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前世今生
罗湘林教授这篇论文《脱域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体育演化》，是《体育与科学》杂志2018年刊发的，讨论的是传统端午龙舟的现代再造问题，在中国传统节庆中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旧文重刊，希冀传递一种思想的共识。
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端午龙舟从民俗生态中抽离出来了，可以随时随地举行，龙舟竞渡已经具有旅游观赏、体验与参与的表演化仪式特征，成为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文化构建形式，也应验着吉登斯的“脱域” 与“回归” 的理论主题，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博弈，是“地方性”与“全球化”的现代转型与象征。
对应吉登斯的理论，我们提出一个新概念“文化陪伴式生长”，这是中国式经验的提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得到国家顶层设计的支撑，在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下，如何做到文化自觉，我们一起思考吧。
脱域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体育演化
文 | 罗湘林, 邱芬
（《体育与科学》2018年第3期）
摘要：吉登斯的脱域理论解释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趋势，而源起于乡土社会的我国传统体育，也无以避免地呈现出脱域的典型特征。传统体育的脱域，不但影响着传统体育结构形态的演变，而且影响传统体育的民众参与行为。依据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体育演化的逻辑与路径需深入到传统体育与人群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故而扎根一个具体案例，审视传统体育参与行为对传统体育结构形态所具有的建构功能；认为通过积极的体育参与，会创建传统体育运作的新形态，民众参与过程就是传统体育结构的重塑过程；由此可再度形成传统体育的威望域区。
传统的体育活动，是源起于各地域的民俗文化，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富有地方情景性的文化事项。受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已经超越狭小地域限制，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传统体育逐渐脱离了地域的限制，摆脱了社会母体的束缚，而不断普及化、标准化，有的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有的作为休闲体育方式，延伸到城市化的环境中。这种现象，即传统体育的脱域。
譬如我国民运会的诸多传统体育项目，虽然也保留了传统特色浓郁的表演活动，但民运会的项目设置，终究摆脱了具体情境的独特性，形成了规则完善的竞技形式的改造；正如英国传统体育曾束缚于宗教社会内部的权力秩序，融入乡土社会的地缘、时节、村落生活和人畜关系特征，体现出原始的血腥和暴戾。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重新定义了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母体，能顺应时势实现价值延续的传统体育得以留存，并拓展于全球，反之则趋于流失。
吉登斯认为脱域现象的基本机制，是抽象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即脱域现象产生的两种机制是象征符号(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其中，象征符号是那些不用在任何特定场合，而可以将信息传递和相互交流的媒介，如货币符号。而在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象(image)，这种意象所代表的符号性意义，是以其在交换过程中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为根本。传统体育活动作为一种体育符号，融入到现代体育的意象中，而趋于一般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如龙舟竞渡作为一种体育竞赛，逐渐摆脱地方民俗，而成为遍及全球的标准化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活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得不摆脱地域情境，顺应大众化需求，脱域的趋势已成普遍的现象。
另一种机制是专家系统，即由技术构成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普通民众对专家体系的依赖，即使是熟知的民俗活动，也同样被卷入了人们所依赖的一系列专家系统中，才能获得所需要的“专业性”认可，并从中获得安全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专家体系的完善，脱域的趋势越发普遍，脱域的运作方式已成为传统体育演化的主要走向，如走向民运会的传统体育项目，走入校园的武术，大多经过有关专家的精心改造和规范，而构成民运会或学校体育的项目体系。
除了上述两种抽象体系的机制之外，还有现代化推进的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波德里亚所强调的文化再循环、文化商品化、大众文化媚俗化则进一步简练地概括了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主要特质以及演进逻辑。文化的生产完全受控于生产逻辑，大规模复制、推行。因此，体育必然融入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之中。大众文化不像民俗文化，它基本失去了地域精神，而只是同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发生联系。体育如此置身于大众文化的生产循环，不管哪一支足球队，进球便是唯一的理念，其他一切都无需附加。体育活动形式是无分彼此的。
从传统体育的民众基础审视，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置身于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为传统体育脱离地域的限制，转化为大众体育提供了充足条件。脱域的传统体育成为民众普遍分享的活动内容，由此降低了传统体育对地域社区的依赖，反过来也影响到传统体育的地域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现代脱域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传统体育正快速地从特殊地域中脱离出来，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延伸，直接导致传统体育形态的变化，致使传统体育地域结构的完整性缺失，以及活动理念的转换。吉登斯理解的现代性具有多维性，它涉及制度、理念、态度等多个层次；那么，传统体育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其活动程序、价值诉求、参与态度是如何演化的？为何围棋、象棋、风筝等项目的历史文化内容即使被压抑，也仍在传承？而像投壶、蹴鞠最终失传？传统体育的生存窍门在哪里？本研究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龙舟竞渡现象，探究其中的演化逻辑。
在湖南长沙的浏阳河末段的十几里河岸，盛行着民间的龙舟竞渡；浏阳河端午龙舟竞渡历史悠久，一代代传承至今。弯弯曲曲十几里河道两岸，因为行政区划的关系，分属于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以及长沙县三个辖区，有着几十个龙舟码头。过去两岸因码头观念而产生的恩恩怨怨，逐渐已成历史；今天的浏阳河龙舟，上下游各码头的龙舟爱好者已抛弃前嫌，热衷于浏阳河上竞渡龙舟。浏阳河龙舟的分布格局呈现为沿河的60多个龙舟队伍：如火炬、新桥、农科卫星、潭阳、朝阳、东屯、二黄、光达等。其中，既有历史格局，又有少量新创的龙舟队。但回顾浏阳河龙舟的近期演变，表现为三个典型的不同阶段。
2.1 传统龙舟的民俗特性鲜明
从村民的历史记忆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顾，浏阳河的端午龙舟，处于自在的民俗生态中。无政府支持、无外来干扰下，各村落对龙舟的投入，是自发的，沿袭于地方的传统习俗。没有老板、没有商业赞助、没有专业化训练，都是按端午习俗传统各个村庄自发组织竞渡。一个村有多少个组，就有多少条龙舟；盛行的时候，有些村拥有七到八条龙舟。在传统时期，龙舟活动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件特别神圣而敬仰的事：龙舟开光是不许说话的，而且每年都是在零辰零点准时举行。当时百姓都以务农为生，对一年的时节有序、风调雨顺特别倚重，零辰开光对当地百姓来说就是一种好的兆头。村民认为龙神会附体，附体于龙舟就代表着这一年四季肯定会丰收；另一方面，龙神附体还可以保佑一方水土的平安。在村民的眼里，龙舟就像是一条真龙一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在河流里龙腾虎跃，虎虎生威。所以村民在龙舟开光庆典时要杀猪宰牛，在场的每个人都敬畏得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尤其是女性还不能靠近龙舟。这些仪式，建构了村落的社会秩序与信仰体系。
那时的龙舟，不仅仅是一项竞渡活动，而是被民俗的信念与故事所包裹，成为当地习俗自我强化的载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流传一个故事：金凤老王订过一条大脑壳船；当时为头的掌木匠讲，只要船快，可以舍小家为大家，死个崽都舍得；船下水的时候，他果真有个崽在塘里淹死了。结果那条船在河里就没有对手，别的船都不敢和它平头竞渡；而即使落后于前船三四船距，该船常常都能追上去。后来这条船在河里过于霸道，经常把对河的龙舟撞得够呛，最后被派出所锯成两截，再拼起来，就划不快了。到90年代又请黄四爹把船重订一下，只保留龙骨，但船已经没了灵性，虽然还划过几次，但已没了传奇。
在传统文化中，传统习俗受到特别尊重，某些故事传说也极具社会价值。龙舟竞渡将民众情感与村落的时空秩序融为一体，龙舟竞渡交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驾驭村民信念的手段，如上述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成为民众行为的指南；它可以把竞渡过程中某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到村落中，成为村落社会的核心部分。在传统时期，很大程度上仍然以过去的故事来解释和强化传统习俗，于村民而言，故事比现实更为重要。
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饮用的都是河水，吃的多是素菜。在浏阳河上打鱼讨生活，诸多不易。因此，对这一条河的占据与码头争夺，十分激烈。每逢端午时节的初一到初五，常常为了争夺码头名利而大动干戈。社会学家费舍尔曾分析，具有亲密邻里关系的共同体存在三个条件：一是功能的必要性，共居一地的人们，必须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满足某种地方性的需求；二是除了居住处邻近之外，还存在多种重叠的关系，如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等；三是与外界的沟通联系的困难。这种内在的亲密性与外在的封闭性，造成了龙舟竞渡的血腥斗殴。在村民的记忆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划船的主旋律就是打架。
在二黄村流传一个故事，说是二黄造船的木材还是跑长沙市去偷的电线杆子；把偷回来的树埋在菜土里，再把菜种上，逃过审查后再挖出来造了龙船。这种戏谑的传统习俗，投机取巧的无序，造成了很多混乱。二黄的龙舟竞渡年年会打架，那时划船的人都喊二黄斗船，甚至太平的码头船都是二黄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忆中，浏阳河上的每次龙舟比赛，都充满着血腥味。传说有一次打架，榔梨镇7条船同时冲向潭阳，有的拿棍，有的拿桨，有的拿铁锹，反正他们能打架的东西都拿了，一块冲向岸上，见人就打，不分男女，把潭阳的人追了好几里才罢休。还有高桥的船，在上游磨盘洲，就是高桥沙船拖上去7条船，大打出手。后面高桥划船均要到派出所签字，要有负责者，再打架就得承担责任，慢慢地他们才没了动静。
在体育发展进程中，早期呈现的暴力多是一种“表达性”的暴力，是人性最原始的表达，或是社群利益的争斗使然；而体育化后的暴力则是一种“功能性”的暴力，有人为的操作也有一定的控制力，逐渐步入有序和可控的轨道［2］。龙舟比赛时常会演变成为剧烈的肢体冲突，打斗以至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地方政府经常会发布禁令，以避免突发事件，但总是禁而不止。传统时期，常态的办法是强化礼仪程序，遵从习俗方法，以提高参赛者和观看者的程序意识，借此最大程度地营造祥和气氛。
该时期的地域特色鲜明，龙舟竞渡是当地生活的表达。是自觉或不自觉遵从风俗、习惯的传统行为。譬如那个时期浏阳河龙船是有讲究的：河东的船，船头都是太极头，红旗子，红衣服；而河西的船头是通口王爷，白旗或黄旗子。龙船不准划到河那边去，河那边也不准划过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龙舟竞渡与当地的传统民俗相互交融，鱼水难分。该时期，明显地呈现为韦伯所定义的传统行为；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动形式与组织形式相互匹配，交融于自在的地域传统习俗之中。
2.2 精英主导的龙舟竞渡表演化
上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村落出现了经济能人，成为当地有头有脸的大老板。这一时期的龙舟活动，多是当地的老板出钱筹办，请人参加比赛的行为盛行。而豪掷数十万的老板对龙舟胜负的荣誉特别看重，竞渡中的其他习俗则逐渐消褪。2000年那段时间，浏阳河长沙段的船最出名的有三条：侯照的少青，太平的二黄，农科的卫星。期间太平组织的龙舟赛最多，太平河段河的龙舟竞渡是那些年的经典。与传统龙舟的自发组织不同，龙舟赛一般由村委会或社区负责组织，村里的企业老板出资运作，在村社精英的筹划下运作。但在更高层面上，仍旧处于无序状态。朝阳社区的领队陈某说，那时浏阳河畔的龙舟赛没有政府出面，没有统一组织者，不设置奖项，谁来下挑战书就迎战。
为了在龙舟竞渡中获得胜利，由地方精英构成的组织者，在龙舟的器物制作上，在划桨的方法层面，以及请外人来划桨的队员构成层面，均打破了当地的传统做派；逐渐趋向于表演性的展示。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即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因此，持工具理性的人，不是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不少村社企业老板依照市场投资的逻辑推行龙舟赛；所以，为获胜的各种手段逐渐创新出来。
首先倚重的是工具的优势，在众多传统龙舟中如何创新发展，获得比较优势，是当时一些村落的选择。2000年芙蓉区有杉木两条，东岸两条，东屯两条，西龙三条，东风、卫星、新桥三条，火炬两条。为了能够在龙舟竞渡中确立优势，出现了浏阳河新型号的长船，最长的能够乘坐64人。2000年长沙东屯渡隆科村建造的最长比赛龙舟“隆科卫星”，身长37.6米。在当年的比赛中，虽然2000年东风、卫星的实力差不多，但卫星就因这船而拿了奖杯。
其次，请人是最便利的方法。因为村子里的年轻人多外出，得力的划手有限，于是各村落采取了请人划桨的策略。那时期，新桥唐弯子请的常德柳叶湖的人最得力，可惜船不好，成绩因而不理想；西龙则请了株洲绿口的划手。各龙舟队对成绩特别倚重，热衷于在端午龙舟竞渡中扬名立万，成为资助老板声望的一个符号和名片。那时船多热闹，只要两条龙舟位置合适就开始比赛。有一次西龙在小组赛中获第一名，却因计时成绩而没进决赛，就把船横在河里闹事；另一小组东岸也是没进决赛就去主席台骂人。后来武警来了维持秩序，争斗之后都进了决赛。说明抽象的竞赛制度在村民的心中，仍旧抵不过传统的直观情境性，龙舟竞渡呈现为现实功利目标下的单纯表演。
再次，在划桨方式及竞渡形式方面，因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社年轻人极为稀缺而四处请人，不同的划桨方式混杂在竞渡当中，浏阳河第一次出现了站桨划，或者说是跪桨。传统的坐桨划不再理所当然，这些细节的改变，让民众不断反思龙舟竞渡传统习俗的合理性，而淡化了传统龙舟文化的有序结构。正是龙舟竞渡中不断地对传统做派的反思及革新，从而使其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使得当地的龙舟活动逐渐从传统封闭走向了开放。
该阶段明显的特点是聚焦于工具理性的表达。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青壮年群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因脱域机制而基本不在社区内展开，在社区生活中处于一种“不在场”状态。村社的群体性活动参与有限，其结果是以村落为主体的传统体育形态必然会关系空疏、结构缺失，而使得传统习俗让位于市场理性。龙舟竞渡不再是村民间沟通的桥梁，不再是村社结构的特色基础。它更多地满足少数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和声望需要，成为社区精英表达自我价值的工具。
2.3 城市化下的龙舟竞渡规范化
自2012年浏阳河沿岸整体改造以来，沿河两岸大开发大拆迁，村落逐渐转变为城市社区，给浏阳河龙舟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浏阳河很多码头龙舟都悄悄地退出江湖，销声匿迹。传统的浏阳河龙舟从44人甚至更多，延续到现在，几乎统一为现代标准化的22人竞赛龙舟。曾经的划长水（超长距离竞渡）习俗，逐渐转换为现代赛制规定的竞渡距离。最为明显的转化，就是从村落的充满乡俗的龙舟竞渡走向规范的现代龙舟赛。
浏阳河龙舟竞渡的规范性得以提升，表现在龙舟的器物、竞渡的方式和形态等各个方面；该阶段各龙舟队都是清一色的比赛专用的赛船，轻巧快捷；都有高水平的教练指导，划桨更为科学；但随着人们对龙舟所代表的地域集体意识逐渐变淡，传统竞渡习俗逐渐转变为一种群体性的娱乐与休闲活动，浓郁的民俗逐渐降格为单纯的竞赛项目。现代规制化的龙舟竞渡，规范而平和，不再出现从前的无序与混乱，再没有以前的打闹事件；当然也少了传奇和故事，对于当地民众来说，甚至有点寡味。统一的规则远离了当地居民的亲和感。不少乡土体育的民俗性消褪，接着该项目也很快消失于民众的生活中。
但浏阳河龙舟活动顺利地转化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现代俱乐部性质的龙舟爱好者，开始在浏阳河上竞渡，那种纯粹共享休闲与娱乐的自由组合方式，突破了乡土的封闭与隔阂。如浏阳河飞腾龙舟俱乐部创建于2013年，由浏阳河两岸9地码头人员组成，秉持团结进取精神为浏阳河龙舟之传承，构筑了龙舟爱好者共同体。随着城市化发展，拉近了不同社区之间的距离，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不断提高，营造了共享龙舟乐趣的休闲方式；浏阳河成为众多龙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政府也逐渐改变了原先抵触和漠视的态度，积极筹划当地龙舟赛事。2014年湖南多个政府部门筹办了全省群众性龙舟大赛，每年一次延续至今；龙舟普及到各个地级市，激发了当地社区龙舟的发展。当地依托浏阳河龙舟的传统优势，获得了一些大型赛事的承办权。2017年长沙芙蓉站是中华龙舟大赛的第二站，也是中华龙舟大赛第一次落户湖南，该赛事的举办不仅仅代表着顶级赛事的入驻，更昭示着地方政府关注传统文化的彰显与回归，进一步提升了浏阳河龙舟的声望。
政府承办的大型赛事，庞大的龙舟参与群体为赛事的开展与宣传带来了全新的动力，也为浏阳河龙舟竞渡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契机。在物质层面上，2012年在浏阳河堤建的古朴的龙舟屋，其外形与乌篷船酷似；“龙舟屋”以湖湘龙舟文化为主题，展示不同风格的龙舟、赛龙舟照片以及龙舟制作素材，构筑龙舟文化基地。在活动程序与形态层面，从节庆式的竞渡转为现代日常的方式；2016年在浏阳河黄兴镇沿江山村段，来自长沙县黄兴镇、江背镇、跳马镇以及浏阳市、雨花区等浏阳河沿岸的三十支龙舟队伍齐聚在这里，以龙舟赛的方式庆“七一”；新桥龙舟队队长舒某说，划龙舟已经不再只是过端午的习俗，而是一帮“业余”龙舟人的锻炼新方式。在龙舟产业层面，雨花区跳马镇的浏阳河龙舟制造厂，也从龙舟赛事的普及中获得更多的订单，该厂的黄师傅曾为广州亚运会龙舟比赛供货。与传统龙舟有所不同，竞技龙舟对速度要求更高，技术含量也更高，从而促进当地龙舟制造厂的技术革新。
在现代社会脱域机制的作用下，龙舟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从村落社区中抽离，直接构筑了龙舟竞渡的规范和统一形式，提高了龙舟在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传播速度；也导致龙舟活动的传统延续问题；如脱离地方情境的龙舟赛难以将居民组织起来，影响了民众的龙舟参与行为，即脱域导致了居民对龙舟活动态度上的漠然、参与上的消极。脱域形成了传统体育的“虚化时间”和“虚化空间”，造成了一些传统体育活动逐渐衰退，甚至从原来盛行的社区消逝。
浏阳河的龙舟活动，却逐渐构筑了龙舟运动的威望域区，其形成的缘由，颇具探究价值。伊利亚斯的理论是以研究社会关系的构成与互动（组构）为基本出发点，认为社会就是由这些复杂的关系网构成的，体育也就被假设为这些关系网所组建成的社会产物。作为主体的龙舟参与者和作为载体的龙舟活动结构是一种什么依赖与互动联系？不少传统体育的研究，多趋向于单向度地解释传统体育的文化寓意及社会价值，而忽略社会群体结构和民众参与行为对传统体育的规范与制约作用；而伊利亚斯的理论强调了传统体育与人的参与行动之间的双向建构，彼此影响，是分析具体案例中的颇具借鉴性的视角。落实到龙舟的活动形态。组织结构和深层理念，浏阳河龙舟演化具有如下特点。
3.1 传统文化的符号建构
在脱域趋向的社会结构中，群体关系疏离淡化，传统体育的社区独特性趋少，民众难以进入传统体育的情境核心而处于边缘，因此在传统体育活动中普遍“不在场”。传统体育则加剧了现代改造的焦虑。
其实，传统往往会以正统、纯洁、文化遗产或精神财富等符号或象征形式为某一群体用来表明身份，获得认同意识。传统在一种叫做“结构性怀旧”（structural nostalgia）的情感的作用下全面复苏，并从地方性社会和特定的宗教信仰团体向知识界和大众蔓延。博伊姆也提出了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强调返乡，尝试重建家园，或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正如日本的“安城七夕祭”就坚守“祭”的传统文化，关注民众对祈愿活动的重视，而构筑为日本都市传统活动的成功典范。所以，传统的标识构建，也是现代民众的内在需求。
很多传统体育的演化路径是舍弃传统文化内容，保留技法和程序，这样，就完成了传统体育向现代生活的妥协，蜕变为具有现代品质的体育活动。而浏阳河则强化地方端午文化，在端午文化展中，举办传统的习俗体验活动；如不少居民会在祭祀之后，一齐体验民俗扎五毒、洒艾叶水、点雄黄酒等习俗，重温千年流传的习俗，不仅是模仿古人的形式，也是用心去体验传统的精神与情感的过程。对于长沙市民来说，和家人一起体验民俗，共同颂扬屈原之精神，汉风之美，华夏之魂，唤醒了心底最浓厚的情怀和记忆。端午节在浏阳河能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在大众文化快速流行中迷失的身份，可回归于地方的特色传统，也可达到文化的归属认同。
为了更好地打造浏阳河龙舟文化基地，保护和纪念龙舟文化，地方政府还邀请国际著名设计师打造一座龙舟博物馆，伫立在浏阳河风光带上。浏阳河承办龙舟赛事，以端午节最为盛大，使得龙舟赛与龙舟博物馆祭祀仪式活动相互呼应，并将传统的龙舟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之中，借此弘扬千年的文化精神。传统符号的建构，为当地龙舟竞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和文化保障。
3.2 民众的参与行为建构
人们多从宏观层面审视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却较少关注传统体育参与的具体功能以及民众参与具有的建构功能。传统体育的形态制约民众的参与方式与实践，而民众的参与又建构着传统体育结构，二者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循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的自我再生物种一样，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它们虽然不是由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由他们持续不断地再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的社会实践途径……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民众积极的传统体育参与会建立广泛密集的活动关系网络，进而支撑起传统体育的持续发展。
在本案例中，当地民众的投入形成了浓郁的龙舟竞渡传统，而其间的政府与民间各自形成了两种参与形态。动员型参与是在政府或社区组织动员下的龙舟竞渡参与行为。目前主要是地方社区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资源，动员居民积极参与龙舟竞渡的事务与活动。传统体育具有娱乐性，其规则简易公平，民众基础厚实。在传统节日里，政府会临时或者有计划地组织民众参与到传统体育项目中来。但是，动员型参与的居民只是少数，这种随机性参与较少形成持续的社会联系。因此，传统体育的参与难以稳健持续。
自发性参与是那些因兴趣或群体诉求而建立起稳定的关系。龙舟竞渡具有很强的参与性、表演性、观赏性和娱乐性。在端午期间，没了先前的村落集团，当地居民常常通过加入各种龙舟俱乐部来参与竞渡活动，这些活动组织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等自愿参加，相比动员型，参与意愿更高，而形成传统体育的新动力。这种建立在共同兴趣基础上的活动参与具有持续长久、稳定性强的特点，由此建立起来的关系持久，建构出稳定的传统体育结构。
总之，民众参与是传统体育的维持基础。现代人是利益不同的独立个体，对传统体育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关注和参与的方式不同，从而建构出不同的传统体育形态。民众在传统体育中的行为表现，一方面源自个人对该活动的爱好；另一方面源自该活动在民众关系网络中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村社老板的龙舟参与情况好于其他的居民。虽然民众在龙舟活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但是老板对龙舟活动结构的主宰决定了他的位置更接近活动结构的核心。所以，对于传统体育，根据民众参与所形成的关系向度，会导向不同的体育形态。政府主体驱使龙舟走向纯粹竞技化，民众娱乐则使龙舟竞渡走向生活化；而二者的互动关联，形成龙舟运动的叠加格局。
在传统体育脱域趋势下，传统体育难以固守村社习俗，难以依托自然社群的支撑，而需着眼于现代参与者的个体理性选择；个人参与行为重塑下的龙舟竞渡，逐渐适应于现代体育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又为其夯实了民众参与的基础。从村落龙舟到俱乐部龙舟，传统体育因而获得一定程度的重构。
3.3 传统体育“威望域区”的形成
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有着内与外的各自方式和路径。一是国家及精英的外在的现代化改造，以时尚的审美和科学化的规制，来引导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如精英改造过的竞技武术等，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或者内容上呼应外在需求，逐渐皈依于现代体育规范模式；二是民间自在的发展，其中有市场的借力，也有民俗的惯性，其特征是人文性、草根性的，如舞龙舞狮、风筝、陀螺等，逐渐融入现代社会当中，作为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核心，成为某些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
龙舟运动在现代赛事体系中，不断促成现代标准化的推进；但在精神上，又不断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制度性的和精神性的张力之下，成就了浏阳河龙舟竞渡的威望域区。Maguire(2005) 审视体育的全球格局，将现代体育划分出 3大集团，即现代体育核心集团、现代体育半边缘集团和现代体育边缘集团，由此提出了“威望域区 ”(zones of prestige)理论 ，“威望域区”理论是认识现代体育发展阶段的一个有效的视角。
根据威望域区理论，借用这种逻辑，传统体育在脱域过程中，也可以逆向构建该项目的“威望域区”。在该案例中，浏阳河建构了现代龙舟赛事的区域优势与声望，其中政府扶持，企业赞助，民众投入提升了该区域的赛事声望，由此而承担了首次落户湖南省的中华龙舟大赛。另一方面，地域文化趋同心理以及民众的怀旧依恋，和极具特色的地方传统建构了体育文化的符号象征，达成了区域内较高的文化声望。故而，国家的标准化龙舟赛事，和地方的符号性竞渡，形成传统体育地域性发展的文化象征，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充分表达。由此既有文化价值的理性表达而获得广泛认同，又有民众的怀旧依恋而满足情感渴求，就此构筑了传统体育的威望域区。
由此启示，传统体育的演进，至少可以同时朝着内与外两个方向推进，对外是传统的现代性因素的展示，成为某种国民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化身，占据文化自尊的制高点。对内则是朝着地方主义（localism）或者某种集体的以及象征性的自我意识这一方向来建构，这种向内的文化转型是朝着文化正统性转向的。传统体育的演进不是一种文化模式的断裂，更不是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取代和超越，它是一种与自身传统和谐相容的变通。传统体育经历的分化和重组，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传统体育脱域影响着传统体育结构形态的演变，而且影响民众的参与行为；传统体育参与行为则反过来对传统体育结构具有建构功能，民众的参与过程就是传统体育结构的重塑过程。
在我国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体育的脱域现象走势明显，验证了吉登斯的现代脱域理论。但是，在某些地区，传统体育通过形态转化，成为该地域内的极具象征和仪式性的体育活动，呈现出不同于脱域的典型地域性现象，而彰显出以地域或民族特征为亮点的体育形态，形成了传统体育的“威望域区”。
“威望域区”的重构，并不简单地像韦伯所推导的体育的现代化是社会行为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更多是伊利亚斯组构理论所认为的项目文化与人群互动而演化形成的效应。脱域趋势既剥离了传统体育蕴含的诸多文化习俗，引发了传统体育的形式化走向，促使传统体育更为普及和创新发展；但民众的参与行为，也可以重构传统体育的地域特征。其间，民众的参与方式与传统体育的形态重构，相互促成与演化。在该案例中，大型龙舟赛事如中华龙舟大赛在项目层面提升了影响力；而民间传统盛行的乡土龙舟，则在具体情境中呼应了民众的怀旧感知；即脱域的抽象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作相结合；由此而形成了传统体育“威望域区”的现象，这将为现代化下的传统体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启迪。
端
午
安
康
文献引用格式：
罗湘林, 邱芬.脱域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体育演化,2018,39(03):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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