社区空间治理需要纳入数字技术与信息管理等敏捷治理机制建设，因而运用跨学科理论架构解决社区三元空间融合治理的复杂问题更是势在必行。然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面临至少三大现实挑战，需要在前期实践基础上采取有效对策应对这三大挑战。
(一)社区空间生产的价值基础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缺位与补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的突出问题是社区空间生产问题，即居住需要与居住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需要解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中，最鲜明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形成了空间开发的“增长联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区空间分化分隔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结构发生巨变，增长主义的社区空间规划与治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空间生产问题，但由于缺乏经验导致的社区和社会问题、代价也相当严重。过度追求快速增长的空间规划来不及进行细致与深入地通盘考虑，更不可能对人口暴增、安全隐患、环境污染、服务供给失衡等问题进行充分“预测”，从而无法在规划源头上加以化解。增长主义空间规划注重“宏大叙事”，缺乏“人文温度”；注重增长的“数字绩效”，忽视社会的“真实感受”；注重成批量地复制“现代性场景”，但忽略拥有个性化的“场所精神”。“巨大”尺度的空间规划之下是社会活力的“沉闷单调”，是都市景观的“千篇一律”，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价值依归与技术依托的增长主义空间规划及其社会治理“脱嵌”。
如果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增长主义空间规划的“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的“缺位”，而解决这一现实困境的办法则在于回顾公平价值，即在基础理论上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补位”。传统建筑规划学科培育和教育体系中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课程设置，而且由于学科分割严重与增长主义叙事，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更加注重功利主义知识生产，轻视规划设计的价值基础与社会后果，这导致在社区空间规划与治理问题上的视野狭窄和缺乏远见，因而从社区空间规划源头上就埋下了治理问题的隐患。因此，有效对策是改变建筑规划学科过于注重物质空间规划的传统学科“痼疾”，系统补充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方法训练，让规划师、建筑师在学院教育阶段提升人文社科素养。注重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跨学科培养，将有利于社区空间治理在最初的规划设计环节就能够注意到社区参与、设施运营与治理机制的建设，从而防止社区规划、发展与治理的割裂。可见，构建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对于解决综合性社区治理复杂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社区空间更新的行动网络问题：政治社会学的嵌入与融合
随着大规模快速城市化浪潮褪去，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开始走向存量更新，在此阶段构建社区空间更新的行动网络进而实现社区共治是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社区更新的主要内涵是对社区空间品质进行投资建设，以提升社区环境、改善社区居住品质，通过政策干预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空间治理来实现社区整体空间品质提升。存量更新阶段的社区更新面临社会利益复杂化的现实，因此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方式成为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的方式。近年来，上海市规划建设部门提出“以社区15分钟生活圈为中心”来规划建设与治理运营的社区服务基础设施，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提出了“完整社区”建设概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加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等，均是从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角度来促进社区更新与社区空间的均衡、公平治理。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城市发展的竞争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社区空间的分化失衡问题。由于社区更新关乎民众日常生活，存量更新阶段的社区空间治理恰恰最需要的是社区空间规划建设与参与治理的融合，社区空间治理走向共建、共治、共享。
如果从理论上反思和分析，存量更新阶段的社区空间治理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牵涉社区民众的空间利益，因此不能采取增长主义规划方式，忽视社区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必须通过构建社区空间更新的行动网络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政治社会学知识的嵌入，并与政治经济学、建筑规划形成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打通社区空间更新的规划、发展与治理的“理论脉络”。进入到存量更新时期后，基层党建和基层民主的体制机制建设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社区民众的“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参与机制或利益表达机制凝聚起来，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参与过程。随着数字空间嵌入物理与社会空间，社区空间治理过程中的民众主观满意度的表达反而更加重要，因为“有效需求”不通过常规渠道表达，就将通过非常规渠道表达，而社区参与一旦形成基本的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将会非常有利于社区空间治理的共识形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治理成本。这意味着社区空间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学的嵌入与融合，进一步将人民本位价值、社区治理行动网络以及规划设计系统工程充分结合起来，实现更为完整全面的理论构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三)社区空间治理的系统工程问题：三元空间融合的跨学科整合
数字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城市与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组织运行方式，基于三元空间融合框架推动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理论整合，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构建一体化社区空间治理平台。当前，中国社区空间治理数字化仍主要集中于社区商业、社区动员与社区参与，尚未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治理。从技术趋势与理论可能性上看，社区空间的数字平台建设能够助推社区发展、规划、更新等空间治理环节实现一体化治理。
从应对策略角度，应考虑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基于数字技术与算法、算力，实现空间需求预测的智能化。当前智慧城市规划或者智能规划所依托的数据量有限，这限制了算法与仿真模拟能力，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与海量数据的涌现以及智能“大模型”技术迭代，社区发展、规划与治理的基础数据和算法将得到更大程度的优化。其二，基于大量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字孪生”城市的综合性城市增长诊断功能优化，推动社区健康包容增长。当前的智慧化平台治理尚未实现虚拟空间、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有机整合，未来的新型智慧城市的“平台化”治理不仅仅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平台化，还应该融入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平台，实现多平台的整合，进一步推进线上虚拟平台与线下治理体系的高度融合。其三，构建具有交互性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体系。当前数字平台建设与真正高效的交互性技术理想仍有相当距离。数字技术不能脱离人机互动而长期独立存在，规划与治理也不能脱离高度的社会参与而保持自身的适应性发展。
上述实践趋势也意味着社区空间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需要更充分地纳入三元空间融合框架并以此构建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实现真正的文理交叉，推动新文科建设“落地生根”。社区空间治理研究需要建筑规划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培养更多具备跨学科知识储备素养的治理人才。单纯物质空间建设、理工科的技术逻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更多的公共参与和更全面的基层民主建设，需要更具可操作性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知识和相关的人才储备。社区三元空间治理的复杂性程度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的理论建设需要大幅度纳入新兴知识体系与方法。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框架以及跨学科理论构建正是为解决数字时代社区空间治理复杂问题的一种理论创新与探索。
结论：以跨学科整合应对数字时代新问题
社区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维度和基础单元。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到来，数字技术推动社区空间治理不再只是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维度上讨论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多元行动者的空间利益博弈问题，而是在“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的框架上围绕城市社区空间资源博弈而展开的治理行为或治理过程。空间稀缺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空间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社区空间的分化分隔，而数字空间及其三元空间融合为解决这一固有复杂难题提供了技术新契机。因此，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社区空间治理的三元融合框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基于三元空间融合框架，构建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将为应对数字时代复杂社区空间治理新问题提供知识基础和理论方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优势在于构建价值基础、在于提供因果解释和机制阐释；而建筑学、规划学的主要优势则在于提供系统工程方案，在于动态地通过空间设计与改造更新方案实现社区空间的开发、更新和再造；而数字技术则不仅赋能上述学科推动学科范式更新，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区空间的基础内涵和基本运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实现跨学科理论整合的可能性。如果以问题为导向，文理交叉交融不仅能够“各得其所”，而且能够发挥综合效应。因此，中国社区空间治理应当以人民本位价值为核心，以“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融合为基础框架，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城市规划、建筑学、法学、计算科学等学科知识为学科基础，构建以“价值—行动—工程”为理论基础的跨学科理论体系。
尽管在社区空间治理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价值基础重建、行动网络构建、系统工程建设等实践挑战，“数智化”技术仍然提供了跨学科整合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认知提升、知识体系完善、文理交叉融合等方面加强跨学科的社区空间治理研究与理论建设，从而为解决现实复杂难题提供应用基础。如果拉长视角观察，中国社区空间治理实践创新在数字时代应进一步实现理论整合与实践融合，实现社区空间治理的平台化和一体化。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新文科建设，更好地实现文理交叉交融创新。
〔责任编辑：童传轩〕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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