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速递| “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的担当与反思
摘要 “双减”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变革，在国家制度层面给了作为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回归本体的一次机会。政策颁布实施半年有余，学校体育教育、校外体育培训引起热议。为此，《体育与科学》编辑部于2022年1月9日举办“‘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本体回归”的线上学术工作坊，剖析“双减”政策给学校体育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体育培训的乱象。得出共识：在“双减”政策推进过程中，首先要坚守学校体育的主阵地，突破传统的体育教学思维和学校体育发展思路，重构体育教学内容、体育课程体系和综合评价体系，提升体育课程质量和体育教学质量；其次，理顺学校体育与学生体质之间的关系，明晰学校体育教育的定位和性质；最终，将体育真正作为学校课程并有效落实，促进学校体育的本体回归，解决学校教育中学生的成长性与教育性问题。
“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的担当与反思——《体育与科学》“‘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本体回归”学术工作坊综述
文 | 王辉，李平
（《体育与科学》2022年第3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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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出台背景与问题指向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坚决压减学科类培训，减轻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政策直指“学业压力大、没有运动时间”，而这正是影响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首要因素。钟南山院士在接受访谈时曾说，“双减”政策通过减少青少年的学业压力，鼓励青少年走出室内、走到户外，增加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从而增进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贾齐提出，时间、场地和意愿是参与体育运动的3个基本条件，参与体育运动是青少年儿童的权利，但要避免强制性参与或者强制性剥夺。王水泉认为，“双减”政策提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两大负担已经影响到甚至阻碍到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教育方针这些国家战略的推进，并且，两大负担还抢夺了学校教育的主阵地，破坏了教育生态，削弱了人才培养质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利于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这就是“双减”政策的问题指向。
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是“双减”政策的又一个指向。汪晓赞坦率地说：“目前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慢下来的比赛，身体活动水平急剧下降。”美国和英国在过去一代的时间，分别下降32%和20%，但中国却是在半代人时间里下降了45%，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可以用“软硬笨晕”4个字来形容，“软”是骨头软，“硬”是肌肉僵硬，“笨”是动作笨拙不协调，“晕”是平衡性差容易摔跤。面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出台了大量的重磅文件，尤其是“双减”政策的颁布，过去的减负是减少体育健康课，现在减负是增加体育健康课、身体健康课、体育健康活动。贾齐对青少年体质下降与学校体育的关系提出质疑，他认为学校体育只能承担有限责任。
“双减”政策带来了哪些改变？汪晓赞分享了一个例子，“双减”政策实施后，小区的运动场上人多了，十几岁的孩子开始在那里打篮球了，我们形象地称为“冷了补习班、热了运动场”，家庭、学校、社会都重视体育了。实际上，双减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培训机构、家长、学生、课堂教学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当然这个适应更多地指向文化课。徐仲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双减”给学校体育带来的机遇。第一，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时间增加了。培训机构缩减、学生参与课外培训的时间减少、学校的文化课作业量减少等都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学生们有了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第二，学校行政重视程度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大课间的形式、内容以及课后服务方面，但是，多数学校对于体育课程的重视并没有明显地提升。第三，家长对孩子体育状态的重视程度提高了。以前家长只关心学生的文化课成绩，现在明显地开始关注学生的体育成绩，以前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家长总觉太浪费时间，现在愿意花费时间陪孩子锻炼，愿意花钱让孩子上体育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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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的坚守与突破、双增与双提
2.1 三个坚守：主阵地、保底线、以体育人
新时期，学校体育的使命与价值是什么？汪晓赞概括为“三个坚守”，即坚守学校体育的主阵地，让运动场更有温度；坚守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的底线，让全民共享学校体育的红利；坚守“以体育人”的功能和价值，让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让体育更好地融入生活。
汪晓赞认为，坚守学校体育的主阵地有四个基点：一是，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在制度层面保障学生上好体育健康课、保证学生体育参与的权利，发挥政策文件的引导性和考核评价的激励作用，将运动场从风景好看转向体育友好；二是，打造优质体育健康课程，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尊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对运动的喜爱；三是，严抓学校体育课堂质量，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四是，营造浓郁的课堂活力，有温度的运动场要触动教师走出办公室、学生走到运动场。此外，汪晓赞提出，学校体育要确保青少年体质健康并实现“以体育人”的价值。曼德拉曾说：“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频频刷屏，谷爱凌、苏翊鸣、徐梦桃等奥运健儿家喻户晓，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做过一个有关徐梦桃的话题，其中选的主体论文之一就是《体育与科学》杂志发表的《徐梦桃运动行为志研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训练实践叙事——徐梦桃与程志理的训练学对话录》，上了热搜，超过一亿人次阅读，凡此种种，都是体育力量的最佳诠释。那么，我们怎样传承这种力量，又怎样让孩子来享受这份力量，榜样的带动不可或缺，政策的推动、伟人的思想、名人的寄语同样重要，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毛主席曾说“德志皆寄于体、无体无德智”；蔡元培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白岩松谈到“应该让体育成为中国人的家风”。
汪晓赞强调，学校体育亟待更新教学理念、改革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优良品格。从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切入，激励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奠定学生终身体育的基础。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发团队开发的KDL体育健康课程，用Know it、Do it、Love it理念，即知之、行之、乐之教育理念，也即三维课程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技能是Know it，过程与方法强调Do it，情感态度价值观则是Love it。培养有运动能力、懂运动文化、热衷于运动的人，懂运动文化即Know it，有运动能力即Do it，热衷运动、带动身边的人运动、让运动成为生活即Love it。并且，为课程的每一个板块、每一个单元、每个主题提供了学习目标、术语定义、技术要点、活动器材、活动内容和学习评价，尤其是教学活动内容设计，一线的体育老师拿来就能用，便于提升教学能力、提供优质课程。徐仲书高度赞同汪晓赞的观点，他提出体育课为什么教、教什么是我们非常困惑的问题。一线体育教师承担着课堂教学、竞赛组织、教学管理、大课间体育活动新任务，如今又增加了课后延时服务、体育家庭作业，很多体育教师同时承担几个年级的体育课，任务繁重，如果KDL课程能够推广，一线体育教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汪晓赞进一步阐明，学校体育要严抓课堂质量、更新教学方法。季浏教授在中国体育健康课程模式中提出3个要素：一是满足运动负荷的要求，每节体育课的运动密度应该在75%以上、运动强度平均140-160/分钟；二是每节课要进行10分钟左右的至少4种以上的补偿性体能练习，强调多样化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强调补偿性以均衡身体发展；三是进行结构化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季浏强调运动技能教学要以活动与比赛为主，在情景中教知识、教技能，将单一技术的体育教学转变为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教学，比如双手胸前传接球，它一定是在比赛中运用，其结构要素包括有球队员把球传出去，无球队员跑位、做好接球准备，防守队员做出判断、做出反应、做出决策。所以，当我们要学习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时候，在活动设计和比赛中，需设计一个应用的情景，此中应包括有球队员、无球队员和防守队员，用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来解决复杂真实运动情景中的问题，就像程志理论及的“每个人自身的体会是最为强烈的”。
2.2 三个突破：教学思维、教学模式、评价体系
新时期，学校体育如何回应“双减”政策的机遇与挑战？汪晓赞提出，关键是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突破固有的教育思维，从传统的体育转向新时代体育；二是，突破固有的教学模式，从孤军奋战转向家校社联动，打造学校主导、家庭辅助、社区参与的格局，学校要引导家长在周末和节假日带孩子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家长也要参加其中，营造家庭体育活动的氛围，并且为儿童青少年打造家门口的社区运动空间；三是，突破固有的体育教学和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从单一评价转向综合评价，跳出学校体育改革“原地打转”的怪圈。
汪晓赞认为，新时代体育首先要批判过去的体育教学思维，以往的体育教学唯技术论、唯体能论、唯分数论，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12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提出“5+体育”，即“兴融亲常智”，突破了“三唯”体育教学思维。“兴”是以体兴国，用体育精神来引领中国精神，谱写健康中国新篇章；“融”是创新旗帜、行业融合，铸就新时代的追梦人，培养身体强健、体魄强健、身心健康的高素质人才；“亲”是体育入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家是最小国，国有千万家，重视体育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常”是社区体育，是全民运动促进体育生活新常态，体育进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智”是体科联姻，助力未来体育新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体育教育。
汪晓赞进一步强调，打造优质体育健康课程，要突破固有的体育课。以往，体育课主要有5种形态。一是军事化的体育课，强调队伍整齐、立正稍息等课堂常规，但课堂常规仅仅是整队、立正、稍息吗？课堂常规是“令行禁止”。二是过于强调纪律的体育课。校长喜欢看整齐划一，老师们就强调规范与纪律，试问，体育课应该是欢声笑语、充满活力、热情四射的空间还是鸦雀无声的场域？三是过于强调安全的体育课。体育活动存在安全风险，尤其是剧烈运动，所以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不敢让学生跑、不敢组织比赛，然而，体育课恰恰是让孩子们学会规避风险的最佳场所。四是说教课。体育课是以身体实践为主的课程，学生们只有通过亲身的运动体验，才能体会动作要领。因此，体育课要强调多练，说教课直接导致运动强度和运动密度的下降。五是死抠技术的体育课。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去学习单一的技术，此时，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应更多地强调技术的运用，死抠技术动作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5种形态下，有学者提出了“三无”体育课，即无运动量、无战术、无比赛，进而产生排队的体育课、等待的体育课、不出汗的体育课、放羊式的体育课。
如何突破固有的评价体系？汪晓赞指出，过去的体育教学评价是单一的教师评价，如今，学校体育要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真实性评价、健全综合性评价。《中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提出校长挑战杯，旨在考察学生的进步幅度，促进学生挑战自我、挑战达人，挑战杯设健康冠军、健康精英、健康达人、健康能手等奖项，学生每天都可以挑战，获得相应的积分，通过积分换银质奖章，通过银质奖章换金质奖章，进步前10%的是健康冠军、10%-20%是健康精英、20%-30%是健康达人、30%-40%是健康能手，最后由校长亲自颁奖。在KDL课程里面也有大量的评价案例，我们思考的是怎样让学生通过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加深对体育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发挥评价的反馈导向作用与激励改进功能，须知，教育评价功能不在于甄别、选拔、淘汰，而是反馈信息、激励改进、帮助学生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2.3 落实“双减”、抓住“双增”、实现“双提”
为落实“双减”政策，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提出，在落实“双减”的同时要推动“双增”，即增加学生校内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机会，增加学生校外接受体育和美育方面课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 。体育培训机构蜂拥而起，各类体育项目的培训班异常火爆。中国用品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存体育培训相关企业28.8万家，“双减”政策发布后体育类和艺术类培训公司增加了3.3万家。据聂卫平围棋道场CEO赵哲伦透露，“双减”政策出台的第二天，有120多家K12教培机构向聂卫平围棋道场发出转型需求，尔后，他们发布了一则助力K12教育机构转型的消息，当天收到300多家机构的合作意向。此外，学而思、新东方等学科类培训机构纷纷转向体育培训。
与会专家赞同“双增”这一说法，同时指出“双增”并不必然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提升体育课程质量，因此，“双减”只是手段，“双增”只是机遇，当代体育人的使命是落实“双减”、抓住“双增”、实现“双提”。“双提”是指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学校体育立足于提高教学质量、体育培训立足于提升服务水平。王水泉认为，提升体育教学质量的核心是“教授同行”，即老师有所教、学生有所学。汪晓赞在“三个坚守”中指出，打造优质的体育健康课程核心是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徐仲书赞同汪晓赞的说法，并进一步强调，提高体育课程的质量和提升体育的育人水平才是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方向。
王水泉通过分析“双减”政策文件，指出体育课、体育课程、体育教学这类词在“双减”中并没有出现，该文件并未说明体育课怎么改，也未必就能够带来学校体育的春天。“双减”政策提出后，权威人士提出“双增”，然而，增加体育学习的时间和机会就能够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吗？王水泉引用《世界体育教育峰会主报告论文——世界学校体育状况调查》一文的观点：“增加课程时间、增加物力财力能否解决体育课不受重视、体育教师不受待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增加时间和机会主要是量的扩充，更重要的是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提升体育课程质量、提高体育教师水平。王水泉将“双减”概括为8个字“精准施策、重在质量”，统领政策提及的“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专门提高教学质量”。
汪晓赞提出“以体育人”，王水泉认可她的观点，并指出“体育育人”是提升体育教学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王水泉进一步发问，什么是一节好的体育课？我们应该思考怎样的体育课程教学更符合素质教育的需要，体育课程教学的育人价值究竟在哪里。徐仲书从一线体育教师的视角给出了答案，学校体育要以育人为本、以课程为中心、构建一体化的教学内容，将体育课程拓展到大课间、社团、体育竞赛、家庭作业等方面，在多元化空间、以多样化方式展开体育技能、运动文化、体质健康的教学，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参与机会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调整以往那种以游戏为主的体育课，破除“上了十几年体育课，一项体育运动都不会”的怪现象。徐仲书提到自己的学校开展了四季运动会，平时还设有各种项目的校园吉尼斯挑战赛，挑战的内容均在体育课程中讲授过，并在体育大课间、课后延时服务、家庭作业中练习过；事实上，他不赞同课程内容以核心力量练习为主，对中小学生而言，应该重视动作的灵活性、协调性、发展性以及学习兴趣，更应该重视课程的育人功能，任何教学模式都无法回避学校体育的本质以及学校体育课程的核心内容、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徐仲书认为，体育既是载体也是目的，体育教育的管理者和推行者应该花大力气建设课程内容，科学论证，扎实推进，这样才能确保体育教学内容符合育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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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的本体回归与学科回位
3.1 课外体育培训是应试还是兴趣，减负还是增负
程志理提出课外体育培训本体回归的问题，强调体育培训应立足于提升学生运动素养或者解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理顺体育培训的基点。当然，学者们无法回避“双减”政策减什么与增什么的问题。
程志理认为，“双减”限制文化科目的教育培训，非学科的体育教育培训火爆起来，但是，体育培训机构依然按照中考体育的项目设置内容，并不是着眼于提升学生运动素养或者解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当谷爱凌出圈后，大家迫切想知道谷妈妈是如何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的，当得到的答案竟是“让她睡足够的觉”，谷爱凌也认为睡觉多是自己成功的秘诀。虽然，谷妈妈的教育方式似乎为“双减”政策提供了成功案例，但如此“凡尔赛”的回答自然不能让深陷教育“内卷”的中国家长满意。
程志理坦言，中国人对成功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也正因为如此，2014年跳绳考核被纳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政策一出台，学生、家长、教育机构等都把自己的未来系到了这条绳子上。在南京，跳绳培训费最低是200元/小时，有的甚至达到了500元/小时。中考体育分值增加后，中考体育项目又成为培训的热点，一向不受家长重视的体育培训，也成为香饽饽。然而，学生参与体育培训的目的还是为了应试，为了在考试或测试中取得更好的分数，学生不得不听从家长安排参与体育培训。王水泉则直接指出，体育真的成为升学考试科目后，只能再次异化为应试教育，给学生和家长造成更大的负担，引发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内卷。
徐仲书认为，体育进入中考旨在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不宜围绕着考试内容进行教与学。如果我们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他们每天要面对新中考、新高考，各个科目有增无减，现在又提出美术、音乐等全部进入中考和高考，一天就24个小时，最终，只能是减少学生的休息时间，这究竟是减负还是增负？程志理指出，问题不止于此，“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培训由地上转入地下，说明教育培训依然有需求，依然有问题产生。贾齐进一步指出，“双减”政策是有局限性的，政策并没有直接削减家长们的担忧，其对于减负来说只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家长和学生的压力并没有解除。我们国家青少年体质问题是家长不急、国家着急，因为家长有更急的事情，使得家长顾不上孩子的身体健康，他们正在逼迫孩子去补习、去考大学，只有上大学，孩子将来的生存质量才有保障。我们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还不完善、就业前景不明朗，加上社会对职业教育带有一些偏见，导致目前的职业教育没有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因此，“双减”政策针对校外补习的管控并不能直接缓解家长们的压力，没办法真正减负。
3.2 学校体育的有限责任与多元评价
贾齐强调，学校体育的本体回归，首先要厘清学校体育的职能与责任，明确学校体育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不越位、不缺位。尔后，问题指向学校体育职能的完成情况，核心是评价，关键是评价谁、谁来评价、怎么评价。
关于学校体育的职能问题，贾齐首先发问，学校体育教育与学生体质的关系是什么？在“双减”背景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学校体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体育运动，改善增强学生体质的环境。然而，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学校体育存在因果关系吗？在青少年体质下降的问题上，学校体育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学校体育如何解决学生体质下降问题？反之，如果说不是在学校体育方面出了问题，为什么老拿学校体育来说事儿？钟南山院士将青少年体质下降原因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导向问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青少年锻炼时间不足。事实上，导致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是综合性的，将其归咎于学校教育或学校体育教育是不合适的，也很难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是一项以体力为基础、以智力为灵魂的事业，学校体育教育不应该受到“学生体质或应试考试分数”的影响，而应充分发挥体育的命赋性、成长性与教育性，提高学生的运动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贾齐强调，我们要追问学校体育到底是干什么的，才能知道学校体育究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认为目前学校体育的定位是有偏差的。须知，体质并不是学校体育的全部，学生体质几十年下降，并不是由于学校体育没有搞好。体质是属于生物学范畴的概念，而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如果把改善体质当作学校的首要任务，或者说学校体育应该做而没有做好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工作，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体育运动和人类体质之间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多维度、多方位的复杂关系。但是，当今社会一旦涉及学校体育问题，就直接指向体育中考、体质测试等，然而，体质测试只是参与运动后的一个生物学方面的映射。此外，现在青少年体质被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采取一些行政管理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必须考虑到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不适应与不和谐问题，考虑到学校体育的根本职能。贾齐进一步说明，“双减”政策也不是包治百病的，政策是有指向的、效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影响学生体质健康的因素是多元且需要区分的，一种是由于学校教育外环境、社会环境导致的问题；还有一种是学校自身出现的问题，是内环境导致的问题。不是学校、体育课程导致的问题，从学校教育、体育教育着手解决，给出的决策就可能出现错位、失误。因此，“双减”政策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改善教育外部环境，政策着眼点是重塑学校教育的生态环境。
贾齐指出，学校体育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评价问题。在教育的大前提下，分析把握学校性质，才能明了学校体育到底是干什么的，才不会把体质测试成绩作为学生体育成绩或体育升学考试的评价标准。第一，我们应该重视成绩，但不能采用“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比如有些国家采取学业成绩与体质测试分开表达、互不影响的方式，体育成绩只是体育课程的，学校会告诉家长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以及这种体质状况在本校、在本省乃至全国的同龄人当中处在一个什么位置。第二，在教育的大背景下展开评价，重视sport对于儿童青少年认知、情感以及社会适应性方面的作用，全面完整地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使体育真正成为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学生在运动参与中体验到挫折与喜悦，学会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集体和自己的关系，教会他们容忍、克制、妥协以及遵守规则、表达诉求，这就是社会适应。第三，在体育教育的评价过程中，合理采用选拔性评价与非选拔性评价。非选拔性评价一般分为甄别性评价和非甄别性评价，例如，在体质测试中，体重超标就是一种甄别性评价，如果在评价中采用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将学期末的体重与学习开始前或中期进行比较，就是非甄别性评价。汪晓赞认同这一观点，并在“三个突破”中强调，突破固有的评价体系，从单一评价转向综合评价，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真实性评价、健全综合性评价。徐仲书则认为，学校体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之下的国家教育，是以育人为目的而非功利的、金牌的教育，义务教育的核心不是精英教育，“双减”政策应该惠及所有学校，而不是做典型、做重点、做样板。
3.3 课后体育服务：免费还是收费
徐仲书和贾齐都提及课后体育服务的本体回归，共同指向免费还是收费的问题。“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育部及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相关政策16份，18个省份颁布相关文件44份，对学科类及非学科类培训进行了规范和治理，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谁来开展课后延时服务、费用从哪里来、如何监管，这是现阶段制约课后体育延时服务的主要因素。
徐仲书认为，“双减”政策撬动了学校体育的内需、增大了体教融合的空间，学校需要开办各种社团、开展各种活动来满足学生需求，于是各种体育培训机构进入学校，这丰富了学校体育活动的内容，也解决了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然而，谁来监管第三方培训机构、如何监管？并且，部分项目进入学校，要求在职教师提供辅助，但是，教育部下发的《新时代师德规范》中明确规定：“规范中小学教师的从教行为，不得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如何应对这一悖论？现实中，第三方培训机构无法给在职教师发劳务费，学校又没有专项经费，导致体育教师根本不热衷于参与校内课后体育服务。有研究表明，多数学校对体育老师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补助不合理，有的学校甚至未给予相应的补助，少数学校只是将体育教师参与课后服务计入课时，导致体育教师产生疲劳感和无力感以及厌烦情绪和抵触行为。
徐仲书指出，“双减”政策实施以前，校内各种社团是不收费的，现在因为培训机构介入以及教师劳务费等问题，很多社团开始收费，这是否合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下发了《关于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公告》，对校外培训中出现的乱收费、安全隐患、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其并未涉及校外培训机构进校后如何约束的问题。在实施课外延时体育服务中，如何落实经费问题，大体存在两种模式：一是由公共财政支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比如北京、上海、河北、天津、福建等；二是采用政府补贴、学校负责但其可以适当收费的方式，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海南等。
贾齐直言，强制性和免费性是义务教育的性质，凡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园内专门组织的教育性质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提出，课外体育服务的主体既包含学校也包含校外培训机构，实施的主体既包括学校教师又包括社会人员。校外体育培训不属于学校体育的范畴，校内课后体育服务应该归属学校体育教育的范畴，也应该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但是，“规范”中多处涉及实施主体和实施行为人如何规范收费的问题，这是不合理的。
3.4 学科回位：独立的研究方法与独特的研究对象
学校体育的学科回位指向体育学的学科问题。“双减”政策明确将校外体育培训视为非学科类培训，引发专家、学者对体育学学科属性的争论。汪晓赞表示：“我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的音体美就变成了非学科教育。但我依然认为，从学理角度来讲，体育肯定是学科。”
王水泉却认为，体育界专家正在论证体育是学科，旨在提升体育学科地位。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体育还称不上一个学科。体育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但缺乏核心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方法，这是体育学的硬伤，也是其未能升级为学科门类的根本原因。体育学领域核心的研究对象，一直以来只是外在的机械运动意义上的物理模型，具有生命气息的人类的身体运动却被拒之门外。体育学领域采用的核心研究方法，源自以精确性、客观性为原则的机械论的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者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他人的身体运动。所以说，现在的体育学科还称不上一个学科。眼下，体育教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切实提升体育教学的质量，恰如《世界体育教育峰会主报告论文——世界学校体育状况调查》中提出的“体育课的教学质量是该学科未来的基础”，改变学科地位应在体育课程质量上下功夫，提升体育教学质量最为关键。最终，如若体育学升级为学科门类、体育变成学科教育、体育培训成为学科类培训，体育界又将如何面对“双减”政策？
文献引用格式：
王辉，李平.“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的担当与反思——《体育与科学》“‘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本体回归”学术工作坊综述[J].体育与科学,2022,43(03):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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